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一
在我国巨大而辉煌的文学遗产中,神话是很重要也很令人感兴趣的一部分。从现有若干被记录或被改装而引用在各种古书里的神话片段看,更从许多已经转化做历史(当然往往还有化而未尽的迹象可寻)而实际上是神话的历史记述看,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中国古代神话原本是很丰富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文化历史又是这么悠久,早在几千年前,我们勤劳勇敢的祖先就用他们劳动的双手和由劳动的双手而发达起来的聪明智慧的头脑,替我们创造出了灿烂的古代文明,要说是没有丰富的神话作为它的嚆矢、先河,或者是折射、反影,就实在是难于教人想象了。
然而我国古代神话确有较大的散亡,要是不散亡,其内容的丰富恐怕还不止于现在所能搜集到的。正因为有散亡,剩下零星片段,又东一处西一处地散见在若干古书里,给人以不丰富的错觉,过去才未充分受到人们的重视,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大都没有“神话”一章,就是显明的例证。
但是,鲁迅先生在他早年所著的《中国小说史略》里,却有“神话与传说”专章,论述神话的起源、神话与传说的区别、中国神话散亡的主要原因以及《山海经》为古之巫书等,见解都很精辟,给我们奠定了科学地研究神话的基础;后来有青年写信向他请教关于搜集和整理中国神话的问题,他马上回信给以热情的指导(见《鲁迅书信集》页六六和本书图版四):这些都足见他对我国神话的重视。他自己并且还以神话传说为题材写了小说《故事新编》以及散文《朝花夕拾》中的一些篇章,更足以说明这一点。茅盾先生早年也有《神话杂论》和《中国神话研究ABC》,后者是第一部系统地论述中国神话的专著(当时作者署名玄珠。现收入《茅盾评论文集》,改题为《中国神话研究初探》)。闻一多先生则有《神话与诗》《古典新义》等,从民俗学和考古学方面给中国神话研究做出了贡献:我们都应该珍视他们这一切宝贵的成果。
现在在毛主席文艺思想光辉的照耀下,研究和整理文学遗产的工作正在从各方面有效地进行着,因而关于神话的研究也受到好些人的注意了,神话在文学史上也占有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了,但是还必须继续引起大家的注意。本书的选释,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供一般读者阅读欣赏,引起研究者研究的兴趣,使人们获得有关我国古代神话的一些知识,从而在推动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上起到一定的作用。
二
至于说到神话散亡的原因,则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说我国文字繁难,记录不便,许多原先流传在人民口头的神话传说,未被记录保存下来。有说我国没有像希腊荷马那样的“神代诗人”,未能将先民传述的零片神话,熔铸而为鸿篇钜制,使它们得到保存。也有说孔子出世后,讲究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套的教训,上古荒唐的神话传说,孔子和他的学生们都绝口不谈,因此后来在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中国,神话不但未曾光大,反而又有散亡。等等。这些说法虽然都自有其道理,但不过是说到原因的局部,并未说到根本;或者只说了一些次要的,未曾说到主要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半世纪前,茅盾于其所著《中国神话研究ABC》中曾举出神话历史化为导致神话散亡的原因这么一种。其言云:
最后来了历史家。这些原始的历史家(例如希腊的希洛道忒司)把神话里的神们都算作古代帝皇,把那些神话当作历史抄了下来。所以他们也保存神话。他们抄录的时候说不定也要随手改动几处,然而想来大概不至于很失原样。可是原始的历史家以后来了开明的历史家,他们都捧着这些由神话转变来的史料皱眉头了。他们便放手删削修改,结果成了他们看了尚可示人的历史,但实际上既非真历史,也并且失去了真神话。所以他们只是修改神话,只是消灭神话。中国神话之大部恐是这样的被“秉笔”的“太史公”消灭了去了。
