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与阴影的交织：郭宏安读加缪（郭宏安译加缪文集）_[中国]郭宏安_9787544784412

《阳光与阴影的交织：郭宏安读加缪》收录翻译家、法国文学研究专家郭宏安先生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研究文章共二十四篇，涵盖研究方法与思路介绍、对加缪文章创作的总体介绍和评价、加缪主要作品细致解读、翻译加缪作品时的译后记等，完整立体呈现郭宏安先生研究和翻译加缪作品的丰富成果。

代跋：标准· 效果· 理想·方法
以加缪的《局外人》为例谈文学翻译
（一）
《圣经·创世记》说：先民本来言语口音是一样的，他们商量在巴别这个城市里修一座塔通天，告诉后代，以防他们分散居住而沟通不畅。耶和华怒其狂妄，说：看哪，他们要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于是，上帝变乱他们的言语口音，引起他们的纷争，这塔也就停工不造了。从此，人们以语言的不同而分散居住，其间的沟通交流不得不通过语言的转换，即翻译。据称，中国用文字记载的翻译，始于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期的诗歌。可见无论中外，翻译都是一件十分古老的事情。
然而，什么是翻译？翻译理论家、翻译工作者和翻译爱好者给出了多少有些不同的回答。我的回答是一个翻译爱好者的回答：翻译就是用一种文字（语言）传达用另一种文字（语言）写成或说成的作品，后形成文字的作品而不变更所表达和蕴涵的意义与信息。用杨绛先生的话说，翻译就是把原作换一种文字，照模照样地表达。原文说什么，译文就说什么；原文怎么说，译文也怎么说。这是一种平实可靠、人人可以接受的定义。什么是文学翻译？文学翻译就是一种具有文学性的翻译。翻译有许多种，口译且不论，有科技翻译，有文学翻译，有理论翻译，有实用翻译，有社会科学翻译，有人文科学翻译，有自然科学翻译，等等，唯有文学翻译具有文学性，有的哲学、历史等著作的翻译也具有文学性。那么，什么是文学性？文学性就是那种使特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例如想象力、虚构、描写、象征、比喻、修辞等等，即我们在今天的语境中所理解的严复的翻译三难说中的雅字，此为文学翻译所独有。信、达、雅之中的雅字，历来解说甚夥，然而大多斤斤于字面，多皮相之谈，唯钱锺书先生从反面予以阐释，谓雅非为饰达，非润色加藻，一个非字搔着了雅字的痒处，较之文雅高雅古雅汉以前字法句法等等，更能切中肯綮，打开思路。以文学性解雅，可以与时俱进，对一个旧的概念给予新的解释，令其获得新的生命，所以，并非所有新的说法都显示了认识的深入和观念的进步。译文对原作以雅对雅，以俗应俗，或雅或俗，皆具文学性，此为文学翻译也。故雅字在文学翻译中断乎不可少。
译事三难：信、达、雅。当合而析之，不应分而观之，以此为标准，可以分出译品的好坏善恶，全面而精当。大部分的翻译家对信、达取信服的态度，对雅字则如履薄冰，做种种或明或显的抗拒状，以文学性解雅谅可消除其对雅的疑虑。如果扩大一些，对雅做广泛的理解，则可以为神似，然而神似并非形似的反面，完全可以以形出神，不必弃形取神。神似的说法，以傅雷的观点为著名，他说：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请注意，这里说的是效果，而非标准。标准是衡量事物的准则，而效果则是由行为产生的有效的结果，两者不可同日而语。再说，不在形似不等于不要形似，完全可以既要形似，又要神似，形神兼顾，形留而神出。有一种说法，认为神似进一步发展，则进入化境。化境的说法来自钱锺书先生，他在1979年的《林纾的翻译》（收在《旧文四篇》里）中说：文学翻译的理想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持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所谓原有的风味者，乃是原作的风格之谓也。《林纾的翻译》于1964年首次发表，当时，理想一语是写作标准的，后来标准改为理想，显然不是信手随意的，必是深思熟虑而后的产物。理想是同奋斗目标相联系的、有实现可能的想象，故标准是现实的存在，理想是追求的目标，两者不是同一性质的东西。因此，标准、效果和理想不是同一范畴的事物，不可混为一谈。由信、达、雅而神似，而化境，刘靖之先生将其看作一条由浅入深、不断延伸的线，一脉相承，我觉得，由标准而效果，而理想，不妨看作一个面，不断扩展，仿佛一圈圈涟漪。这样产生的译作可以称作善译，而其实现的方法，则如杨绛先生所说：把原文的句子作为单位，一句挨一句翻。换句话说，就是以句子为单位的直译。于是，标准，效果，理想，方法，由点及面，一种翻译理论就宛然在目了。
