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全球城市迭代发展为主要视角，聚焦东亚岛屿型城市国家新加坡，梳理新加坡全球城市建设的基础和条件，以及起步、发展、调整、成熟与创新各阶段的代际特点，探索其发展转型的动力机制、发展特征、迭代历程和启示，展现了新加坡崛起成为新兴全球城市的长时段历程，揭示其独特的“东亚全球城市”模式背后的逻辑与特点，着力为全球城市研究的理论发展和应用提供参考借鉴，为上海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提供历史与文化的参考。

新加坡是当前处于第一层级的全球城市，也是全球城市群体中，与国家合二为一的唯一主体。作为城市国家，新加坡全球城市的建设历程，既有一般城市发展的特征，也利用了国家属性和“小国模型”的优势，折射出后发区域国际化城市快速发展的规律和诸多特点。这些特点使新加坡不仅成为东亚城市的独特代表，也成为新兴全球城市的典型样板。作者在对新加坡的研究过程中，也时常为这一东南亚的“小红点”在 60 余年的历史进程中，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和独特魅力所深深感叹。

新加坡是当前高等级全球城市中，发展历史最短、崛起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同时，新加坡也是全球城市群体中，与国家合二为一的唯一主体，且具有东亚城市发展的鲜明特性。作为一个城市国家，新加坡全球城市建设既有一般城市发展的特征，同时也具备国家属性和“小国模型”，具有国际化城市快速发展的独特优势和诸多特点。这些特点，使新加坡不仅成为东亚城市的独特代表，也成为新兴全球城市的典型样板。

随着全球城市在世界经济运行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大，对全球城

市的研究和认识也不断深化。从发展模式上，对全球城市的发展阶

段认识，经历了以约翰·弗里德曼（J. Friedmann）等学者提出的

“世界城市”（world city）的 1.0 版本到萨森（Sashi Sassen）等学者提出的经典“全球城市”（global city）2.0 版本，以及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以多元化、专精化、创新化为特点的全球城市 3.0 版本的三阶段迭代历程。

新加坡的全球城市在崛起过程中，面对外部经济政治环境的变化，不断进行因应调整，寻找新的发展动力提升城市发展能级，进

而推动城市发展模式的不断转型升级，形成了“政府有为、积极推

动”条件下，历经劳动力密集（Labor Intensive）、技能密集（Skills Intensive）、资本密集（Capital Intensive）、技术密集（Technology Intensive）、知识与创新密集（Knowledge and Innovation Intensive）发展阶段，实现资本驱动与创新驱动平衡互动的全球城市迭代发展模式。这种转型历程，较为鲜明地体现出上述三阶段的全球城市迭代特征。对新加坡全球城市发展历程的梳理总结，对其城市发展模式迭代升级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全球城市发展的总体规律，明确东亚全球城市转型升级的特性，以及升级迭代的动力、条件、支撑与发展趋势。

国外学术界关于新加坡全球城市建设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新加坡

经济总体发展历程、新加坡经济成就原因等方面。

国际学界注意到，新加坡经济的腾飞在于多因素的共同推动。

新加坡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吸引着大批学者探究其经济奇迹

背后的原因。部分学者着重对新加坡经济发展历程新进系统性的研

究，试图对新加坡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系统的分析。英国学者康斯

坦丝·玛丽·藤布尔（C. M. Turnbull）运用叙事史的写作方式，对新加坡 1819—2005 年的发展崛起过程中的殖民史、建国之路、经济腾飞、新旧领导人交替等各个阶段进行了全面的叙述，认为以莱佛士（Sir Thomas Stamford Bingley Raffles）为代表的英国殖民者对新加坡的开发，为新加坡现代化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新加坡建国后的经济发展与其领导人的智慧及经济、政治、社会政策密不可分（C. M. Turnbull，2000）。而 W. G. 赫夫（W. G. Huff）的《新加坡的经济增长：20 世纪里的贸易与发展》则是为数不多的新加坡经济史权威专著，赫夫通过丰富的参考资料，翔实的数据，对新加坡 20 世纪的经济增长第一次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在论及 20 世纪新加坡经济增长时，赫夫将新加坡经济置于世界经济长期发展中进行分析，率先提出了“特产港”的概念，认为新加坡从 19 世纪末开始一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前，其贸易主要局限于马来西亚地区锡、橡胶和石油三大特产，属于“特产港”的类型。他认为，新加坡得天独厚的港口优势，为发展港口贸易提供了原动力，新加坡港口贸易的发展，带动着港口城市的发展，推动着城市经济的发展（W. G. Huff，1997）。

