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片段1： 开篇章，1992年成功登顶K2前夕
在登顶的前一夜，你会激动，紧张，焦虑，完全不能睡觉。我一直想，在做了这么多事之后，明天还有没有足够的力气？我们具备上攀2250英尺，完全不用辅助氧气的能力吗？
闹钟在晚上十一点响了起来。我们花了两小时煮好热饮，在狭小的空间里穿好衣服，并且整理好装备。一场风暴已不知不觉降临。帐篷外面风雪交加。我们做了所有准备，然后等待，每半小时就巡查一次直到早上五点，希望坏天气有有所好转。那之后，我们知道不可能了因为现在开始攀登已经太迟，并且我们不能在这种天气情况上去。但是我们也不想就这样下山。我们意识到如果再下去一次，我们就再也不会上来了；因为那样，我们就会没有时间，没有体能。于是，我们只能选择耐心且固执地坚守在四号营地等待天气好转。
那天，我们中的两个墨西哥人决定下山了。如果你的身体和精神不够强壮，在26000英尺的海拔生存也是非常困难的。霍尔和波尔的瑞典和墨西哥队友们都是很有经验的登山家，所以没人觉得他们需要引导下山。
那两个中途打道回府的墨西哥人实际上之前登过珠穆朗玛峰，但他们技术上没有非常熟练。在三号营地的陡坡上，途经我和斯科特遭遇雪崩右边一点的地方，他们犯了个大错。
在我们前一天攀那段陡坡的时候，我就知道斯科特和我有能力下撤。在那天，墨西哥人中的一个用登山杖做固定锚保护站，设立了一个辅绳下降系统，但登山杖没有完全插进在陡坡的冰雪里，而是仅仅部分垂直插在陡坡上。当我听说事情原委后，我简直不敢相信。你不能用登山杖做支撑垂降啊
个打钉锚的人安全地用绳索辅助下来了，但当他的搭档，阿德里安贝尼特斯把他全身重量依托在绳上垂降时，登山杖瞬间滑了出来。他摔落3000英尺而殒命山下。我们留在三号营地的两个队友可以看到他的尸体挂在靠阿布鲁齐岭左边的一个斜坡上，但他们没有办法可以安全地把尸体带回来。我们从无线电中听说了这场意外。那天晚上，我们知道阿德里安死了。我想着，我的天！这座山到底怎么回事？
查理梅斯原来和那第三个墨西哥人，赫克 庞塞德里昂是一对搭档。阿德里安死了以后，赫克托下去安慰那个幸存的队友。于是查理被抛下成为孤儿，所以后他和我还有斯科特组成一队。
我们一天天等，直到八月十四日。我们真的无聊透顶。我们没带书，斯科特又和我差不多已经待在一起三个月了，所以我们也没啥可聊的。同时，我们开始担心：我们是不是有被风暴围困在山上的危险？我们有机会尝试登顶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在26000英尺海拔生存都已经很困难的情况下，还有没有足够的体力来冲顶？
精彩片段2： 放弃兽医事业，追寻攀登理想
1991-92年的冬天，我正和斯科特费舍尔忙着计划登K2。攀登8000米山峰已经成为我血液的一部分，尽管当时我还没有想要攀登所有14座8000米高山的梦想。
与此同时，那个冬天也是我人生中焦虑的一段时间。斯科特和我绞尽脑汁地想筹到足够的钱可以付我们同俄罗斯登山队共同攀登K2的费用。这么多年求学生涯，我已经差不多欠了25000美金的债务。每个月我只能还贷款的数额。
那年在意志薄弱的时候，直面惨淡的现实和我的事业总是给我带来锥心的痛。我那么努力，花了9年的时间完成本科和兽医学博士学位，找到了两份很好的工作，然而我却不得不放弃我的工作，原因就是我的工作和登山无法兼容。目前，我即将迎来33岁，却在每天依靠砸钉子来维持生计。这就是我的余生要做的事吗？很多登山队员都选择了类似的道路为了满足自己的爱好。10年前，乔恩克拉考尔住在离我几英里的地方，做建筑工人就为了可以随时丢下工作去爬山。直到1981年，乔恩在做了5，6年钉钉子和在阿拉斯加渔船上谋生的日子，他才下定决心去试试做个作家。
