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穿史铁生》表达对史铁生的怀念之情,满足广大读者阅读、珍藏史铁生作品的需求。
《看穿史铁生》作者阳雨薇的清彻与聪慧,她对文学与文字的敏感,读者诸君在文本中会有臧否,其中的青涩自不待言。她对复杂和隐秘的人类情绪的文学把握,对艰涩与深刻的人生哲理的捕捉与把玩,尚在边缘之处张望。
2010年12月31日,是史铁生的节日。他做完了自己要做的事情。长久等在门外的死神对他说:嘿,走吧。对这不由分说的召唤,他没有犹豫。史铁生走了。太阳在这边收尽苍凉,又在那边布散朝晖。他的亲人、朋友、读者,似乎不曾感觉他的离去;日复一日,他依然一字一句地敲打着键盘,一点一滴地书写着对人生的思考和热爱。史铁生走了,他留下的大善大爱、充满智慧、哲理和真情的文字,依旧被千千万万读者反复阅读回味,从中获取心灵的滋养。《看穿史铁生》讲述了史铁生的不平凡经历,对其一生当中重要的作品也进行了解读,是系统研究史铁生的一本读本。
站立边缘的文学张望——序阳雨薇“看穿史铁生”过于熟悉,反显得陌生,便不知从何处落笔,方能把作者的神韵写将出来。弄文学,本来就没有一个格式,评论文学,就更难有一个极为明朗、极为准确的模范。尺度是有的,可是,当文学与活生生的人摆在一起时,毕竟是一件犯难的事。何况在文学与文学制作尚有许许多多规约的时候,知人论世与由文及人,是困惑的事。
我的研究生们,在面试录准时,我便给他们交代了作业,大多是阅读书目和应考虑的文学问题。那时,一般都在当年的四月,离九月入学尚有半年的时间。
我以为这半年时间,对一个即将入学的研究生,尤其是中文系文学专业的硕士生而言,是尤为重要的读书时节。特别是这些年,仿佛社会生活和时代风尚,有着某些约定,大凡选读中国当代文学专业的学生,十有八九是来自外语或其它相关学科的本科生,诸如新闻学、行政管理或传媒广告,还有相当部分来自理科,诸如生命工程或排水给水等学科,而且大多为女生。
男生们大多趋于实利的专业,而把文学的浪漫和无用,留给女生们为专业。这种状况自然从另一面看出我国高考的制度弊端,也更能窥视研究生考试中外语独大的毛病,实为外语本科生荡开一面,同时也可感觉本科教育中专业精神的式微。大凡外语出身的学生,考中文硕士,抱死一本文学史,照本宣科死记硬背地啃上数月半年,靠着外语的优势,大约考试入围是没有问题的。他们的外语确实不错,有的入学时已达到八级,可中文基础却差,尤其是文学史知识,没有结结实实的恶补,脱胎换骨的改造,必得一洗本科时的懒散,没有这些决心和坚持,是很难登堂入室的。故人学前这半年时间的中文专业预习,显得十分重要。
缺失文学艺术的时代,是人类的黑暗时代,而这种缺失于人的内心,也是同样的。文学艺术真的会使人的内心与灵魂皈依,明亮同时温润起来,充满着热情和热力远离俗世的考虑,同时满怀着生命的憧憬与深沉的浪漫。
阳雨薇就是这样,刚入学时,她的腼腆与单纯的样子,让我以为她对文学并未十足的敏感,她的读书报告写得过于中规中矩,而让我疑惑她是否真的正经读进这些书里去。我是常常从一些离经叛道,特别是从不合规矩的表达里,去发现一个学生的真实底蕴和可能进取的方向的。而在中规中矩、人云亦云的拘谨文字面前,我的判断力却常常尤其迟钝。其实,我对之的第一印象并不准确。我想,在我决定让她写作关于史铁生的选题时,我就已经对她刮目相看。
我以为史铁生的文字和作品,多少可以唤起她对文学中的生命感悟和生存本真的驿动,至少可以从一个高难的动作设计上,让她进入一种沉潜的绵密但依然可能奔放的状态,这对于一个涉世未深没有多少人生经验的学生而言,有着某种来自文学苦楚的体验。
即便收获不了等多的文学成果,但建设或尝试一种文学敏感却是十分得体有益的。我想她在史铁生的作品中,是可以有所触动,而一旦这种触动被开启,她便进入一个全新的文学领地。正如她在完成这个课题之后,在《后记》中所说:“我几乎读遍了作家的所有作品,作家的有些文章我还重复读了好几遍,比如《我与地坛》、《合欢树》等。每次读完,我都有些新的体会,记得有一次我一个人坐在图书馆五楼靠近窗户的一个位置,一个人静静地咀嚼着史铁生笔下的文字,突然发现自己的眼里饱含着泪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流泪?很复杂,一时说不清楚……”当我读到这段文字时,之前已通读了她写的这本书的每一个章节,畅谈了每一处修改,至此,我的内心是欣慰的。我对之的预期是对的。她确实已经有了自己的敏感,与史铁生,与文学拥吻了。这是阳雨薇通过写作这本书而达到的一种境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才是她此生最重大的飞跃。固然,这本书对她来说,没法不重要,但更重要的东西,已然沉人她的心底,成为一种灵魂的积淀和生命的动力。这才是我对学生的文学期待。
阳雨薇的清彻与聪慧,她对文学与文字的敏感,读者诸君在文本中会有臧否,其中的青涩自不待言。
她对复杂和隐秘的人类情绪的文学把握,对艰涩与深刻的人生哲理的捕捉与把玩,尚在边缘之处张望。但其进入与浸润已为期不远。这也是我为之写序的目的。
2013年1月28日凌晨
引言
清华附中的史铁生
陕北插队的史铁生
生活在别处
旧园地坛的史铁生