更多学者则从不同的领域因素对新加坡的经济成就进行分析。苏联学者维·尼·库尔扎诺夫在其专著《新加坡的工业发展》

（1978）一书中，对新加坡的工业化发展历程进行了分析，认为新加坡经济高速发展得益于新加坡的国家经济政策、工业部门的调整升级，同时民族资本、外国资本对新加坡工业化发展至关重要。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1991）在述及新加坡经济成就及工业化发展历程时认为，新加坡政府在积极吸引外资时，妥善处理好新加坡企业与跨国公司的关系，既引进了优质外国投资，又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新加坡企业，确保到新加坡投资的跨国公司都是有利于新加坡国家经济发展的合作伙伴。他认为，新加坡相较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其能够吸引大量外资的关键并非其税收等优惠政策，而是新加坡廉洁高效的政府管理体制，以及政府在提高劳动力素质方面的出色成就。新加坡通过工业化及引进优质外资，有力地推动了新加坡国家经济的转型发展。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 Gavin Peebles 和 Peter Wilson（1996）通过对 20 世纪 60 年代到 90 年代新加坡的货币制度、贸易模式、收支平衡、汇率机制和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分析，认为出口导向、依靠外国资本和直接投资是这一时期促进新加坡经济的主要增长方式。Raymond Le Blanc（2008）对新加坡 1960—1980 年的经济发展历程、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及其对就业的影响等进行了研究，认为新加坡这一时期经济的快速增长不仅得益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富的人力资源、优质的教育资源、高效的行政效率及稳定的政治局面，更重要的是制度和政策因素的影响，认为新加坡的制度革新和政策变革是其屡创经济奇迹的关键因素。

英国高级研究员 Johnny Sung 从劳动力开发的角度出发，对新加坡建国后经济的高速持续增长进行了阐释，Johnny Sung 认为，仅仅将新加坡经济的成功解释为“天时、地利”还远远不够，因为世界上还有与新加坡地理概况类似的国家和地区并未实现这样的经济奇迹，新加坡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在于其劳动力优势，劳动力的技能及创新能力在经济转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Johnny Sung，2006）。

曾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加坡区域培训学院院长的 Henri

Ghesquiere（2007）通过对新加坡经济成果、政策实施、制度建设

和价值观塑造等成就进行诠释，认为新加坡成功的核心在于整个

国家社会能够不断创新、创造繁荣。同时，他也认为新加坡经济

社会取得非凡成就的原因，是整个社会如同一个“看不见的结构体系”（invisible architecture）所形成的“非凡凝聚力”（exceptional cohesion），而不能简单归结于某一个或某几个因素，具有高度的独特性和难以复制性。

新加坡在 20 世纪后半叶取得的经济成就，离不开外部世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新加坡国际贸易和投资的繁荣。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学院 Ramkishen S. Rajan 教授和新加坡国立大学艺术与社会科学学院经济系的 Shandre M. Thangavelu 教授（2009）在其合著的《新加坡：贸易、投资与经济表现》中对新加坡全球贸易与投资和政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释，着重分析了新加坡对外贸易的模式、投资政策和外国直接投资类型，认为新加坡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离不开对外贸易模式受外国影响的转型及不断适应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变革，国际贸易和投资成为新加坡经济成功的基石。

新加坡外交政策的成功也为新加坡经济上能够高速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亚洲研究中心资深学者迈克尔·利弗（Michael Leifer）对新加坡外交政策进行了全面的论述，他通过对新加坡外交战略背景、决策过程和外交实践等进行分析，认为新加坡建国初的内外环境是决定其外交政策的关键，新加坡建国初期外交政策的目的在于打破周边国家对新加坡的孤立，消除它们对新加坡的疑虑。妥善处理与马来西亚及印尼的外交关系，为新加坡经济的发展建立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他认为新加坡通过积极参与地区事务，提高了在地区及全球的地位，提高了新加坡城市国家

的国际知名度（Michael Leifer，1974，2000）。新加坡学者型外交官陈庆珠（Chan Heng Chee）分析了新加坡地理环境、人口结构和政治结构等因素对新加坡外交政策的影响，认为其岛屿型城市国家的地理环境影响着新加坡领导人外交政策的方向，新加坡对外政策的目的在于克服特殊的周边地区环境，同时将邻国因新加坡华人众多而排斥新加坡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通过参与多边外交事务，使新加坡的影响最大限度超越其国家自然条件的局限性，提高新加坡的国际知名度及外交话语权，维护国家利益，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Chan Heng Chee，1988）。