1992年春天，当我和斯科特在计划K2的时候，面对即将到来的挑战我充满了兴奋。但是就靠登山来过上还不错的日子来说，这种可能几乎为零。
精彩片段3： 世界屋脊上的生活琐事：穿衣，吃饭，上厕所等等
但是攀登珠峰从来不是容易的，而且永远充满危险。我发现多年以来每次我演讲时，在问答环节总有很多人对于基本的事情很好奇。比如，你们在冲顶当天穿什么？你们吃啥喝啥？你们怎么上厕所？
也许，我们是时候插个闲话，给大家简要回答一下这些问题，解释一天一天，一分钟一分钟去攀登八千米峰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
首先，在海拔24000英尺以上登山，通常穿什么？脚上，一般是双层靴子 一层塑料外壳和绝热材料Alveolite做的内胆，一种不可压缩的海绵。在靴子里面，我穿两双厚袜子，由羊毛和弹性纤维混纺的。一百多年来，登山者更喜欢旧皮靴。和塑料比起来，皮靴差得很远，因为皮质吸收湿气，然后就结成了冰，这自然就造成了冻伤。拉切诺和赫尔佐格在1950年爬安娜普尔纳峰时都因冻疮失去脚趾就是因为他们穿的是皮靴。（并不是说他们好像有什么别的选择，因为塑料靴子要再过三十年后才被发明出来。）尽管有靴子技术的进步，现在登山者仍然会因为冻伤失去脚趾。
身上，你要穿长内衣裤，上身和下身。合成纤维比羊毛更好，因为羊毛穿上会痒。不要选棉质，因为它会吸收你的汗，也没有湿的合成纤维更保暖。在长内衣裤外面，穿一件连体无袖羊毛外套。不要穿羊毛背心，因为你需要把它塞进羊毛裤里；而当你带着保护装备和绑住背包的腰带都集中在身体中部的时候，这就太麻烦了。
你可以想象到，穿上这一堆衣服，你看起来就像广告里的小胖吉祥物，非常臃肿笨拙。你可能要脚上穿五层，手上穿三层。如果还要戴氧气面罩，你几乎就像被困在宇航服里。尽管像被吹起来的气球，你还是需要能一直看到自己的脚。这一切需要时间适应，并且你可以想象每次穿好衣服需要多久时间。在凌晨一点时，当两个人在狭小的帐篷中挣扎着穿衣服时，简直就像玩一局让人窒息扭曲游戏。
我带的冰镐约五十五厘米长（少于两英尺），头上一边可以削冰斩雪，另一边可以迅速扎进陡峭的冰面固定。近一世纪以来，登山员用的都是以岑木或者山胡桃木做把手的三英尺长的经典冰镐，那冰镐长到可以在冰川上做行手杖，到后来这就成为了它的主要功能。直到19世纪60年代，这些很有型但不怎么实用的冰斧是世界各地登山者的工具。
我的冰镐是我在山上重要的工具。有它，我可以在雪或者冰上停下来，安全爬上极陡峭的地形，用它在危险山坡上平衡支撑，或者劈冰做我的帐篷地基。在平缓地段，我也会用登山杖来平衡。
我也常会带一堆柳木条来标记路线。这些是那种三英尺长的绿棍子，专门卖给种番茄种的人的。我在棍子一头贴上红旗。每次远征开始前，我都会去园艺店买几百个。那店员会说，伙计，你今年要种好多番茄啊！
……
所以，每个人都想知道，在穿上那个像宇航服一样的衣服之后，你怎么上厕所，尤其是当你需要大号的时候。简单来说，这是很让人头疼的事。我比较幸运，因为我的生理比较有规律，我通常在早上离开营地前解决这个问题。但在高海拔处，登山员常常会拉肚子，那就可能非常麻烦了。
……
