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幕末到明治：1853—1890_[日]佐佐木克后浪_9787550291874

日本国家的现代化始于幕末时代，以美国人佩里来航迫使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为导火索，引发了天皇、朝廷、幕府、各藩之间的争斗角力，*终统一在破约攘夷的口号下，通过吉田松阴、坂本龙马、大久保利通等有识之士的努力，日本探寻自身的崛起之路，导致了幕府的垮台，实现了国家的现代化转变。

倍感屈辱的日本

幕末时期，日本面对动荡而云谲波诡的国际局势，尽管内心倍感屈辱，它却不得不在艰难中挺身前进，未曾心灰意冷、意志消沉。为了重新崛起，怀揣着摆脱屈辱的强大决心，日本积极地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以求正面解决自身的问题。

1853 年（嘉永六年）六月三日，佩里携带美国总统要求日本开国的国书来到日本，第二天，未经允许即开始对江户湾内海进行测量。六日，佩里下令以密西西比号航船护卫测量船靠近小柴冲。密西西比号航船搭载着新型的佩克桑炮，而江户城正位于射程内，根本无法阻止佩里的测量行动，纵使竭尽全力也不过是多次派官员乘小船进行抗议。

举国一致

佩里叩关不仅让日本认识到两国军事实力的巨大差距，也让日本人体会到不战而败的屈辱感。可是，面对这一难以接受的现实，日本也不能采取什么有效的手段。坚决反对日本开国与对外通商的前水户藩主德川齐昭主张，要尽可能暧昧地拖延对美国的答复，但对当下而言重要的是，上至武家、下至百姓与町人应该齐心协力地对抗外敌。

此外，彦根藩主井伊直弼也建言，应以开国与对外通商为策略，购入军舰、学习军事技术，人心一致也尤为重要。德川齐昭与井伊直弼在对于日本是否应该开国的问题上持相反意见，但为了日本的将来考虑，二人都主张日本在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为了团结人心而构筑举国一致的体制。作为贯穿了日本幕末时期的口号和国家重要的课题，举国一致便在此时应运而生。

再度让日本感到屈辱的是《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欧美各国作为近代国家，从国家自身的立场出发，主张贸易双方应保留对进出口商品的征税权（关税自主权），并在认同这一共识的基础上进行互相间的贸易往来，这一原则至今依然通行。但是，美国总领事哈里斯并不认可日本的这项权利。他的理由是，日本作为半文明开化的国家，不能与近代欧美国家在平等的地位上签订条约。

将破约攘夷作为国家目标

为了全面废除上述屈辱的条约，继而与欧美各国重新缔结平等的条约，日本力图把该方针定为国家重要的目标（国是），构建以天皇为中心的举国一致体制，再与外国方面进行交涉。1862 年（文久二年）中期，这一主张以京都为中心盛行开来，即尊王攘夷论。幕末时期没有条约改正的说法，不论是希望修改条约的主张，还是修约所需的外交交涉，简而言之，都是攘夷的观点。幕末时期的攘夷论与明治时期的条约改正论是一致的。

然而即便能举国一致，若不反抗列强也无法从根本上扫除屈辱感。举国一致需要构筑朝廷、幕府和藩密切合作的体制，使公家、武家与庶民融为一体，实现这一目标本身已实属不易。长州藩坚持以破约攘夷为中心的强硬论，而萨摩藩坚持现实论（或称稳健论），两藩之间形成了尖锐对立。禁门之变使长州藩一夕间成为叛贼，幕府为处分长州藩，不顾舆论民情，强行发动了长州征讨战争。至此，举国一致体制彻底崩溃，反而走向了分裂之路。

就这样，幕末的日本成为新美国，与岩仓具视志同道合的公家中御门经之称，他将诉诸武力来摆平时下的事态。若日本成为美国的殖民地，并不代表日本对美国有特殊的作用，而是意味着日本将作为欧美列强的代名词存在于世。