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新加坡全球城市建设的研究逐渐起步，国

内学术界关于新加坡全球城市建设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新加坡城市建

设基础、新加坡城市规划、经济发展战略等方面。

第一，新加坡全球城市建设基础。新加坡全球城市建设的起始

条件，是新加坡研究的重要领域。王勤（1992）认为，新加坡全球

城市建设与其自身的地理位置、殖民历史文化、殖民经济遗产等基

础密不可分。新加坡天然良港的独特优势及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为国家经济发展、全球城市建设奠定了自然基础。因其连接印度洋

与太平洋的海上交通要道地位，自古就是亚太地区重要的贸易中转

港。毕世鸿（2012）认为，新航路开辟后，新加坡进入西方殖民主

义者的视野，先后被荷兰、英国殖民，其中英国对新加坡殖民长达

140 余年，英国殖民期间，为了适应英国自由贸易政策需要，英国

对新加坡港口进行大力的建设，将新加坡打造成为免税港，促进了

新加坡转口贸易的发展，英国在新加坡的殖民统治，为新加坡全球

城市建设奠定了经济基础。肖平（1995）提出，英国殖民期间，转

口贸易站的角色给新加坡经济带来繁荣的同时，也导致了新加坡经

济长期的畸形发展，且对外部世界的依赖性过高，极易受到外部经

济波动的影响。强大的经济惯性，使新加坡在建国前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面临严峻的挑战及内外交困的局面，建国后调整对外经济政

策，也因此踏上了经济腾飞的道路。

毕世鸿提出，英国殖民期间，为了开发新加坡，大量移民或被

迫或自愿前往新加坡充当劳动力。1923 年，新加坡第一所学校建立，也就是莱佛士学院的前身。英国在殖民期间推行英文教育，大量的学生从该校毕业并进入殖民机构工作，后来成为新加坡的社会精英，新加坡建国后的教育，大都是殖民时期英国的产物，英国殖民时期的文化教育，对新加坡建国后的经济、政治、文化、城市规划等政策具有深刻的影响。胡伟（2018）从人口结构方面对新加坡的社会结构进行了分析，提出新加坡人口主要是近两百年从亚欧地区迁移而来的移民及其后裔，其移民社会的特性加上英国殖民的历史，不同种族的移民带来各具特色的文化，使新加坡社会呈现多元文化的特色。新加坡东西互济的文化，使新加坡社会既具有西方社会的独立、自由、个人主义的属性，又富含东方勤劳、礼义、忠于祖国等品质，对新加坡成为全球城市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新加坡城市规划。新加坡的城市规划特点，也是学界研

究的重要领域。学者们认为，成功的全球城市建设离不开科学的城

市规划。由于殖民地历史的原因，新加坡的城市规划体系受英国影

响明显，英国殖民期间对新加坡城市人口、建筑、交通、产业等方

面的规划，1959 年的规划法令，为新加坡现代城市规划体系奠定了基础（唐子来，2000）。有学者提出，新加坡政府在国家城市规划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将城市规划战略与从属法规相结合，确保了规划的权威性，在规划制定及实施过程中，明确职责、合理规划、高质高效，保障了规划的科学性及有效实施（武文霞、曾群华、刘良山，2010）。建国初期，为了适应和促进新加坡社会经济的发展，新加坡政府通过编制概念规划，按照规划进行旧城改造，开发建设卫星城，大力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对新加坡旧城“腾笼换鸟”，为新加坡引进外资，发展工业制造业，推行出口导向型经济提供了土地空间（段柄仁，1987）。新加坡的城市规划机构是市区重建局，它是新加坡政府的法定机构，全权负责新加坡的城市规划设计和发展管理工作。新加坡市区重建局广泛吸纳规划师、建筑师、工程师等专业技术人员参与城市规划制定，政治家设置发展方向，专业人士攻克技术性难题，两者相互尊重，确保了规划的总体方向与细节的可实施性（薛普文 1995；刘太格，2018）。同时，新加坡城市规划的各项规划战略对民众完全公开，并在审批前通过各种渠道广泛征集民众意见，提高了规划的透明度及社会认可度，有利于提高政府威信及规划的实施（杨葆亭，1986）。在具体的城市住宅规划上，新加坡政府以“居者有其屋”为目标，积极发展公共住房政策，形成了共有住房为主、私有住房为辅的住房供应体系，有力地促进了新加坡各种族和谐相处，维护了新加坡社会稳定，为新加坡国家认同的建立及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吴佳、何树全，2020）。卢柯和张逸（2011）通过对新加坡总体规划的发展历程进行总结，认为新加坡总体规划作为指导新加坡城市开发建设的法定规划，随着新加坡国家经济的起步发展、高速发展和平稳发展的不同阶段而进行科学调整和定期修编，使规划不断适应新加坡最新的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毛大庆（2006）认为，新加坡城市规划成功解决了土地利用最优化和保持经济增长与城市发展的矛盾，平衡了城市发展与人居生活环境，对新加坡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部分学者将研究视角放在新加坡城市规划中的具体领域。秦铮和张启成（1986）对新加坡住宅政策及规划进行了研究，认为新加