我们的帐篷必须要可以经受强风而且体积小，这样既可以节省重量（两个人的帐篷一般5公斤）而且可以尽可能保持热量。没有比喜马拉雅山上永不停止的大风持续肆虐帐篷的声音让我更熟悉了。常常是风的声音太大以至于让人难以入眠，除了登顶的前一个晚上因在帐篷里时间太短而不能入睡-- 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内心紧张，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差不多凌晨一点或者两点就要出发。
。。。
你可能觉得，在26000英尺海拔，人会需要保暖的睡袋，但我只带个可以在华氏零度使用的，它只有4.5磅重。我之所以可以用这个睡袋，是因为我穿着除了靴子以外所有的衣服睡觉。我的羽绒服就像一个里层的睡袋。常常我和我的同伴在装备极简的情况下，只带一个睡袋，然后我们打开拉链把睡袋像毯子一样盖在身上，像勺子一样后背贴着前胸躺着。关于睡垫，我更喜欢3/4寸厚从头到脚的闭孔泡沫垫。
那吃饭喝水怎么办？到目前为止，高海拔处重要的是补充水分，而这说起来容易。我们的炉子使用的是丙烷和丁烷混合的燃气罐。在进帐篷之前，我们其中一人需要用垃圾袋装满一袋冰，敲碎了放在帐篷门口待用。没有冰的时候，我们就得找干雪。它们就是我们的水源，你得一壶一壶地煮。如果只有干雪可以用，因为干雪中富含空气，一壶雪煮完可能只剩了八分之一壶的水。高海拔的地方水的沸点非常低，沸水也就是和温的差不多。每天晚上补水的过程常常需要花3到4个小时来完成。
精彩片段4： 人体高原反应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人体在高海拔处发生着怎样的变化还是一知半解。查尔斯休斯顿博士在这一深奥的领域中做了很多开拓性的工作，而他本人也是那个时代美国杰出的登山家，是1938和1952年K2攀登的领导者之一。1946年，为了回答人体在无氧气帮助的情况下可以到达什么海拔的问题，休斯顿设计了喜马拉雅行动。他把实验个体放入减压舱，然后逐步降低氧气供给来模拟高海拔环境，与此同时他非常小心仔细的记录着人体的重要生命体征（包括他本人）。
近年来，通过布朗尼什恩，汤姆霍宾，还有彼得哈克特这样的专家们的研究，大大增加了我们对高海拔对人体机理影响的知识，包括可能会发生的问题和相应的解决方法。
基本来说，海拔17000英尺以上（约5182米），人体机能开始变糟。这个阈值早在没有科学研究的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前，为当时的人于实际生活中摸索出来。今天，没有任何一个人类永久居住地或者村庄是在17000英尺以上，尽管有一些安第斯山中的矿建在20000英尺之上。（有个很有名的故事就是关于其中有一个矿场的管理人员想把矿工们的村庄向接近矿的高处搬迁，这样矿工们可以节约每天上下爬山的时间。这个提议被村民们礼貌地拒绝了。）一个有创举的高山考古学家，约翰雷哈德，在安第斯山发现了一些海拔22000英尺之上的临时居所，发现与前哥伦布时期印加统治者会在火山顶处用土著人进行祭祀的习俗相符。但海拔17000英尺以上，不管是安第斯山还是其他地方并没有发现任何人类永久住所。
运用减压舱，查尔斯休斯顿得到了让人吃惊的结论，那就是，即便让健康的登山运动员从海平面向高处以每小时800到1000英尺的速度爬升至25000英尺，他也只能在两分钟内保持神志清醒，而且会在一小时内死亡。这样的研究结果加上早期喜马拉雅登山先驱们的经历，让普遍大众相信，没有辅助氧气，人类不可能凭借自身的力量登上世界峰。这个公理不是被科学而是被彼得哈伯勒和雷哈德梅斯纳两位于1978年突破性地无氧登顶珠峰而推翻。
