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司法官员的法律秩序观_杨晓宜著_9787573200921

　　《唐代司法官员的法律秩序观》主题为唐代司法官员的法律秩序观，以“法典行用”与“断案场域”为分析视角，结合各类司法案例为研究素材，详细分析、探讨每个案例中面临的多元情境，讨论唐代法典体系下的理想秩序、断案场域与“法”的运用，以及司法官员的法律见解与变通性。

　　“唐律”作为一部六到八世纪东亚国家的参考模板，可谓“法典之典范塑造”，体现唐律在东亚国家的历史定位。此概念出自国际法与东亚诸国的历史讨论，在“朝贡→条约”的对外关系，法律秩序由传统法规范转变为新旧调和的新秩序，旧制法体系因国际法的影响随之崩解，新法的引入却造就一个以国际法、西方法为主的新秩序。法律秩序随着法典的变革而崩解、重建，以唐律为切入点思考传统中国法典的“典范塑造”。唐律的典范塑造有哪些？如何形成？

　　本书以“法律秩序观”为切入点，说明法律颁行的意义及法律典范的塑造，如唐高宗下令撰《唐律疏议》时，下敕曰：“律令格式，内外官人退食之暇，各宜寻览。仍以当司格令，书于厅事之壁，俯仰观瞻，使免遗忘。” 唐代统治者通过颁行法律，使其治国理念下传至各级官府，法律成为维护理想秩序的一种标准。又《唐律疏议》之序曰：“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爰造律疏，大明典式。譬权衡之知轻重，若规矩之得方圆。迈彼三章，同符画一者矣。” 唐代在制定法律规范时，除了维护法律秩序的功用，更重要的是制度背后的理想，正如《唐律疏议》所言“大明典式”、“同符画一”、“德礼与政教之本”等，法典的概念在传统中国法的范畴，实属一种经典性质，它本身带有国家的统治理念，并维持着社会秩序、规范人民生活，可将唐律视为“法典之典范塑造”。

　　中国法律的核心思想也结合了“天道秩序观”，皇帝以天子身分治天下，建构一套官僚体制的运作，将“自然秩序的和谐化”具体呈现在官方的法律体制与官制上，使人们的生活与宇宙(自然法则)作结合，达到和谐、理想秩序的目标。另配合唐代诏敕研究，它作为法律的补充，视为唐律架构下的弹性规范，创造适用于当时状况的法条。唐律被视为“经典”的同时，唐代人在硬性的法律体制下，如何因应时代需求，以及法典与法规范的变迁历程，这是本书探讨的问题点。

　　本书主体架构为“唐代法典与法律秩序观”，以唐代司法官员为核心，讨论其所涉及的断案场域与法律秩序观，审视唐代对于秩序与规范的理想面和落实面。所谓司法官员指审理法律案件、纠纷之官府体系，包含中央司法官员(如：大理寺、刑部、御史台)、地方官员(如：州府长官、司法参军、法曹、县令、县尉等)。

　　又再分为三大讨论轴心，如(图1)所示：

　　一，法典体系下的理想秩序：唐代律令格式的制定与颁行，展现统治者对于维护秩序的期待与法律实践的参考标准。唐代统治者如何颁行法典？唐律篇章与统治理念的关系为何？司法官员又如何看待唐代法律规范？

　　二，断案场域与“法”的运用：各级官府接受朝廷颁布的各项法律规定，在实践司法方面，他们如何执行？法律的权衡与变通为何？法典是否为永恒的经典？官员审案时，法律是用于参考或引用？讨论官民的法律互动，以及社会对于司法官员的期待与理想形象，进而推展至唐代法律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

　　三、司法官员的法律见解与变通性：讨论司法官员在部分法规范的弹性运用，分析司法官员的法律诠释、推理能力、法律知识的建构等，深入探讨他们的法律秩序观。将视角集中在“断案场域”与“法律秩序观”，可跳脱出只限缩在法律条文的研究窠臼，并结合司法案例的分析，扩展我们对于中古法律制度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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