避免重蹈清国的覆辙

早与日本签订通商条约的国家有美国、英国、俄国、法国与荷兰，暂不论这些国家是否制定过在日本建立殖民地的政策方针，仅就当时东亚所处的现实国际环境来看，欧美列强确实有强烈的殖民倾向。

孝明天皇向日本的廷臣呼吁，为了避免重蹈印度的覆辙，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例如，清国曾是东洋的霸主，如今也面临衰颓之势，日本须视此为前车之鉴。清廷借助英军之力镇压太平天国叛乱，导致英国愈发频繁地介入清国内部，此时日本正审慎地应对着国际局势，清国的处境让日本看清了东亚的殖民化进程。

1862 年（文久二年）的夏天，长州藩士高杉晋作加入幕府派出的上海市场调查团，在上海驻留了约两个月。在那里，他注意到清国人对英国人的卑躬屈膝，清国大厦将倾的景象映入他的眼帘。于是，他愈加确信，相比对外战争，内乱才是国家覆灭的真正原因。不仅是高杉晋作，大多数日本人持有同样的观点。不能重蹈清国的覆辙，就这样成为了幕末时期日本的口号。

内乱的危机

日本国内也有内乱的危机。1863 年（文久三年）八月，在长州藩发动下关攘夷战争（长州藩炮击外国商船，遭到列强的报复攻击）期间，对岸的小仓藩袖手旁观，未对长州藩予以支援，幕府以此为由召开朝廷会议（朝议），内部决定了对小仓藩的处分（剥夺了藩主小笠原忠干的官位，并没收了十二万石的领地）。实际上，这一处分是滞留在京都的长州藩士与真木和泉等强硬论者逼迫朝廷内的攘夷强硬论者，如三条实美强行决定的。

但是，身处京都的鸟取藩主池田庆德、冈山藩主池田茂政、米泽藩主上杉齐宪等人就幕府对小仓藩的处分表示强烈反对。他们担心，小仓藩无法接受如此苛刻的处分，极有可能演变成小仓藩与长州藩的对立乃至战争，进一步造成国家的内乱。他们以自身对攘夷论的理解来游说诸大名，称其中的要旨就是避免国家的内战、内乱。京都的政局正处于千钧一发之际，为了使国家恢复理性状态，这些藩主联合起来发动了八月十八日政变，将攘夷强硬论者驱逐出京都，小仓藩也因此免于一劫。

幕府与长州藩的战争（第二次征讨长州）酝酿着更深层次的危机。不论谱代大名、外样大名，还是强势藩，都坚决地反对国内战争，在此背景下，民众运动纷纷兴起。大阪和江户的民众因为米价暴涨产生了骚乱。要求政府派发面包的呼声高涨，民众暴动频发，法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消息也经由民众传到日本。内乱已现苗头，但幕府视而不见，强行发动了长州征讨战争。

朝廷和幕府的危机状态

然而，朝廷对长州征讨战争的赞成决议是一桥庆喜以其铁腕力排众议而造成的直接结果。朝廷内因为接连不断的政治斗争，人才极度匮乏，导致朝廷与幕府无法做出理性的判断。作为举国一致的中心和国家的支柱，幕府和朝廷就在这种情况下陷入了严重的危机。

如何才能使日本从这一危机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成为当时的重大课题，未来的方向似乎也可以预见。西乡隆盛断言：幕府会自动倒台。（见 1865，庆应元年八月，西乡隆盛寄给大久保利通、蓑田传兵卫的书信）大久保利通回复朝彦亲王称朝廷大限已至（见《朝彦亲王日记》1865，庆应元年九月），之后便离他而去，因他对朝廷已不再抱有任何期待。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此刻已经预知到，幕府和朝廷都无法再以自身的力量挽救岌岌可危的统治了。

在他们看来，值得依靠的只有雄藩（势力强大的藩）。雄藩能团结到何种程度，是重建日本的关键。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的构想大体也是如此。首先应联合萨摩和长州两藩，可是两藩的力量仍不足以重建日本，因此必须联合其他志同道合之藩，扩大这一同盟的势力。

