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一
公元一一一五一二三四年的一百二十年间，女真族完颜氏所建立的金朝，统治了黄河流域。女真族本是比较落后的部族，但自从它和辽、宋接触，经过相当长期的文化交流以后，这一个原来没有文字的部族，文化逐步提高。特别是完颜统治者，慢慢懂得了提倡文学是巩固统治的方法之一，所以自太祖阿骨打以来，尽力地罗致辽、宋文人，如韩昉、宇文虚中、蔡松年等，都受到金朝政府的优遇。皇统、正隆间，金政府在京师设太学、国子监，州镇也置教官；同时又订定以词赋、经义取士的办法。世宗更考选官吏中文理优赡者，予以升官进爵，章宗旁求文学之士，以备侍从。在私有制度下，一个人必须为糊口而操心，所以必须奉承世界上的强人〔1〕。何况统治者铺平了这一条升官的捷径呢！这样，自然对文学发展，起了一定的刺激作用。但统治者这一系列的措施，只能说明在阶级矛盾种族矛盾双重压迫下的金朝，对中国文学传统保留着一线生机，并不意味着已经具备了文学繁昌的足够条件。比如词赋取士，好像跟文学发展有直接关系，其实，金朝科举所采用的律赋，本是钳制思想的一种工具，在利禄思想支配之下，作诗要揣摩皇帝和主考官的好尚，要斤斤于格调的推敲，见子弟辈读苏黄诗，辄怒斥〔2〕。所以不可能产生伟大的作品与作家。
金朝诗风演变的过程，刘祁做了概括性的叙述：明昌、承安间，作诗者尚尖新，故张翥仲扬由布衣有名召用，其诗大抵皆浮艳语。如：矮窗小户寒不到，一炉香火四围书；又西风了却黄花事，不管安仁两鬓秋。人号张了却。……南渡后，文风一变，文多学奇古，诗多学风雅，由赵闲闲（赵秉文自号闲闲居士）、李屏山（李纯甫自号屏山居士）倡之。……赵闲闲晚年，诗多法唐人李杜诸公，然未尝语于人。已而麻知几（麻九畴字知几）、李长源（李汾字长源）、元裕之（元好问字裕之）辈鼎出，故后进作诗者多以唐为法也〔3〕。金朝自南渡（公元一二一四年）以后，现实矛盾斗争日趋剧烈化，反映到诗歌创作方面，扭转了风花月露的歪风，回复到现实主义的正路，其中，成就的诗人，则首推元好问。元好问所以被称为伟大的作家，就是他能够大胆地揭穿现实黑暗，倾吐人民的悲愤，无负于时代所交给他的任务。
金朝以外族统治者，入主黄河流域，在阶级和种族的双重压迫下，它和广大的汉族人民，形成为严重的对抗性的矛盾。这严重的矛盾，首先表现在括田上。完颜统治者占据北方后，把它原来老根据地形成的猛安（千夫长）、谋克（百夫长）组织，移植内地，进行封建剥削。派遣括地官到处括田，把大量民田，变作官田。这种暴政，我们且看看金世宗的自述：朕闻括田事，所行极不当，如皇后庄、太子务之类，止以名称，便为官地。百姓所执凭验，一切不问〔4〕。可是他们霸占了民田，并不自己耕作，翻手间，转佃给汉族农民，从中敲剥。如《金史·食货志》指出：猛安谋克人惟酒是务，往往以田租人，而预借三二年租课。这个情况，南渡后更加激化起来，河南官民田相半，又多全佃官地之家〔5〕。统治集团与汉族农民之间，既然形成一条鸿沟，所以当金朝极盛时期的大定二十余年间，农民仍是前仆后继的在起义〔6〕。而红袄军在山东燃烧的起义火焰，几乎贯穿了金朝整个时代。元好问描述括田的情况说：
武夫悍卒，倚国威以为重，山东河朔上腴之田，民有耕之数世者，亦以冒占夺之。兵日益骄，民日益困，养成痈疽，计日而溃。贞祐之乱……向之倚国威以为重者，人视之以为血仇骨怨，必报之而后已。一顾盼之顷，皆狼狈于锋镝之下，虽赤子不能免。
《平章政事寿国张文贞公神道碑》
他指出括田可以导致王朝的崩溃，显示出诗人对当时政治的敏感。而血仇骨怨，又刻画出当时阶级矛盾种族矛盾的本质。
公元一二一四年，已经走向下坡路的金王朝，抵挡不住骎骎南下的蒙古的军队，由中都（今北京）迁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市），史称贞祐南渡。南渡以后的金朝，地盘缩小，仅仅保有河南、陕西。为了时时防御蒙古军的进攻，为了要把丧失于蒙古的土地，求得补偿，又连年兴师伐宋，于是更加重了聚敛徭役。这时期，民之赋役，三倍平时。就连金哀宗守绪，也不得不提出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鬻妻子、竭肝脑以养军的自供〔7〕。元好问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描绘出地方官吏逼民出租的图样：
军租星火急，期会切莫违！期会不可违，鞭朴伤汝肌！
《宿菊潭》
至今三老背肿青，死为逋悬出膏雨。
《宛丘叹》
金政府的另一蠹政，就是签军。刘祁说：每有征伐及边衅，辄下令签军，使远近骚动。民有丁男若皆强壮，或尽取无遗，号泣动乎邻里，嗟怨盈乎道路〔8〕。这样的军队，确是灞上真儿戏（《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在跟蒙古军作战的过程中，蒙古诸将常常杀戮殆尽，于是人民死的死，逃的逃，黄河流域顿呈一片萧条、凄凉景象，元好问又做了如实的反映。如：
伤心此日河平路，千里荆榛不见人。
《续小娘歌》
井府虚荒久，大城如废村。
《娄生北上》
乱后洛阳花木尽。
《送子微二首》
乱余村落不见人。
《高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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