坡通过“政府组屋”建房，推行“居者有其屋”政策，使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于众的居民和谐相处，有利于新加坡建构国家认同，同时有利于推动国家经济的稳步快速发展，促进了新加坡城市建设。新加坡李君羡和沈宙彪（2017）对新加坡的交通规划进行了研究，认为新加坡的交通规划与新加坡总体规划思想相一致，立足新加坡的城市特点，形成了完整的城市交通网络，同时强调规划成果全民共享，形成了社会共同解决交通问题的合力，通过合理科学的交通规划，有利于新加坡城市建设的发展。倪维秋（2020）认为，在新加坡城市用地规划中，新加坡交通规划用地具有土地利用与交通一体化规划、公共交通枢纽复合利用、多种交通一体化发展的特点，通过科学的交通管理和调节，有计划的土地使用规划和城市扩展政策，新加坡城市交通流畅高效，为其国际性大都市定位奠定了良好的交通优势。

新加坡城市规划还非常注重可持续发展性。尹卫东（2007）认

为，新加坡从自身城市国家的特点出发，以生态经济理论和以花园

城市理论为支撑的城市规划，实现了新加坡经济的集约发展，反映

了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高度和谐，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理念和可

持续发展理念。王健和周超（2020）认为，新加坡通过制定科学长

远的城市规划、实施公共住房政策、注重城市绿化、大数据支撑

“智慧城市”建设、实施不同种族不同民族的融合政策等多方面政

策，使新加坡城市建设朝着经济上具有竞争力、环境上可持续发展、生活上高品质宜居的现代化全球城市方向发展。

第三，新加坡经济发展战略。新加坡的全球城市建设离不开其国家经济的发展。王勤（2015）提出，新加坡利用其天然港口优势，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不断推动新加坡全球城市建设。二战之后，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推动国际分工和区域生产网络不断扩大和深化，为新加坡经济发展、全球城市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经济条件和外部经济环境，新加坡利用其天然良港的独特优势及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建立了以自由市场经济和政府积极干预相结合的发展机制，大力推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提高了新加坡的城市核心竞争力。新加坡建国后，通过不断调整经济政策，制定科学的经济发展战略，为新加坡全球城市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高红印（1983）提出，依靠港口和转口贸易是新加坡经济起飞的一大特色，但是转口贸易发展不稳定性较强，单单依靠转口贸易并不能支撑新加坡经济的持续发展。高红印认为新加坡政府面临建国初的经济困境，果断采取出口导向的经济策，通过优先发展社会基础设置，为工业发展创造前提条件，同时积极引进外资、设备、生产和管理技术，成功促进新加坡建国初期经济的发展。李传忠（1993）认为，二战后，利用战后国际贸易迅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和本国有利的地理条件，新加坡大力发展交通运输和通信事业；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高速增长，新加坡抓住有利的国际环境，利用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本输出，大力吸引外资进入新加坡，使新加坡工业部门得到发展，积极扩大工业产品出口，带动经济增长；进入 70 年代之后，则利用周边东南亚国家发展经济急需资金之机，大力发展国际金融业，推动新加坡产业转型升级。

