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彼得·汉德克于1942年12月6日（圣尼古拉斯日）出生于奥地利南克恩滕州的格里芬。在那里，除德语外，斯洛文尼亚方言（也）是当地的日用语。尽管多数当地人都掌握这门方言，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都在使用它。究其原因，不仅是因为斯洛文尼亚人在纳粹时期遭到了迫害，而且在更早以前，即早在1920年的克恩滕州全民公投时，多数当地人就已经在思想和情感上认同德语。至于他们用来咒骂和歌唱的那门语言，则在他们心中被淡漠。因此，当汉德克的外祖父格里高尔·肖茨·沃戈·温德（Gregor Siutz vulgo Wunder，19世纪时，Siutz也写作Sivec）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后改为南斯拉夫王国）投票的消息被传出去之后，他便收到了死亡威胁。汉德克后来讲，外祖父共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名叫格里高尔，是家里后一个有觉悟的斯洛文尼亚人。据说，由于他当时在斯洛文尼亚的东北部城市马里博尔的农业学校进修，因此很快就将国内的动乱引入家中。再后来，他和三弟汉斯作为纳粹国防军，战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二儿子名叫乔治，又名尤勒，在二战后成为了企业家，但很快就遭遇曝光，因为他的财产来自于对犹太人的雅利安化。汉德克的这位舅舅后来成了奥地利右翼政党自由党地方议会的议员。
战争中遇难的格里高尔舅舅是汉德克的受洗教父。后来这一角色又由汉德克的姨妈乌苏拉接任。舅舅带给家庭两方面的遗产：其一是他遵照前线规定使用德语撰写的信件，其二是他在马里博尔用斯洛文尼亚语写下的水果种植记录。前者留给了二弟乔治，后者则留给了从小到大一直对这个舅舅十分崇拜的外甥汉德克。因此，在汉德克眼中，缺席（Abwesenheit）与重现（Wiederholung）形影不离、不可分开。外祖父虽然不善言辞，但他的故事却对汉德克影响颇深。祖孙俩一起做农活，一起探索并发现格里芬及其周边：尽管仍有遗憾，但这样的童年生活也算是天堂一般。在孩提时代的汉德克眼中，外祖父和他缺席的儿子格里高尔共同决定着一切，他们共同掌控着这物质世界上的所有东西。
格里高尔（它是作品《大黄蜂》《真实感受的时刻》《关于乡村》《去往第九王国》和《我在无人湾的岁月》中所有主人公的名字）这个名字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汉德克在乡村中度过的童年，而并非联想到犹太作家卡夫卡。这位在汉德克出生时就可能已经离世的舅舅，以及这位一直陪伴汉德克，直至他进入语言世界的沉默寡言的外祖父，两人拥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格里高尔。
汉德克始终善于从自身的直接经验出发去认知世界。这些经验源于他同世界各地传统的接触与碰撞，也掺杂着身边媒体日复一日灌输给我们的信息风暴碎片。例如，Zimmermann这个多意概念，既指涉汉德克的外祖父以及耶稣的养父约瑟夫的职业，即木匠，同时又是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德卢斯城的民谣艺术家罗伯特·艾伦·齐默曼（Robert Allen Zimmerman）的名字，他又名鲍勃·迪伦（Bob Dylan）。每当研读《圣经》，遇到能够四重阐释解经的地方时，汉德克都至少将它划分成三重层面来进行阐释：日常生活层面，高雅诗歌层面，平庸大众层面。
汉德克的祖辈们长眠于格里芬的斯蒂芬特墓地那里葬有他的外祖父母、姨妈和在战场上牺牲的两个舅舅（对于他们的缺席，人们只能去怀念）。汉德克的母亲、妹妹们和继父也埋葬于此。母亲一方的祖辈们都是斯洛文尼亚人，但是汉德克的亲生父亲恩斯特·施恩勒曼（Ernst Schnemann）一位受人尊敬的先生，和继父布鲁诺·汉德克都来自德国东部，曾作为纳粹德国国防军的士兵驻扎在克恩滕州。这样的出身背景奠定了汉德克的文学创作：在巴黎市区附近的沙维尔镇，他使用生还者的语言将逝者拉回现实，这甚至可以被视为汉德克崇拜祖先的证据。