渐行渐远的史铁生
后记
清华附中的史铁生中学时代的史铁生在好友中的印象是这样的。胸背略微向前倾,走路有点外八字;眼睛小小的,目光沉稳;圆而大的鼻头实实在在端坐在脸庞中央,威风八面;上唇两撇淡黑色的胡须给面孔增添了几分老成,举手投足间透露着稳重、潇洒和自信。孙立哲——史铁生的挚友,他在《想念史铁生》中是那样描述史铁生的,并且还提到很多自己和史铁生一起在清华附中读书的日子。
史铁生家与清华有缘份。史铁生在奶奶家长大。
奶奶带着史铁生的父亲和两个弟兄三家人合住一个四合院——北京草厂胡同39号,三世同堂。史铁生的大爷史耀增,1951年1月从清华大学化工系毕业,全家庆贺;史铁生正好在这个月出生,双喜临门。孩子们吃、喝、玩、念书都在一起。堂兄妹之间,按一家人实行大排行,史铁生是父母所生老大,大排行老三。
史铁生的父亲史耀琛排行老二,没考上清华,上了北京农业大学林学系,毕业后曾去东北,辗转回北京。
史铁生的母亲在北京林学院工作。林学院和清华隔一条马路,对面的清华大学收藏着父母的梦。
史铁生自幼记事早,他在《记忆与印象》中有这样一段叙述:“我记事早的一个标记,是斯大林的死。
有一天父亲把一个黑色镜框挂在墙上,奶奶抱着我走近看,说:‘斯大林死了。’镜框中是一个陌生的老头儿,突出的特点是胡子都集中在上唇。在奶奶的涿州口音中,‘斯’读三声。我心想,既如此还有什么好说,这个‘大林’当然是死的呀?……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是1953年,那年我两岁。”这段幼稚的对话显示出作家超强的记忆能力。
1964年8月29日是清华大学附中新生注册日,史铁生分在初中64—3班。史铁生是住校生。清华附中专门组织排子车,到清华门外的公共汽车站接远道而来的住校生,这些新生大多来自城里,也有少数海外归侨。史铁生住校的宿舍是一座四层的砖楼,第一至三层是男生宿舍,第四层是女生宿舍,一律筒子楼格局。楼层中间贯穿一条黑幽幽的甬道,两边各是一溜寝室,每间房里支着4个上下铺架子床,睡8个学生。
室内中央吊着一个白炽灯泡。室内没有桌椅和其他家具,读书学习一律在教室和床上进行。每层楼有个公共漱洗室。史铁生在这宿舍楼里住了大约3个年头。
开学不久,教语文的董老师让史铁生在课堂上朗诵了自己的作文,写他小学一位老师,不但文笔好,而且朗读时声情并茂,全班听了一起感动。课后同学们反响很大,好评如潮。当时清华附中语文教学方法之一是选出优秀的学生作文,让学生们自己在课堂上读,促进师生互动,这是清华附中精英式语文教学的一大特色。史铁生早年把直接与间接的经验用丰富的语言形成结构,在中学先声夺人,引起回响。
史铁生有语言天赋,我们可以从《合欢树》中看出:“10岁那年,我在一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母亲那时候还年轻,急着跟我说她自己,说她小时候的作文作得还要好,老师甚至不相信那么好的文章会是她写的。‘老师找到家里来问,是不是家里的大人帮了忙。我那时可能还不到10岁呢’我听得扫兴,故意笑:‘可能?什么叫可能还不到?’”可见史铁生可能是遗传了母亲这一优点。
史铁生中学时期的两位老师董玉英和王玉田是一对残疾人夫妇。“残疾”和“死亡”这两个词不仅仅是概念,它们以鲜活而残酷的面孔早早地走进史铁生的人生词典。董玉英老师从师范大学毕业不久,是史铁生的语文老师,董老师患小儿麻痹后遗症,走路跛行;王玉田老师是史铁生的音乐老师,王老师有更深重的残疾,先天性心脏病,左右两个心室之间有多个孔洞,无法手术修补。平时嘴唇呈微紫色,只能走路,不能跑,不然就喘不上气。更惊人的消息是:医院的专家判定王老师活不过30岁!学生们对老师充满敬意,王老师最后在学生们为他组织的专场音乐会的舞台边倒下,史铁生那时正举着鲜花要献给他。几米的距离,死神在意想不到的时刻现身,分秒之间天人永隔,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史铁生在文章《纪念我的老师王玉田》中写道,“我最终从事文学创作,肯定与我的班主任是个艺术家分不开,与他的夫人——我的语文老师分不开。在我双腿瘫痪后,我常常想起我的老师是怎样对待疾病的。”“恰似我们当年。纯洁、高尚、爱和奉献,是他的音乐永恒的主题;海浪、白帆、美和创造,是我们从小由他那儿得来的憧憬;祖国、责任、不屈和信心,是他留给我们永远的遗产。”中学时期正是一个人的价值观、人生观以及世界观的形成期。而中学阶段的老师对学生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史铁生读初中的时候,就遇到了一对残疾夫妇老师,但身残志坚的两位老师却又那么地才华横溢,正如他在《纪念我的老师王玉田》一文中所说,王玉田是“我”初中两年的班主任,“那时他才二十八九岁,才华初露,已有一些音乐作品问世。”“他的夫人我们的语文老师董玉英,那时可能还要年轻些,快乐、奔放,而且非常漂亮(她的腿有一点残疾,常令大家觉得上帝也有一些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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