国有财产法原理研究：迈向法治的公共财产_李昌庚著_9787516103708

作为弥补私有制缺陷的国家所有权面临着“政府失灵”的困惑，由此决定了国有财产合理市场定位乃是国有财产法治化前提。结合古今中外立法经验，我国不仅面临着国有财产立法自身缺陷，还面临着国有财产市场定位以及公权力制度安排等问题。国有财产的公权力性质决定了国有财产治理关键取决于国有财产的合理市场定位以及公权力制度安排，国有财产立法仅具有相对意义。因此，我国必需加快国有财产市场转型改革，构建国有财产分别所有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国有财产立法原则；并对宪法、民商法等相关部门法涉及国有财产的规定提出了立法建议；进而提出了国有财产立法思路，以此构建中国国有财产法律体系。进而实现国有财产从“王室私产”向公共财产的法治转型。

    传统社会主义社会计划经济时期都以公有制为绝对主导，全民所有制为基础，辅以集体所有制，公民个人所有制被限制在非常有限的限度内。国有财产统领了整个社会生活。应当说，这种制度设计的初衷是美好的，寄希望公有制实现“人人均贫富”。但却忽视了人性私欲以及社会生产力发展、国家治理及民主法治化水平，人为地加速了社会发展进程，而遭致自然规律的惩罚。绝对的平等意味着绝对的贫穷。在这种寄希望“贤人治理”而忽视人性私欲以及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度设计下，国家治理及民主法治化水平低下，而致美好初衷的“国有财产”被糟蹋、浪费、蚕食甚至被少数人或利益集团利用特权而据为私产。在此情形下，其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国有制似乎似曾相识。也难怪有人将这一阶段称为封建社会主义。虽然，笔者不赞同用所谓的“封建社会主义”简单评价或否定传统社会主义社会计划经济时期，但足以让我们反思这一历史阶段。
    在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失去了商品交易的基础，故在市场经济社会所存在的国家公私产的划分及其不同的法律规制也失去了意义。无论国有企业还是其他形式的国有财产，所谓的法律调整也沦为“清一色”。即便所谓的法律调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也沦为政治主张、行政命令或计划的代名词。如同有学者所言，中央集权和计划体制的推行使法的作用远不及行政命令或行政计划来得重要，既有的法律法规也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并不具有法自身的权威性、独立性，甚至形同虚设。①因此，即便社会主义国家也曾经制定过《民法典》等，那也是民法典的异化，如果说其还具有法律色彩的话，更多地具有公法色彩，而缺失私法色彩。只有在把握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财产和法律的实质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国有财产法历史。
    当然，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等各种因素，导致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最终走向解体，逐渐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社会主义社会的国有财产法历史也走向终结。与此对应的是，中国、越南等则采取了一种渐进的相对平稳的社会转型改革，国有财产立法也发生了很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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