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岔驿，十字路，北去南来几朝暮。
朝见扬扬拥盖来，暮看寂寂回车去。
今古销沉名利中，短亭流水长亭树。
杨慎《三岔驿》
两宋的历史中，绕不开的一个问题是祖宗家法。宋以前的朝代，自然也有着许多先王的创设垂范和朝章国典，以至于中国的儒士们要远法三代之治，践行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即所谓王道仁政。但自唐虞而殷周的旧典毕竟难以稽考而一一尽从，于是曰子爱万民则必称汉之文景，曰纳谏从善则必称唐之太宗。因此对汉唐的崇拜不光树立在千年前的政治语境中，也在今天为大家津津乐道。
宋代祖宗家法特别的一点便是以文驭武制度的确立。我们应当客观地看到，宋朝建立了中世纪人类辉煌的文明，这与其文官政府的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两宋固然也有武臣出身而进入两府担任宰执的，但在整个三百余年的王朝历史中，政府的重臣基本都由文臣组成，且长期享有各种优越条件与特殊待遇。一般只看到了以文驭武对当时国家军事力量、对外战争的种种危害，甚至有说是两宋灭亡的根本原因，但倘若脱离晚唐五代以来百余年的频频战乱和拥兵自重的大将接二连三弑君篡位等前代问题，去孤立地看两宋的文官政府制度，恐怕是有失偏颇的。
与汉唐不同的是，宋朝的宗室、武臣一般都不能入朝为相，甚至不允许担任侍从以上重要职务。朝廷重臣基本必从读书人，或者说科举中选拔，这便做到了如文彦博所说的为与士大夫治天下。天水赵家作为君王与海内的读书人（士大夫）共治天下，这种模式使得中古以来的门阀巨室得以削弱，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背后是寒门庶民通过登科唱名跻身统治阶级的希望毕竟较汉唐要大大增加的现实。
与士人共享权力的同时，宋朝是一个真正尊重读书人的王朝。文臣士大夫尊严的确立，使得有宋一代，萌生了近乎空前的以天下为己任这一政治文化层面的意识自觉。北宋则有著名的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改革尝试，南宋亦有主张义利并举等新颖儒家思想的浙东学派等对治国之路的探索。而义理之学在两宋经由周濂溪、张横渠、二程、陆象山、朱晦庵等儒宗巨擘的孜孜以求和发明创造，更是达到了哲学思想史上的又一高峰，且道学群体入朝为官后的政治活动，也是文臣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的一种体现。
文官政府的逐渐确立和日趋完善，其本身的合理性在于弭除王朝内部的忧患，实现长期繁荣稳定的统治局面。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说，太祖、太宗时期初步形成的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祖宗家法，不止是要近乎彻底地扼杀武臣犯上作乱和分裂割据的可能，亦是要通过叠床架屋式的分权和彼此制约乃至有意的异论相搅的人事安排之帝王术，同样地防范文官中权臣的出现，甚至其谋朝篡位之可能。
如与唐代台谏制度大不相同者，唐时谏官均隶中书、门下二省，实乃宰相属官，专以进谏阻止皇帝一意孤行，往往执行的是宰相的意志；台官则亦可由宰相举荐、任用，而宋代台谏则专以监察、弹纠百官，是天子的耳目风宪之工具，且在任免制度上，宰执不预，常采取侍从举荐、君王亲擢的办法。一旦为台谏所击，宰执按惯例都要待罪于府邸之内，君权与相权的互相制衡、君主专制制度与文官政府的彼此角力，都是宋代政治文化中的重要现象。
因此，获取了几乎前所未有的特殊地位的文臣官僚团体在两宋亦并非全不受约束。而文臣士大夫作为读书人的一面，又使得他们在平日的雅集、酬唱、交游、送别等社会活动中，创造出了风格各异的文学作品。城市或者说市井文化的兴起，与士大夫文艺创作和审美意识的交互影响，使宋词这一伟大的艺术形式真正诞生，并在发展中堪与唐诗辉映。
在这样的情况下，两宋的文臣士大夫群体也就格外具有整体魅力和极其丰富可观的细节值得后人来挖掘与认识。笔者在本书的构思和写作过程中，选取了六个片段作为六大章节，来呈现宋代文臣的特殊性与其诸多正面、侧面的形象。寇準之章与张浚之章分别是对这两位北宋、南宋初期至关重要的宰相生平浮沉的叙述剖析，并希望借助对二人的撰述，厘清真宗、高宗朝一些历史问题的模糊之处，尝试建构合理的解释，也将宋代宰辅在军政事务上的作用和秉国的具体过程勾勒一二，以供读者知悉。陆游之章、朱熹之章，则侧重对二人生平中或鲜为人知，或广为误解的细节加以简单考证与重现，试图将孝宗朝陆游、朱熹的仕宦坎坷乃至朱熹在宁宗时期庆元党禁前后受到的种种污蔑剖析清楚，使读者得以见到，一位大文学家与一位大哲学家是如何在君权、相权以及台谏的刁难下，努力坚守原则，承受个人荣辱悲喜的历程。苏轼章惇恩怨之章，主要尝试找出二人由挚友而走向决裂的多重深层原因，并由二人的视角，叙述熙丰新政、元祐更化、绍圣绍述的政治大潮。庆历三案的大章则是群像叙事，基本将角度放在了范文正公改革失败后的变法派与守旧派两者的斗争与仁宗皇帝的选择上。作为北宋中期至关重要的政治革新运动，围绕变与不变、边事与内政、朋党与皇权乃至所谓君子奸佞、正邪对立的种种问题，笔者试图描摹出一代人理想的衰亡及背后的内因外因，从而管窥宋代政治文化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
亦即是说，在故事性的叙述、史料的考证推敲甚至对历史细节的重建中，尝试还原上述大宋文臣的心理活动、生命轨迹和精神追求，这是本书的一个重要主旨与目的。我们可以看到，在两宋几乎始终一以贯之的强大祖宗家法的制约下，以治国平天下为终极目标的大宋文臣们终究归于个人与时代的群体性悲剧的历史必然性，以及中世纪的文明在虚君政治与走向近代文官政府上难产的种种原因和具体表现他们既缔造了中世纪人类文明所能达到的极致辉煌，也在无尽的内耗中埋葬了一千多年来历史演进的不断上升的可能，终于沦陷于野蛮的征服，与更专制的黑暗倒退，一切的契机尚要等到六百余年后帝制的土崩瓦解，方才在沉重的困厄苦难中诞生。那石破天惊的路，孕育自过于漫长的历史的叹息。
发现更真实的宋朝，拒绝简单粗暴而肤浅的愉快解释，用不失严谨的故事化叙述，来努力接近历史的真相，这是我们应当去做，也是本书尝试去实践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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