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文明互鉴世界著名汉学家访谈录》的根底在《国际汉学》的《汉学访谈录》专栏,自创刊以来,每有知名汉学家来访,先是《国际汉学》编辑部亲自做访谈,后有在各国访学或治汉学的学人踊跃赐稿,这个专栏在 20 余年的时间里刊登了近 50 位国际知名汉学家的访谈。北京外国语大学是随着新中国的外交以及中国与世界的交流而日益精彩的世界知名学府,《国际汉学》亦是在国际范围内研究中国学术,致力于推动中国与世界的文化和学术交流,因其独特的学术研究方向蜚声海内外学界。为了集中展示西方汉学研究动态和前沿成果,《国际汉学》主编张西平教授建议,精选部分访谈汇集成书。钱锺书先生曾有一句名言广为人知,意思说如果你吃了鸡蛋觉得好,不必一定要去找那个生蛋的母鸡。 钱先生道出了学者们的真实想法,学者们默默耕耘,希望被人解读的是他们的著作和研究。 然而,对于身在中国并在中国文化语境下的学人,仅拜读甚至研读海外汉学名家的著作,却不能做到知其所以然:海外汉学家在异域如何研习中国语言和文化? 又如何以独特的视角和方法结出与国内学者迥异的果实? 他们如何看待并总结自己的学术研究? 诸如此类的疑问,若非熟悉海外汉学家其人,仅从著作中恐难获得答案。海外汉学家的访谈录是了解他们学术人生的捷径,仿佛置身于飘着咖啡或茶香的书房,听知名汉学家娓娓道来自己的心路历程,那样生动地撩拨着听者的情绪和思绪。 漫谈间重温了数十年的光阴,其间甘苦只在笑谈间轻轻滑过,访谈者以自己的方式在有限的文字中记录了汉学家的人生。 虽然只是朴素的速写,但通过与被访者的近距离的访谈,我们得以跨越时空地了解国际知名汉学家的学术人生背后的故事,这样的访谈因其生命力而得以留存,被我们珍视。从这些访谈录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海外汉学家与中国的奇缘。 法国巴斯蒂院士发现中国是经由母亲的中国学生胡鸿烈,后来转做教育、创办了香港家私立大学的树仁大学创办者与其夫人钟荣期 1948 年至 1952 年在法国巴黎大学攻读法学博士学位,1952 年毕业那年的中国春节邀请巴斯蒂全家做客时,为其讲解汉字和中国文化,让巴斯蒂院士为之着迷,竟成为了她毕生追寻的事业。 德国郎宓榭教授学习汉语是因为汉语离西方语言文化很遥远,加之其他偶然因素而选择了相对冷门的汉语和中国文化研究。 这一时期选择汉语这种小众的语言,并没有为日后职业生涯或其他功利的目的考虑,纯粹出于自己的兴趣而走上了汉学道路。 地域上离中国更近的日本和韩国,情况也未见更好。 日本军国主义盛行、举国疯狂的年代,沟口雄三、村山吉廣选择从事中国研究,是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反省,也是对日本追随欧美教育以及那个时代的叛逆。 沟口雄三描述他被良知唤醒后,人生获得了重新开始的原点:我就是这样理解自己的。 但请大家不要误会,我并不是想说自己对侵华战争也有责任,所以就站在谢罪的立场上进行中国研究。 我尤其反对在研究里包络上政治动机等目的。 我只是把它看作生活方式上的自觉性,并称之为原点。 日本学人在二战后对战争的反思,体现在学术界,一部分学者的学术兴趣以及研究问题从欧美转移到了东方。 韩国有长达 35 年日本殖民历史,当时日语同欧美语言一样受到重视,学习汉语是因为与中国台湾的往来需要。与他们相比,为特殊的是波兰汉学家爱德华卡伊丹斯基,他在中国哈尔滨出生并在中国接受了完整的小、初、高等教育,直到 1951 年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才回到波兰工作。因家庭影响而对汉学感兴趣的著名汉学家不在少数。 司马懿的父母都曾在 SOAS(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文专业学习,父亲司马麟是英国杜伦大学担任汉学教授,对晚清中国哲学有深入研究。 司马懿 19 岁就来到北京,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汉语,说非常流利地道的汉语,曾在中国各地游历。 回到英国后,她在剑桥大学接受了中文文史哲的系统学术训练,在哈佛大学东亚系读了硕士,在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现在在耶鲁大学任职的司马懿教授是中青年一代汉学家中的佼佼者。 