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说辽宋夏金_[中国]王曾瑜著;_9787229158897

1013世纪，在中国境内交织并存着辽、宋、夏、金、回鹘、吐蕃、大理等多个民族政权，这个时期因此也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南北朝。

知名辽宋金史专家王曾瑜以高远的历史格局勾勒出辽、宋、夏、金四个并存继逝王朝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化以及相互间冲突交融的概况。

《简说辽宋夏金》中亦不乏对历史事件的深入探讨，诸如辽朝具备浓郁的游牧民族政治特色，荫补制是造成宋代冗官的主要原因，西夏建国乃是利用了西北沙化优势，女真高度汉化后又迅速腐化，农业复种制和西北沙化是导致经济重心南移和政治中心东移的重要原因，等等。

《简说辽宋夏金》中对历史人物的臧否点评也极有特点，直言不讳而又充满温情敬意。

治史心得

本人治史，根底浅薄，先天不足，又兼之以后天失调，与前辈优秀学者确实存在着不可弥补的学问差距，所以必须声明，自己不必谬充大家之列，做人应有自知之明。但如今回顾起来，个人也有两条幸运之处：一是接触和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对史识大有裨益；二是正逢研究手段革命的开端，即古籍的电子化、数字化。本人原先只治宋史，在20世纪80年代，因工作关系，由辽史的外行和金史的半内行转为内行。90年代以来，既以批判中华古代专制主义、专制腐败政治为主攻方向，又得益于古籍的电子化、数字化，故个人的研究，由辽宋金断代史逐渐走向通史，自秦汉至明代都写有专文，对秦汉以下的各代，已非全外行。另外也兼写小说与杂文。

归纳个人的论著，一些重要的论点可列举如下：

◎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治史极为重要。治史能力，大致是宏观的掌控能力和微观的渗透能力。宏观上不能准确掌控，就会产生方向性、全局性的偏差，甚至一错百错，极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就微观的考证而论，当然是史学家必须具备的基本功，其要领无非是去伪求真，由表（现象）入里（本质），自此及彼，分清主次。考证固然需要逻辑推理，但至少在某些场合下，欲由表入里，分清主次，就更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和运用。

◎治史不应单纯为古人算账。理解过去，透视现在，指点未来，这是一个现代爱国史家对祖国和中华民族应尽的一份义务。研究历史，在不少场合，史识是位的，发表出人意表、发人深思、令人回味的史论，很不容易。史识本质上是科学性的问题，是追求真理，却不能不与追求民主的态度息息相关。古今一揆，知今有助于识古，究古有助于察今。治史应当古今一体化，有条件者，也应中外一体化。在某种意义上，史识可说是对历史和现实的综合洞察力。

史学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歌颂正义，批判邪恶。客观而公正的历史记载和研究，是维系社会良知和正义的重要舆论力量。

以上两条功能非其他学科所能取代。

◎由于中华历史悠久，古籍浩繁，即使在古籍开始电子化、数字化的今天，史家的基本训练不可丢，治中华古史打基础，还是应当认真通读前四史和《资治通鉴》。断代史的观念仍不可废，治中华古史必须从断代史入门，方有深入的可能。但可以设想，将来史学学术竞争的主战场将不是在断代史方面，而是在通史方面，谁拥有的通史知识更多更深更广，谁的研究就会更精湛。高明的史学家的作品将会以千万字为统计单位。尽管今后古籍数字化、信息化水平会不断提高，而由断代史走向通史，仍将是一条正确的、高明的治史之道。

◎有的学者提出，要将制度史写成活的制度史，这是很对的。马克思主义对等级授职制的批判，就研究中国制度史而论，应有更高层次上的指导意义。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下，制度的运作，不可能离开人治和人事腐败。如若不从这个理论的制高点去俯瞰和研究制度史，制度史就有可能成为死的制度史。

◎中国古代卖官鬻爵的出现和发展，至少有三个普遍性的条件：一是商品经济某种程度的发展，使官爵可以成为商品；二是官爵成为肥缺，方得有买官的可能；三是自秦汉以来，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各种形式的官员等级授职制，方有卖官的可能。一个时代的卖官，总是与政治的昏暗和腐败程度成正比，总是成为一个时代政治昏暗和腐败程度的重要标尺。依据古代的儒家舆论，腐恶的卖官现象，也与中国自古相传的各种可怕而可憎的政治遗传基因一样，是作为反面事物而受谴责的，处于无理地位。但另一方面，卖官现象仍是滋生不息，且有变本加厉之势。其故非他，卖官现象有丰厚的滋生沃土，就决不可能做到正本清源式的根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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