新加坡不断与世界经济发展最前沿接轨，推动全球城市建设不断升级。还有学者对从新加坡建国后的经济发展历程进行了研究，

毕世鸿（2012）根据新加坡建国后的经济政策及工业布局结构，将

新加坡建国后的经济发展历程分为五个阶段：1965—1970 年为工业出口阶段，也是新加坡劳动密集型工业时期，这一时期新加坡经

济工业基础薄弱，失业率高，新加坡努力将过去依赖转口贸易向

工业出口导向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机会和实现基础工业化是新加坡

这一阶段的发展目标；1971—1978 年为产业转型阶段，新加坡通过积极引进外资及先进技术，逐步淘汰劳动密集型产业，过渡到具有高附加值的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和高科技产业为主的发展阶段；1979—1984 年为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时期，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新加坡已具备良好的工业基础，开始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作为新加坡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1985—1990 年为技术升级换代时期，这一时期新加坡努力将制造业发展成为新加坡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同时服务业、金融业、交通运输、旅游业在新加坡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新加坡经济结构多元化发展格局日渐成熟；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为新加坡区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新加坡希望推动东盟朝着区域经济贸易一体化发展，大批新加坡企业加速对外投资步伐，新加坡外向型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郭建军（2011）则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视角，对新加坡外贸发展战略、产业发展战略和海外投资区域化战略三个外向型经济相关联的方面进行了论述，探讨了新加坡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如何很好地将外向型经济置于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中，认为新加坡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始终是围绕全球化和区域化来实施的，受东南亚地区时局影响，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全球化和区域化对新加坡的影响不断变化，时强时弱。

在经济视角以外，国内学者从多学科角度对新加坡的国家经济

发展、全球城市建设进行了研究。魏炜（2006）从经济外交的角度

出发，认为新加坡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其外向型经济模式，新加坡通

过开展经济外交，加强同世界其他国家及城市的联系，提高新加坡

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最终把新加坡建成一座“全球城市”。陈乔之和曹云（1992）则从宏观经济管理的角度对新加坡经济的发展进行了论述，从新加坡政府管理的行政、法律和经济手段等，论述了新加坡 20 世纪 60 年代到 90 年代经济发展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和宏观经济政策因素。

目前，国内关于新加坡的已有研究成果，更多置于国家视角以

及对城市发展具体层面的分析，从城市发展历程及全球城市综合视

角的研究尚处于起步的状态。随着中国城市化的持续推进，特别是

国际大都市快速发展带来的研究需求，国内学术界对城市规划、全

球城市的研究水平不断提升，新加坡的全球城市视角研究的未来将

更加广阔。

苏宁，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理论经济学博士后，上海世界经济学会理事，上海市青年文学艺术联合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经济、城市史、国际城市比较研究。在《世界经济研究》《南京社会科学》《城市发展研究》《解放日报》《光明日报》等国内核心期刊及报纸发表一批学术论文。承担国家社科、上海市哲社、上海市决策咨询，上海市科委“软科学”等各级课题十余项。主编及出版了《浦东之路：政府制度创新经验与展望》《全球经济治理——议题、挑战与中国的选择》《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变化新趋势》《国际城市蓝皮书》等一批著作。欧盟“居里学者”，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和拉筹伯大学、荷兰莱顿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访问学者。

绪?? 论 /1

第一章?? 全球城市版本迭代的理论内涵与内在机理 /13

第一节 全球城市理论的认识演进 /14

第二节 全球城市版本的迭代特点 /21

第二章?? 新加坡全球城市建设的起始基础与条件 /45

第一节 新加坡全球城市建设的起始基础 /46

第二节 新加坡全球城市建设的时代背景 /63

第三章?? 新加坡全球城市的起步阶段 /72

第一节 转口贸易：新加坡全球城市形成的初始因素（1959 年

自治之前）/73

第二节 进口替代：新加坡工业化的起点（1959—1965 年）

/76

第三节 出口导向：新加坡迈向全球城市的基石（1965—1970

年）/84

第四章?? 新加坡全球城市的快速发展与调整阶段 /96

第一节 经济调整：培养全球城市的核心竞争力（1971—1984

年）/97

第二节 经济转型：全球城市初现端倪（1985—1999 年）/106

第五章?? 新加坡全球城市的成熟与创新发展阶段 /116

第一节 知识经济：助力新加坡成为成熟的全球城市（2000—

2008 年）/116

第二节 后金融危机时代：新加坡全球城市的新一轮转型

（2008 年以后）/131

第六章?? 新加坡全球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 /138

第一节 新加坡的对外开放战略 /139

第二节 新加坡的科技创新发展战略 /163

第三节 新加坡的城市建设与城市治理 /188

第四节 新加坡的国际人才战略 /209

第五节 新加坡的“智慧国”信息驱动战略 /217

第六节 新加坡的“文艺复兴”文化战略 /227

第七章?? 新加坡全球城市发展的特征与版本迭代特点 /237

第一节 新加坡全球城市发展的阶段性迭代特点 /237

第二节 新加坡全球城市迭代的主要依托 /241

第三节 新加坡推动全球迭代的主要条件 /268

第四节 新加坡实现全球城市迭代的关键环节 /274

第八章?? 新加坡全球城市发展的特点与启示 /282

第一节 新加坡全球城市发展的模式与主要特征 /282

第二节 新加坡全球城市迭代发展的启示 /293

参考文献 /298

后记 /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