俄罗斯出生的白若思则是另一种典型,在俄罗斯、美国接受学术训练,毕业后在中国的大学工作。 曾几何时,一些欧美汉学家难以来中国只能去台湾地区学汉语,现在,来中国留学交流都更加容易,国内大学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青年汉学家来此研修和工作。除了这些颇具戏剧性的人生,他们在汉学研究方面,因其根植的学术土壤的不同,学术观念不同,即使使用了同样的中文文献,往往也会使用不同的方法,有不同的研究视角,得出很不一样的结论。 然而,汉学的魅力也正在于此,通过东方中国或者海外汉学这个他者,海外汉学家们研究中国语言和文化,中国学者亦对海外同行的汉学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在汉学这个独特的领域里,东西方文化在差异中求理解,在交流中互鉴,互鉴而后进行创新。
李福清院士分享他的治学心得时谈道:我认为中国文论研究进行得有意趣的地方是俄罗斯,我们用俄罗斯的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及其理论进行诠释,令中国的文学与文学理论生发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光芒。 比如我们运用巴赫金的对话学说,以自身的俄罗斯文学修养与中国文学及其理论对话,这无疑会使其意义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另外,在俄罗斯,用符号学理论研究中国文学及其理论也是一个独到的角度。 1990 年中国学者刘守华在《民间文学论坛》上就我的书发表过一篇评论,就谈到了我运用巴赫金、普罗普、梅列金斯基等人的俄国文学理论研究中国民间文学的问题。李福清院士的汉学研究方法与日本学者、美国学者或者其他西方学者又有不同,日本川原秀城教授在京都大学求学时就文理兼修,治学理念上也坚持文理兼跨的跨学科的方法,也是我经常说的,我认为科学是哲学的一部分,近代以前尤其明显。 欧洲中世纪的科学是哲学的一部分,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 在《西学凡》 中称,理学即哲学,包括逻辑学、物理学、形而上学、数学、伦理学。科学上的变化、变迁可以说和思想上的变化、变迁是并行甚至是合一的,如此,科学研究的结论完全有可能运用于思想研究上,而且这种可能性非常大。 另一方面,思想的变迁和发展是很难把握的,和思想相比较而言,科学的发展则非常清晰。 如此一来,对于科学发展的分析能够为思想研究提供极好的思路,所以我是将研究思想史或者哲学史作为终目的进行科学史的学习和研究,意在将科学史研究的成果应用在思想史研究中。 换句话说,我认为科学史研究是思想史研究的前提。 虽然在研究中没有直接谈及这一点,但是这可以说是统领我研究的重要的方针。 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郎宓榭教授用颇具德国学术特点的概念史的方法研究中国明清的思想史,也有独特的发现。
海内外对汉学的研究,既有各国学术传统的差异,也有个人治学方法和理念的不同,但也异中有同:都重视原始文献的收集和利用,无论是档案文献调查还是田野调查从民间收集资料,扎实的学术研究都必须要基于一手全面的资料基础上展开,这是中外学者都极为重视的共同的治学路径。 访谈录中海外汉学家们都肯定了在海内外汉学研究文献资源方面的合作已取得了很大进展,著名学者们既是合作受益者,也是积极促成跨国合作的推动者。
此外,本身就具有跨语言、跨文化的属性的海外汉学研究领域,跨学科研究的特点和趋势也愈加明显。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为了突破东京大学校内学科之间的界限,就颇为费心费力,不能把各个领域的人综合起来,就无法把中国变成研究的对象。我们必须打破专业的障碍联合起来,本来这只是一个手段,但联合本身就很困难,所以就变成了目的。在跨学科研究方面较为典型的是美国的汉学(中国学)研究,白若思在俄罗斯接受汉学训练时,历史和文学专业有明确的界限,到美国后发现,文学研究者常常会参照历史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这是美国的研究特点。 艾尔曼教授原本对中国哲学感兴趣,但他的研究兼跨科技史、社会史等领域,司马懿教授从中国文学到中国神学,在历史、哲学与神学多领域间自如地穿梭游走。 汉学作为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切换视角和方法后的跨学科研究拓宽了探索方式,深化了认识,从而有利于学术创新,对这一点的认识在世界范围内都趋向一致。