着眼未来的誓约

萨长两藩的利益，实则是他在思考了日本的将来之后，认为在萨长两藩间结成牢固的同盟将有助于日本未来的道路，并以此为出发点展开了行动。西乡隆盛与木户孝允理解了坂本龙马的深意，萨长誓约也得以顺利缔结。

萨长誓约（也可称之为萨长同盟或萨长盟约，之后才被命名为萨长誓约）并非秘密协定。它旨在助益于日本的将来，呼吁有志之藩及有志之士的加盟，不问身份，上至雄藩、幕府、朝廷，下至庶民皆可加入其中。萨长誓约确实吸引了一批真正理解其高远志向的人才，壮大了同盟队伍。

幕府强行发动的征长战争将朝廷也卷入其中，国家分裂的危机愈发严重，由此，批判幕府以及要求实行大政奉还的呼声更加强烈。强势藩相互合作，有志之士的联合逐渐发展壮大。

在这样的背景下，1867 年（庆应三年）六月二十二日，萨摩藩和土佐藩在盟约中揭示了他们的共同目标，即废除将军一职、建立新的政府（日本国家的行政机关）。至此，幕末日本的国家构想和政权构想初具雏形。

新政府的诞生与课题

王政复古（1867，庆应三年十二月九日）是实现上述构想的必经之路。它旨在废除幕府和朝廷这样的政治组织，抛弃两者此前的基础而建立起全新的行政机关。此时，距离各藩全部达成一致意见还需时日，但政变已初具规模。因政变而联合起来的雄藩诸大名对实现上述政权构想的热情仍有所差异，但是他们对于创建新政府这一基本路线的意见几乎是一致的，在废除将军德川庆喜的问题上也没有异议。新政府绝不是萨长讨幕派的政府一类的机构。

为了将来，这样的话语对于今天的日本已经难有影响。

但在幕末时绝非如此。在幕末的危机中应运而生的这句话，极大地影响着当时的国人和国家。不论是试图支援长州藩的人，还是对幕府心存感激的人，都超越了自身的立场，为了日本的未来并肩而立、携手作战。幕末时期的日本包容了各种不同的论调，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年（1866，庆应四年）一月十五日，新政府公布了以改革为目标的外交方针，在此前日本与外国的交往方针是亲善，但这一方针指导下签订的通商条约对日本的切身利益多有损害。曾作为幕末日本国家重要课题的破约攘夷（或称条约改正）也被视为新政府的方针而继承下来。新政府很清楚，修改条约是极困难的。他们也认识到，只要欧美列强不承认日本属于近代国家，日本就不可能同他们进行修约谈判。

此时，近代化成为日本国家的重要课题，而完成近代化的目标是实现官民一体化。通过废藩置县而成立统一的国家、建立一人元首制的政治体制，保持政府和国民在国家目标上的一致，日本一步步地实现着举国体制下的近代化目标。于是，日本从幕末的肩舆时代发展到汽车时代，仅仅花了十几年的时间，世界上很少有像日本这般如此迅速地完成了近代化的国家。

1899 年（明治二十二年）日本正式开设国会，在此之前日本曾宣称要制定国家宪法。英国回应了日本修约的诉求，此举可视为英国对日本近代化进程做出了肯定的评价。至此，将佩里来航之后就附着于日本内心的屈辱感一扫而光的日子已经指日可待。

后记

本书讲述了一个建设国家的故事。日本这个面对英美列强手足无措的军事弱小国家，以屈辱为发条，复兴并实现了近代化。在幕末的史料里不太能看到屈辱这个词，只因为这是个说出来都令人痛苦的词语。