休斯顿博士也是位系统研究在高海拔人体可能发生的严重或者致命的情况，包括急性高原反应（AMS），高海拔肺水肿（HAPE）和脑水肿（HACE）。这些都是由于缺氧对人体机理带来的严重后果。在29000英尺珠峰的之处，空气里只有在海平面空气含氧量的三分之一。
大部分的登山者都在职业生涯中被急性高原反应所折磨。普遍的症状是头痛，疲劳，呼吸急促，睡眠困难，有的时候还会恶心和呕吐。一般几天之后，这些症状会慢慢消失。就像休斯顿博士在他开创性的著作（走向更高处：人和海拔的故事）中写的，急性高原反应就像是个非常糟糕的宿醉后的感觉，通常一到两天会消失。 但是急性高原反应也可能发展成更严重的情况，像高海拔肺水肿和脑水肿。
精彩片段5：作者亲历96年珠峰惨案
与此同时，道格汉森已经累瘫在希拉里台阶上。罗勃无法独立将他从40尺高的悬崖救下，只能选择和他呆在一起，很明显是愿意在28000尺的高处冒险和道格一起无保护露营。
盖科特是我们去年南坡路线的向导之一，正指挥着普莫里峰的远征。在大本营听到罗勃越来越简略的通讯，他自己在无线电通话中恳求罗勃把汉森原地留下，自己先下南坳，哪怕是先下山找到备用氧气瓶等恢复体力后再对他的客户施行援救。罗勃回复说，他可以自己下山但是他的客户道格已经体力耗尽。40分钟后，罗勃还在原地未动。
……
此刻在二号营地的我们对5月10号到11 号发生的所有戏剧性的事件一无所知，直到凌晨5点钟我们听到罗勃近乎绝望的无线电通话，开头就是可怕的一句，我完蛋了。
到那天早上，罗勃下移了差不多350英尺到了非常接近南坳的地方。他在连简易露营袋都没有的情况下，熬过了一个晚上。但是道格不见了。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不见了这三个字的意思。他是下山过程中冻死还是体力衰竭而死？他是打破了冰檐然后直接跌落山崖？还是他因为和罗勃一起无保护露营而冻死，只是被雪覆盖没有找到？到今天，道格的尸体也没有找到。
……
这个时候，我们决定行动起来。虽然不太确定怎么样帮忙，戴维，罗伯特，阿拉舍利，维卡还有我决定先上三号营地。我后一次和罗勃通话. 罗勃，我说，我马上出发上山了，我们明天见。我会尽快和你再通话。
两小时后，我差不多在戴维上面50英尺的地方，听到他大声说，艾德，停下来！我有消息告诉你，但不是什么好消息。 戴维拿着我们的手持无线电对讲机，刚刚接收到大本营的消息。安多杰和拉克巴已经回到南坡，戴维说。这样的天气，他们没办法继续向上爬。
戴维深吸一口气，然后说，我觉得，现在是时候和罗勃告别了。
那一刻我的情绪彻底失控了。我就那样吊在绳上哭了起来。戴维也是。
到5月11号晚上，尽管暴露在外已经36个小时也没有辅助氧气，罗勃还奇迹般地活着，而且神志清醒。那时候我们全部集中在三号营地，尽可能为第二天做准备。在晚上6：20分，盖科特拨通了在新西兰的简阿诺德（罗勃的太太）。罗勃和他太太简永别前的对话将永远是珠峰上的一段传奇。
在和太太通话之前，罗勃恳求我们给他几分钟，这样他可以吃一点雪来润一下嗓子。然后他说，我的甜心，你好。我希望你这会正舒服得躺在一个温暖又舒适的床上。你好吗？
你不知道我有多想你！简说。你听起来比我想象中好多了……亲爱的，你暖和吗？
我还挺舒服的。
你的脚怎么样？
我还没脱下靴子检查，可能有一点冻伤。
简知道希望是渺茫的-她自己此前也登上过珠峰。罗勃自己肯定也知道。在即将天人永别之际，他们把不久后的重逢演绎成了一本凄美的小说。我太期待你回家了，我会很快让你好起来的，简保证说。我知道你肯定会获救的，别觉得你是独自一个人。我正向你传送我的所有正能量！
罗勃后说，我爱你。好好睡觉，我的甜心。请不要太担心。