——第二章:《保存与修改》
论神话历史化、被历史家们一再修改、终以沦亡的过程,大体上是符合客观事实的。根据我近年研究、整理神话的感受,觉得这确实是一个主要的原因。现在便就这一问题,略述个人粗浅的看法如次,以为补充。
神话历史化,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举其显明的例子,则有《尸子》所记叙的“黄帝四面”,即传说黄帝长有四张脸。作为中央上帝的黄帝,他长着四张脸以察看宇宙四方,那是可以理解的。但当子贡以此请问孔子的时候,却被孔子巧妙地解释做黄帝派遣四个人去分治四方,就成了历史教科书而和神话的原意大相径庭了。再如《韩非子》所记叙的“夔一足”,夔在神话里本来是一只独足怪兽,其形或为牛(《山海经》),或为猴(《国语》韦昭注),但到《书·舜典》里,便已历史化而做了舜的乐官。故当鲁哀公于此还有点弄不明白,向孔子(又是孔子!)请教的时候,孔子马上回答他道:“所谓‘夔一足’,并不是说夔只有一只脚,意思是说,像夔这样的人,一个也就足够了。”孔子的解释虽然不一定实有其事,但从这里也就可见儒家之徒把神话来历史化的巧妙。以上所举神话转化做历史的例子,是封建社会初期的情形了,想来在奴隶社会时期,即已有了这种转化。又拿夔的例子来做为说明。夔在神话里本是一足怪兽,历史上却转化为舜的乐官——“一个也就足够了”的贤臣夔,那已是第二次的转化。第一次则还要更早一点。他本是殷民族在原始社会时期所奉祀的图腾神,甲骨文作(夋),从字形看,是一个兽头、鸟喙、猴身、一足的怪物。韦昭注《国语》,就径释之为:“夔,越人谓之山缲(),人面,猴身,能言。”山即山魈,就是猴形的山神,幼年时期的殷民族,奉之为他们的图腾神。到了奴隶社会,此图腾神乃被奴隶主尊为“高祖”而奉祀之,列之于先公先王之首,这就是由神话到历史的第一次转化。但是这种转化,变动的地方还不太大。山魈虽然化为“高祖”,不过是从图腾神转化为祖先神罢了,故仍著其鸟喙猴身的特殊形貌。至于河、岳、风、云……之神,在殷墟卜辞里,则还都是原来的神,虽有时或冠以“帝”号,那只不过是表示对诸神的尊崇,还没有将他们作大的变动。此或即茅盾所谓的“原始的历史家”在“抄录的时候说不定也要随手改动几处,然而想来大概不至于很失原样”之意罢?
可是“以后来了开明的历史家”,情形就有些两样了。在中国,所谓“开明的历史家”,应该就是从战国开始的初期封建社会的儒家之徒或者是被司马迁称为“搢绅先生”的一帮人。这帮人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必须要从意识形态上来影响和支配人民,于是首先碰到曾经初步历史化的古代神话问题。这些初步历史化的古代神话,基本上还是神话,神话中神或英雄的行迹,他们对自然的斗争以及对种种文物的创制发明,一直鼓舞着世世代代人民的生活意志。人民崇拜他们。这是可以利用来对人民发生影响的。然而里面有很多“搢绅先生难言之”的“不雅驯”的东西,“黄帝四面”“夔一足”就是“不雅驯”的具体的例子。“开明的历史家”们既然要把神话中的英雄都认做是统治阶级的祖宗,自然会把他们转化做前代的圣主贤臣,而这些“不雅驯”的东西是有伤体面的,故尔当他们秉笔修史的时候,定要予以删削或者是改头换面。这么一来,神话就只好逐渐散亡了。
在神话转化做历史的过程中,除了被奉为统治者列祖列宗的“正神”的面貌有所改变而外,改变得最大的,尤其是那般“凶神”“恶神”,即高尔基所谓反抗神的神的面貌,如羿、鲧、共工、蚩尤等等。羿为民除害,射杀天帝九个太阳儿子,又射死封豨、修蛇、凿齿、大风(即大鹏)……种种恶禽猛兽,历史上却成了“不修民事,淫于原兽”(《左传》襄公四年);鲧偷取天帝的息壤去平治洪水,历史上却被贬为“方命圮族”(《书·尧典》),翻成现代话就是任性乖张,不服从上面的命令,也和众人的关系搞不好;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触不周山,折天柱,绝地维,打破了旧世界的格局,历史上却是“虞于湛乐、淫失其身”(《国语·周语》),是“任智刑以强”(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蚩尤神话的记录为时虽不算晚(始见于《山海经·大荒经》),但因他较少善行可考,故当他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更是罪恶多端,乃至据说“后代圣人”其实也就是居于统治地位的贵族老爷们都“著其像以为贪戒”(《路史·后纪四·蚩尤传》)。