文学作品的本质特征不在内容，而在形式，换句话说，决定一件作品是否文学作品，不是因为它讲述或描写了什么，而是取决于它是怎么讲述、怎么描写的。一件作品的怎么形成了这件作品的精神风貌，它是简约的，还是繁缛的，是清丽的，还是浓艳的，是婉约的，还是豪放的，是优美的，还是雄伟的，等等，都是由其选词造句、结构框架、气息节奏、叙述技巧等决定的，一言以蔽之，是由其风格决定的。因此，依据信、达、雅的标准，翻译文学作品，只有信、达还不够，必须有雅，即必须有文学性，也即是说，必须传达出原作的风格，然后才有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实现所追求的理想。然而，什么是原作的风格，什么是译作的风格，原作的风格和译作的风格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些都是翻译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归根结底，是风格可译不可译的问题。简言之，认为风格可译的，大多是主张直译的人，一句挨一句地翻，就有可能多少传达原作的风格，有人将这些人称为语言学派，颇有不屑的意味；主张风格不可译的，大多是主张意译的人，他们自称文艺学派，由于认为原作的风格不可译，就随便给译作一种他们认为美的风格。主张风格不可译者未必明确地声称风格不可译，也不是都反对信、达、雅，不过他们以为雅就是高雅、典雅、美的词汇，雅的句子，就是文采，而且认为只有华丽才是文采，总之，认为翻译是美化之艺术。一经美化，译作倒是有了风格，但已不是原作的风格了。在持这种观点的翻译家的眼中，什么原作的风格，译作的风格，根本是两种不相干的东西，各自管各自的事情好了。在他们的译作中，不，应该说在他们的创作中，出现一些具有强烈民族特色的词汇或表达方式，就毫不奇怪了。读者不免怀疑，难道外国人也有相同或类似的俗语和陈词滥调吗？一味求美，则雕缋满眼，其实只是堆砌辞藻，而真正的美则荡然无存了。不过，就实际的情况来说，真正美化的翻译实在是太少了，文艺学派的翻译家们似乎在沙盘推演，纸上谈兵。如果一定要分出派来的话，我宁愿加入直译派。
译作的风格只能以原作为依归，能否传达原作的风格，应该视为文学翻译的境界。是否达到了，则要看译者个人的造化。也许传达原作的风格只能是的理想，可望而难即，然而望与不望，差距不止毫厘。宋严羽说：入门须正，立志须高；……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头一差，愈趋愈远；……八百年前的古人之言，可供今之译者深思。你可能实现不了这种理想、进入不了这种境界，但是你正走在实现这种理想和进入这种境界的道路上。诚然，传达原作的风格，是很难的一件事，也许百不一见。但是，能不能是一回事，难不难是另一回事，不可将很难视作不能。译者主观上是否具有传达的意图，其结果是很不一样的。有，就会自设藩篱，循迹而行，或可在译文中见原作风格于一二；没有，就会自由散漫，失去约束，原作的风格也将不知所终。如此则不仅雅失去了准的，恐怕连信、达都要打折扣了。传达原作的风格是很困难的，但是有为的译者正是要克服这种困难，成就与原作相配的译作，正如杨绛先生在《艺术与克服困难》中所说：创作过程中遇到阻碍和约束，正可以通过作者去搜索、去建造一个适合于自己的方式；而在搜索和建造的同时，他也锤炼了所要表达的内容，使合乎他自建的形式。这样他就把自己深刻、真挚的思想感情很完美地表达出来，成为伟大的艺术品。好比一股流水，遇到石头阻拦，又有堤岸的约束，得另觅途径，却又不能逃避阻碍，只好从石缝中迸出，于是就激荡出波澜，冲溅出浪花来。石头、堤坝、石缝等等，好比实现艺术目的的种种困难，原作者要克服困难，译者也要跟随着原作者克服困难，因为翻译本身就是一种有限制的艺术，所谓戴着镣铐的舞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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