我对那些被写成倒幕，或者说讨幕运动的幕末史，很早就开始抱有强烈的违和感。明明西乡隆盛断言幕府会自动倒台，明言过萨摩藩不会讨幕。并没有什么可信的解释，能够证明他是以倒幕，或者说讨幕为目标的。真木和泉虽然激烈地批判过政府，但从没说过要打倒幕府。因此我明白了，他之所以被称为尊攘倒幕运动的巨头，不过是有人抱着先入为主的观点去读史料得出的错误理解罢了。

我的结论是，需要重新去读一读史料。譬如说，从重新解读被先入为主观污染的史料这个工作开始，与此同时，尝试着把史料上的语言转换为自己的、便于阐释理解的语言。因为幕末时期的史料都是汉文语法的文章，汉和辞典是品。我愚直地在辞典书页间一天天地消耗时光。

在这样的工作中，我发现了攘夷。这个词包含着各种不同的意义，正如本文已经详述过那样。但在当时，中央政局的论点是破约攘夷，也就是指近代的修改条约。

所谓尊攘派的长州和公武合体派的萨摩，在必须凭举国体制修改不平等条约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基于共通的理解做出行动，两者的差别只在于实现手段、方法。正因如此，他们才有可能为了日本的将来，为了复兴、复苏日本，缔结萨长盟约。

大约 5 年前开始，我萌发了要试着把幕末史作为一个建设国家的故事来书写的想法。构思的一个来源是《幕末政治与萨摩藩》（2004 年刊行），该书以举国一致为关键词之一，但没触及屈辱。这本书是在有志舍的代表永泷稔的协助下出版的。在永泷先生的推荐下，我从京都大学退休数年之后，担任明治维新通史的执笔工作，大概写到了四分之一左右。

但是我这边出了一点状况。在能看见海的杜美术馆里收藏着与岩仓具视相关的史料，我在协助他们进行翻印出版。这批史料主要是残留于岩仓家的文书原本，再加上为了编纂岩仓传记而搜集的文书，可谓岩仓具视相关文书原本的核心，已经被指定为重要文化遗产。我觉得，将这些贵重史料翻刻出版，对今后的明治维新研究有极大帮助，必须提高其完成度。出版我自己的书这件事，在重要性上无法与此相比，因此我中断了通史的写作，决定专心于这件工作。编者诸兄（藤井让治、三泽纯、谷川穰）在百忙中的不懈努力下，史料翻印大致按照预期（2012 年 12 月）顺利出版了，真是非常幸运。

作为一个眼睛老化加剧、头脑回转也变钝的老人，校正原文书和复印本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我完全没有感到痛苦。花了好几天读不出来的字突然被解读出来的时候，感觉好像回到了大学读书的时代。但是我得注意身体状况的变化。举办重要文化遗产指定的纪念活动时，我递交美术馆的展览解说原稿之后就紧急入院了（2013 年 6 月）。由于大肠癌形成了肠梗阻，被诊断为危险情况。等待着肠道恢复运动，在一个月后进行了手术。他们告诉我的治疗方针是，虽然设置了人工肛门，但考虑到体力方面的大风险，没有切除癌变区域，而是采用了化学疗法（抗癌剂点滴）。

幸运的是，抗癌剂点滴很成功，现在癌已经变得很小了。当初我躺在床上想自己不知道还能剩下多少时间，现在还继续活着。这个时候，我收到了筑摩图书的编辑小船井健一郎先生恳切的信件，问我是否有意写一本名为幕末史的新书。虽然觉得对永泷先生不太好意思，但仅凭整理后变少的藏书和我手头的资料，写明治维新的通史比较困难，我对此差不多放弃了。在这样的时候收到了小船井先生的信。如果有一年左右的时间来写新书的话，是有可能的，应该也有这个体力，手边还有为了写通史作的笔记。没花多少时间，我给小船井先生回信说，想写写看。为了缩短执笔时间，变成了在体力上很费劲的工作，但是我想要传达幕末的日本复兴的姿态，这种想法变成了我的动力。作为一个 74 岁的、与癌症共生的、蹒跚而行的老人，这是我活着的证明。

佐佐木克

2014 年 9 月后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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