有大功于人民的神话英雄如羿、鲧者在历史上之所以变成反面人物,并不因为别的,只是因为他们都触忤了神国的最高统治者——天帝。要褒扬这些反抗神的神,对于人国的统治者说来,无异是要教他们奖励叛逆,当然是万万办不到的。于是就有修史的儒家之徒或者是“搢绅先生”们出来,奋笔予这些“叛逆者”以无情的诛伐。于是本来是光辉灿烂的神话英雄,在历史上就成为遍体脓疮的坏蛋了。神话为什么会转化做历史?从这些地方看来,可知原来是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如果不符合,事情就决不会这么顺利地进行下去。
然而一经转化,人们就只相信历史而不再相信神话,神话就只好逐渐散亡了。大诗人屈原是最关心也最熟悉古代神话传说的,在他的诗篇中引述了不少古代神话传说故事。但是从他的伟大诗篇《天问》中,也就可以看到古神话的散亡大约在他那个时代或者还更早一点就已经开始了。因为诗篇中提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有些问题竟是没头没脑的,如“撰体协胁,鹿何膺之?”“女歧无合,夫焉取九子?”“中央共牧后何怒?蜂蛾微命力何固?”“焉有石林?何兽能言?”等等,不但现在的人难于索解,恐怕即使在屈原当时,也未必能够全部圆满地予以解答。此足以说明神话的散亡,已始于屈原时代或屈原时代之前。故《天问》一诗,虽是抒愤之作,也是因为实有所疑而问,并非早已尽知故发为问的。又诗中每每神话与历史杂糅,或前段是历史,后段是神话,如鲧事。“不任汨鸿,师何以尚之?佥曰‘何忧,何不课而行之?’”是历史;紧接着后面“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伯鲧腹禹,夫何以变化?”又是神话了。或前段是神话,后段是历史,如羿事。“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乎河伯而妻彼雒嫔?”是神话;“浞娶纯狐,眩妻爰谋,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又是历史了。可见在屈原时代,神话还正继续在向历史转化,故每和历史扞格不合,因而引起屈原的疑问,这其间它的逐渐散亡,自然不足为异了。
神话转化做历史,从消极的方面看,自然是神话的一种损失;但从积极方面看,这种转化,未始不可也算是神话的一种保存。我们现在从《书经》《周书》《左传》《国语》等先秦史籍中,还能清理出不少有用的神话材料,有些一时弄不明白的,还可继续清理。这也得归功于古代历史家有意无意地替我们作了这种转化工作,否则就连这些历史化的神化材料,也许由于其他原因又散亡去了也未可知的。
于是附带谈谈关于神话的保存。不幸而幸,神话一方面在散亡,另方面却还是在保存。在中国古代,保存神话的人,大约有以下三种。一种是诗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里已经提到,不过同时也指出:“神话虽托诗歌以光大,以存留,然亦因之而改易,而销歇也。”在中国,如前所述大诗人屈原的作品里,就保留了许多可贵的神话材料。自然,由于诗歌的修辞命意,保存中不免也有一些改变,有的改变太甚,“失其本来”(鲁迅语),也足导致神话的“销歇”。还有一种是哲学家,在先秦和汉初“诸子”的著述如《墨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中,也可见到不少神话的零片。由于要借神话传说阐述哲学思想,其保存情况也和诗人相像,不免根据哲学家们的需要而有所改变。改变得较大的,像《庄子》里的一些神话,几乎是都改造作了寓言,如《逍遥游》所述鲲化为鹏、《天地篇》所述黄帝失玄珠等就是其例。保存神话比较忠实的,还有一种过去未经着重提到的人,就是巫师,相形之下,似乎比前面所说的两种人贡献更大。鲁迅在同书中论《山海经》说:“所载祠神之物多用糈(精米),与巫术合,盖古之巫书也。”这个论断是很精确的。《山海经》确可说是一部“古之巫书”,大概是古代楚国或楚地的巫师们传留下来的一部书。“巫以记神事”(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第二编语),其中保存的许多神话材料,看得出来,是接近原始状态,没有经过多大改动。这是因为原始神话从原始宗教的母胎里诞生出来,开始时还有相对的一致性,宗教也还没有成为纯粹迷信的缘故。