对于汉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黑塞的感慨颇有代表性:不管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尚有一些人将全球化狭隘地理解为经济的全球化。 他们大力宣扬促进经济与旅游业发展的全球化,却竭力回避东西方之间文化层面、精神层面的对话。 东西方之间真正思想上的交流几乎没有发生,或者仅仅停留在表面上。中西之间由于文化和国情的巨大差异,导致中西交流中经常发生误读、误解,中西之间思想层面的交流仍不尽如人意。
世界各国的汉学家们都在为研究中国文化、传播中国语言文化做贡献,他们需要向国人阐释中国文化、帮助国人跨越中西文化之间的鸿沟,这既是他们的工作也是他们的使命。 翻译中国典籍和当代作品,是海外汉学家除研究之外的重要工作。 目前,被翻译到海外的中国典籍和当代作品的总数量相对较少。崔溶澈认为为突出的问题是,我们的翻译和研究总是集中在几部著名的小说上,重复的现象比较多,同一部作品有好几种不同的翻译本和研究著作。 之所以如此,我认为或许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韩国的很多翻译者并非学者,而是作家,他们的中文水平十分有限。 在此情况下,他们更乐意翻译较为知名的中国古代小说,因为翻译过程中可以参考日文的翻译本。 其二,翻译中国古代小说的成果终是由出版社出版的译本,而商业效益一直是出版社考虑的首要问题。 因此,许多出版社只愿意出版如四大奇书、《红楼梦》这样的名著,其他知名度较低的中国古代小说就算被翻译出来,也很少有出版社愿意将其出版。对此,我认为或许可以借鉴日本的做法,让学术界和出版界联手。 首先选拔一批具备很强学术实力的学者,要求他们每人承担一部分中国古代小说的翻译工作,并有计划地进行。 待翻译工作接近尾声时,再由政府和出版社出资,将这些成果作为文化项目进行出版。 如此,便可以扩大中国古代小说的翻译范围。法国何碧玉教授、保加利亚韩裴教授在访谈中也不谋而合地表达了同样的心愿。 然而,美好愿景与海外汉学家们面临的另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构成了矛盾:海外学习汉语的学生们出于功利性目的,对于当代汉语和当代中国更感兴趣,而对语言能力要求更高的需要阅读中国典籍相关的研究领域,在人才培养以及市场需求对接方面,却面临着时代危机。 在新时代,史景迁之问: 我试图弄明白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化是更多的相似还是更多的不同。 谁向中国学习,什么时候?再次成为一个重大历史问题。
在与海外汉学家的跨时空的对话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强烈的探索精神,耕耘学术世界让他们保持着青春和激情,同时他们又像夸父般执着,数十年面临的各种困难和考验与他们挚爱的事业相比,那么渺小。 与日益繁荣的中外贸易和旅游业相比,这些站在职业生涯之巅的海外学者们,对中西文化交流的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对文化交流的未来仍有疑虑:如何让我们的世界因文化交流而更美好?
本书汇集了《国际汉学》上刊发的对海外汉学家的 33 篇访谈,上册主要辑录欧洲本土汉学家的访谈,下册辑录亚洲、北美洲、澳大利亚及英国学者的访谈。 特别要感谢访谈者们与我们分享的精神交流的果实。 在编辑过程中,《国际汉学》编辑部的同仁边秀玲、库晓慧、王晓丹给予了大力支持,赵琬协助调整了格式。 主编张西平教授、副主编任大援教授、执行主编张朝意教授对本书的支持与帮助,保障了本书的顺利出版。
杨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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