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节选）
编选这本《学人书影二集》，距《初集》出版已经两年多了。两年多以前出版的《学人书影初集》，选录的是寒斋所存清刻本经部书籍，而这部书影之所以被定名为“初集”，是因为当时我就设想，若有足够数量的读者喜欢，便将继续选印寒斋中的清刻本史部、子部和集部书籍。这样，书名，便自然依次定作“二集”“三集”“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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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治史的成就，主要在考史，而考史的重心是考辨正史的纪事，因而收藏这类考史的著述，或许比藏弆正史本身更具有切合时代实际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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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史考辨性著述当中，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是一部在清代学术史上颇具代表性的书籍。世人通常都把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同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相提并论，将其视作清人通考正史的三部典范之作，也可以说是三部巅峰之作，故懂行而且严谨的研究者在阅读诸史时必定要参据这三种史籍。
然而赵翼撰著此书的宗旨不仅与钱大昕和王鸣盛不同，而且同乾嘉时期的主流学术倾向也有明显差异——即赵翼的学术旨趣不在于考辨具体的史事，而是要总结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特征，而这正是顾炎武在清代初年刻意追求却被乾嘉时期主流学者放弃了的治学目的，真正体现乾嘉学术精神的清初学者是阎若璩而不是顾炎武。值得注意的是，这本《学人书影二集》中选录的张穆所撰《顾亭林先生年谱》和《阎潜丘先生年谱》，谱主正分别是这两位开创一代学术风尚的学者。
了解到《廿二史札记》在清代学术源流中这一独特地位，让我愈加重视这部书籍的学术价值，而令我十分庆幸的是，不仅买到了这部书最早的原刻本，而且收下的还是一部初印的珍本。盖此书在雕版初成刷印行世之后，因慑于乾隆皇帝的淫威，不得不补刻增入了《补遗》一卷，撮录乾隆四十六年敕撰《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的基本内容。此《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乃秉承弘历的旨意，妄自改易辽金元三史中涉及契丹、女真、蒙古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汉文译名，实际荒唐殊甚，并没有任何值得参考的价值。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它只是清楚展现了当时肃杀政治空气对学术研究的消极影响。
幸运的是，寒斋收入的这部《廿二史札记》，是此书板刻初竣时刷印的版本，还没有附入那篇荒谬的《补遗》，因而不仅版面字迹清朗喜人，展读此本，还可以让我具体地感受一介书生在那种黑暗专制时代所遭受的沉重压抑。好好的一部书，孰知后来竟生出了丑陋的蛇足。世道常常不清，人事更多污浊。用历史的眼光去观察，动心品味，对于每一个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人来说，古籍版本绝不仅仅是徒事把玩的清供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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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不拘泥于琐琐细节，从大处着眼，仅从其纪事或有或无来判断史书稀有与否的话，那么，所谓孤本秘籍，在史部藏书中或许更为学人看重，我本人也比较关注这一点。虽然放大视野，就传世典籍的整体而言，史部书籍同其他部类的书籍一样，真正具有重大价值的著述是很难流传稀少以至成为孤本秘籍的，但治史不同于研治经子文集，不像其他那些门类那样，专意于思想文化的精华，而是事无巨细，亦不论高下，犄角旮旯，什么都要对付。这样，若仅仅针对某些特别的领域和问题而言，我还是陆续收入一些十分罕见的史籍，以至人所未知、世所未见的孤本秘籍。
其中如《安邑县均减差徭银两事宜》，虽别无所见，但所涉事宜从表面上看好像过于苛细，自然不受世人重视，当时就印行无几，后世极易失传。此类著述，在这部《学人书影二集》中还另有一些，譬如像《清厘积弊案卷》一书就是这样。利用这些著述研治史事，需要学者具备广阔的背景知识，不宜简单就事论事。再有同治十二年刊刻的王善升撰《弹铗新编》，一一载述记述清代各级衙门中“长随”的职事，对研究清代地方政府的行政运作机制和具体操作方式，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而这部书籍也是海内外仅见的孤本。
涉及较为重大问题的罕秘史籍，有蓝润撰《视闽纪略》《入粤条议》和《臬政纪略》，分别撰著于其出任福建参政、广东参政和江南按察使期间。上述诸书，实际上都是汇录蓝氏政务公牍，直接关系清代初年东南地方要务，却都是清廷修纂《四库全书》未能觅得的书籍。目前所知，世上别无其他传本。另外如王元曦撰《按浙四明文告》《按浙苕溪文告》和《按浙严陵文告》，同样关涉清初重要政务，特别是浙江地区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书中还述及郑芝龙部对浙江等东南沿海地区的袭扰状况。这几种文献与蓝润上述诸书一样，都堪称惊人秘籍。迟至今日，以德勇的能力，能够收得此等秘本，实在是难得的文字之福。
若谓与我本人研治“专业”关系最为密切的独家秘本，则当属嘉庆时人严如熤撰著的《三省山内道路考》。这部书对研究四川、湖北、陕西以及甘肃四省交界地带的山区道路及沿线社会、经济状况，史料价值极大，却一向不为学术界所知。在这方面，另一部名气更大的书籍，是杨守敬、熊会贞师弟合著的《水经注图》。该图集刊刻于清末，虽朱墨套印，刊刻形式优于常见单色书籍，很受时下新一代藏书家追捧，但普通印本并不稀见。不过寒斋所蓄乃是杨守敬自藏的试印样本，杨、熊二人在书中陆续写有很多批注，一直持续到杨守敬故世之前不久的一段时间。这些批注对印本的内容颇有改易，可以看作是这部图集的最终定本，独家史料价值自然极高极大。
因为是一代舆地名著，当年在京中书肆买下这部书时的心情，竟可以用“欣喜若狂”这个成语来形容。不过因聆受业师黄永年先生教诲，治学绝不走偏恃孤本秘籍的路子，箧藏多年，一直没有做出专门的研究，甚至连简单的介绍评议也没顾上做。在这里特地谈到这一点，也是想向大家表明我对待稀见史料的基本态度。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才不会把收藏的重点等同于治学的重心。
好了，上面这些话好像讲得太一本正经了，最后想向大家说明的是，在这本《学人书影二集》选录的书籍当中，也有一些版刻字体相当优美的书籍，颇堪赏玩。譬如道光十一年尹济源碧鲜斋刻本《为政忠告》就是一部至精至美的写刻佳本，堪称神品。还有嘉庆二十一年胡克家仿元刻本《资治通鉴》、道光二十六年汪氏振绮堂精刻本《国语校注本三种》、道光六年精刻本《汪氏学行记》、同治十二年刻本《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同治十年洪氏晦木斋刻本《隶释》，还有前面提到过的道光二十八年汪氏振绮堂精刻本汪远孙撰《汉书地理志校本》等，版刻字体也都各具特色，都是清刻本中艺术水平很高的上乘精品，相信读者们展开这本《学人书影二集》一看，就都会很喜欢。
二〇二一年七月四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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