小说《大黄蜂》（1966）中的诸多现象、许多物品及虚假的表象和余痕引人入胜，或许正因为此，人称的叙述者才不得不失明，并将他记忆中的亲身经历与书本知识混淆起来。和所有的处女作相同，汉德克的这部作品带有明显的自传色彩：在战争中出生，恐怖与暴行，逃亡与寻找，遗忘与回忆，它们贯穿于整部作品之中。在心灵的眼睛面前，那些看似支离破碎的残缺慢慢成为一幅马赛克画面。由于沉迷于诸多空洞且无意义的现象、形式和画面，叙述者将炸弹和大黄蜂混淆起来，并难以区分其远近。在格里芬的斯蒂芬特教堂里，在大声吟唱斯洛文尼亚人受难祷告词的朗读声中，昆虫和轰炸机都被抛到脑后，好似一篇客观的自然科学论文，它的透视没影点必须集中在歌德的《亲和力》和阿兰·罗布-格里耶的《为了一种新小说》的传统之中，集中在荒谬和非理性之中。作品中细致入微的描述令人终欲罢不能，语言所重现的只是日常概念的集合。
在小说《大黄蜂》中，叙述者提到了一系列虚构的地名，其中有一个叫作格鲁登（Gruden）的地方，它使用了汉德克的出生地格里芬（Griffen）的首字母G，又与邻村的鲁登（Ruden）拼接，形成一个新的单词。在斯洛文尼亚语中，首字母小写的单词gruden一方面暗指汉德克的出生月份12月，另一方面也有乡土和乳房的意思。同时，在低地德语和中部德语里，Grude还有灰烬和遗骸之意。
但是，叙述者将斯洛文尼亚语视为一种外来方言，以此刻意保持与这种方言的距离：除了外来与陌生之外，与地方方言扯上关系的这个事实也令叙述者感到十分厌恶。这种主动要求保持距离的态度，决定了汉德克1957年的自传性文章。汉德克在其中回忆了自己在坦岑贝格读天主教寄宿中学的时光，在讲到他的斯洛文尼亚同学时，人们得知这位向来我行我素的青年，生平一次加入了一个多数群体，并怂恿少数群体离开农村并加入他们这个多数群体。此处不容漏掉的是，汉德克在小学阶段学习了六年斯洛文尼亚语之后，从高中六年级（约高二或高三）开始，坚持要将斯洛文尼亚语从必修科目改成选修科目。
汉德克反复强调，斯洛文尼亚语曾是他初的语言。再后来，年幼的他随家人搬迁到继父的故乡城市柏林并在那里居住，因此德语成为了他的创作语言。在乔兹·斯诺伊关于斯洛文尼亚作家的德语元素的观点中，汉德克被判定为一位需谨慎阅读的作家。对于汉德克而言，斯洛文尼亚语更像是一种类似于雅克·德里达所说的先前的语言（Vorerste Sprache）。而斯洛文尼亚文化，即雅克·拉康所说的对象物简单的初始（Objekt klein a），亦指替代物和替代者，则代表着一种对已逝去之物的纪念，或者说一种对无法再实现之事的无限向往之情。如果要在汉德克喜爱的词汇中找出两个斯洛文尼亚语单词，则一个是向往（hrepenje），另一个是乡愁（domotoje）。不知人们对此会不会感到惊讶呢？它们代表着汉德克文学创作中的向心性和离心性的趋势特征：启程（Aufbruch）和归来（Wiederkehr）。甚至汉德克同斯洛文尼亚语的离与合也需要从该角度进行理解。这种离合互动与往来的高潮出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即他的四部曲《缓慢的归乡》中，那是汉德克在奥地利生活的那段时光。（由于去了国外，汉德克躲过了义务兵役。后来又因超龄，所以无需再次服役。此外，那时他的女儿阿米娜应该正在一所德语中学读初中。）这位格里高尔的后人首先聚焦于他的舅舅。将其比作是对《卡斯帕》里面的咒语我想变成那个曾经的别人（Th 97）的自传性反映也绝不为过。但是，只有将两个格里高尔结合起来，才能够得到一个完整的画面。格里高尔舅舅（他甘愿当一个农民，却被强行征兵派上了战场）背井离乡，而格里高尔外祖父留在了故土。在一个相同的名字里，寄托了两个彼此截然相反的人生。
小说《短信长别》是一部集旅行小说、成长小说、教育小说和侦探小说于一体的作品，记录了一段婚姻破裂的故事。通过这部充满影射意味和情感交织的作品，汉德克将他的试论模式推到了极致：整部作品的结构层次分明，内容饱满，有血有肉。《无欲的悲歌》（原书名是《生死疲劳皆随意》Interesseloser berdruss，在付印的后时刻才更名为《无欲的悲歌》）以一种看似事不关己的第三方的冷漠视角记录了母亲的自尽，但由于小说与风靡一时的自传性作品的潮流相违背，因此它的政治和社会批判性被低估。整部作品既是一种控诉，也是一种诉苦。但这一点容易被忽略，因为作品在事实呈现上既客观又毫无偏袒，也无意去追责任何人或事。在这部作品中，汉德克甚至也以一种中立的方式，将他本人的斯洛文尼亚身世首次公之于众，对于一个斯洛文尼亚裔的奥地利克恩滕人而言，这样的做法或许已经称得上勇敢无畏了。斯洛文尼亚语甚至在德国的首都柏林这座以沼泽来命名的城市，和一些别的大城市一样，柏林建于沼泽之上，而沼泽在斯拉夫语中写作barje斯拉夫语曾经还证明过自己的作用，那是在逃离由苏联占领的东柏林时，母亲所掌握的斯拉夫语言知识不仅很重要，它甚至还挽救了一家人的性命。
......
新书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