这是罗勃人生后的话也许他还说了别的，但是那里没有人在听。
精彩片段6：安娜普尔纳，14座高峰的后完结篇
我开始觉得安娜普尔纳山在戏弄我们，想让我们认识到，到底是谁说了算。我一直都相信，山会给你启示是向上亦或原地待命，还是下山。但是现在，距离完成我18年的终极梦想只需要再有一天的时间。我恳求安娜普尔纳怜悯我们，让我们继续往上攀爬。
5月12日的凌晨，我们决定冲顶。天气情况并不完美，但是风速已经降到20-30英里每小时。离开营地前我做的后一件事是拿起卫星电话告诉宝拉（作者夫人）这个好消息。我打开电话，没有信号。尽管电池和备用电池都充满了电，这该死的东西就是不工作，枉费我昨晚一直把它放睡袋里让它保持温暖。偏偏就是这时候不工作。
……
刚开始是意大利人在前面开路，但很快维卡就走在了领头位置，我紧随其后。我刚踏上这一片延绵不断的宽坡，就意识到有多冷。我穿了所有可以穿的衣服-- 滑雪眼镜而不是太阳镜，面罩和脖套，羊毛夹克和羽绒服 而我还是觉得一点也不暖和。
每个人都很冷；每个人都在苦苦坚持。我看着西尔维奥时不时停下来晃动他的腿来促进血液循环到脚部。我不用那种方法，取而代之的是，每一天每一步我都在活动我的脚趾。一旦你停止活动脚趾，它们会很快失去知觉，那时候可能就太晚了。另外一个意大利人也像西尔维奥一样摆动他的腿，各人都在进行着自己对抗寒冷的斗争。
那个北坡应该是整个喜马拉雅山区冷的地方，尤其有风的时候。我可以发自内心的理解赫尔佐格和拉切诺穿着1950年还很落后的衣服和皮靴，可以想象他们的脚在踏上登顶征途那一刻瞬间麻木的感觉。那个6月3号，拉切诺两次停下来脱下靴子，试图通过揉捏来恢复知觉，但终和赫尔佐格一样，他也因为冻伤失去了所有的脚趾头。
那天维卡状态特别好。他一直在前面带路，山表多是冰，所以冰爪走起来完全没问题。我只能做到保持和维卡的距离而不能赶上他。意大利人们排成一队跟在我们后面。一度我看见他们抱在一起，但是现在他们只剩下了三个人。
我终于看到了后一段带状悬崖，当年赫尔佐格和拉切诺直到后一分钟也不确定能否安全通过。然而尽管我有那么多登山的经验，我还是大大的错误估计了距离。我以为到达悬崖带只要半小时，结果我们却花了两个小时。那里真的没有参照物来正确估计距离。
维卡就一直爬一直爬。风太大，我们没有办法说话。每个人都像裹在一个个胶囊里一样，各自坚持着。
我们终于到达了悬崖带，发现深沟中有一条路可以通过。一条老旧的固定绳在那垂着。那之后，一条上下起伏的山岭通向峰顶。我们上上下下地爬着，想着那就在另一端的。
终于在下午大约2点钟，我和维卡登上了山顶！我们使劲地相互拥抱。我哽咽到无法言语。但我没有那种我想象中那样汹涌澎湃的感情。我以为我会激动得流泪，但是我没有。维卡和我坐了好一会，我在试图让自己意识到我18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我真想在那呆下去……
后我通过无线电通知大本营的吉姆。我是多么希望可以用卫星电话告诉宝拉，但是现在她只能通过别人知道我成功的消息。
通过无线电，我说，这是我一生中快乐的一天之一，也是困难的一天之一。我可以听见无线电里传来的美国人意大利人替我们欢呼的声音。
我告诉吉姆的那种快乐的情绪是发自内心的，但这种感觉同时也在和内心深处另外一种阴暗的感觉做斗争，让我的胃搅成一团。
攀登安娜尔普纳峰才完成了一半，安全下山从来也没有比现在显得更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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