后 记
表现1937年12月日本军队在南京对中国人进行残忍屠杀的书籍、电影已经不在少数,这本漫画可以视为“南京大屠杀”的前传,因为它讲述的是,在1937年12月之前的三个月里,中日之间发生了什么,两国军队怎样度过残忍的三个月,中国士兵如何对阵实力十倍于己的对手,又是什么让攻入南京的日本士兵如此狂怒和狂暴,而中国军人又为何看起来无力抵抗、任人宰割……
我尽量以一种纪录片的形式,讲述这三个月的故事。当然,作为“摄影师”的我,是一个中国人。
其实这短短的三个月里,在地球的这块弹丸之地——“淞沪”,发生的战事和故事,可以写成一屋子的书,也可以拍成上百部的电影。而我只能掠过上空,把当年的战况简要再现。
因为即使如此,也有很多人,包括我身边的亲友,甚至几乎不知道这段历史,更不知道三个月里,有多少中国士兵付出了怎样的忠诚,做出了怎样的牺牲。虽然他们头顶着的是青天白日徽,但他们跟后来的解放军一样,都是普普通通的中国人,都是“人民的子弟兵”!因为他们不是为了某种信仰而战,他们是为民族而战,为中国人的生存,为中国之尊严而战!
3个月,30 万日军,70万中国军队,百万士兵厮杀在东方巴黎的城垣瓦砾间,从海上到岸边,从弄堂到乡间,从天空到江畔,处处子弹横行,血肉横飞!日军原以为可以轻易拿下上海,甚至欧洲列国也认为与日军正面开战的中国人简直是疯了,惨败无疑!但1937 年8 月13 日之后,所有人都瞠目结舌:武器落后、装备残破,士兵看起并不专业的中国军队,挡住了训练有素、船坚炮利、残忍凶狠的日军!要不是蒋介石在几个关键点犯了战略失误,天知道日本人要在淞沪战场被拖住多久,再损失多少士兵!
关于当时的中国,授命于罗斯福总统、1937年8月抵达上海以观察中日战事的美军陆战队上尉埃文斯·卡尔森(Evans Carlson)在信中如此写道:“我简直不敢相信,就我10年来对中国的观察,从未见过中国人像现在这样团结、齐心,为共同的利益而奋不顾身地战斗。”而数年后日军在东南亚乃至太平洋战场横扫英美列强时,西方人才意识到当年中国人面对的是怎样的敌人,而中国人的抗战,对于整个世界来说,又具有怎样的价值!如果没有中国人艰苦卓绝的誓死抵抗,百万日军将顺利攻入东南亚各国甚至苏联,并在太平洋战场与美军势均力敌!而那样,将真切地改变二战历史,进而影响人类文明之进程。
自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对中国一直虎视眈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中国东北;1937 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军占据北平及华北局部。熟读中国史的日本,意图自北而南地占领中国全境。以蒋介石为统帅的国民政府,虽以割肉饲虎的方式放弃东北换得数年备战,但也明白双方实力差距太大,日本的这一计划势必无法阻挡。曾混迹十里洋场的蒋介石做出惊天之举,诱使日军在淞沪开战,正面与之对抗,意图一箭双雕,一来改变日军战略格局,令日军变为自东部向西进军,陷入中国战略纵深;二来在列国眼皮底下大战,展示中国抗击强敌之勇气,也赢得世界之关注与同情,以期国联对日本施压并调停。
淞沪会战3个月,日军伤亡10万,中国军队伤亡30万!中央军精锐几乎损失殆尽,海军拼光,空军折损大半,且战役最后关头,由于统帅层的战略失误,使日军得以从杭州湾轻松登陆包抄,中国军队随后也没有及时撤退,而战前构筑的两道国防公事也形同虚设,原本可以避免损失的战略撤退变成大溃败,伤亡更剧!日军在近3 个月的鏖战中积累的报复欲,加上轻松追击时的骄狂,成为南京破城后大肆杀戮的伏笔。
人常说“历史是面镜子”,人们从镜子里看到的是什么?自己。
谨以此书,献给我饱受劫难的民族,愿中国人皆当自强,祈我中华巍然屹立,穆穆皇皇。
吕玻
2012年10月
于斯德哥尔摩郊外林布小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