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对照鲁迅旧体诗_黄乔生编，寇志明译_9787531350866

《中英对照鲁迅旧体诗》收录了鲁迅全部现存旧体诗61首，均由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著名鲁迅研究专家黄乔生先生依据手稿及史料收集、整理、校订、注释。由于鲁迅的旧体诗用典极多，暗示和影射也比比皆是，对于国外的学者，理解、研究、翻译相当困难，因此即使鲁迅先生从上个世纪20年代已经声名远播，但是从没有国外的汉学家能够将鲁迅的全部旧体诗翻译出来，直到今天，美籍汉学家、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中文系主任寇志明博士才将鲁迅的旧体诗全部译出。因此，这部由寇志明译、黄乔生编的《中英对照鲁迅旧体诗》就有了填补鲁迅翻译、研究空白的价值。

郭沫若为一九六一年版《鲁迅诗稿》曾作序，第一句写道：“鲁迅无心作诗人，偶有所作，每臻绝唱”。一般来讲，我不大认同郭老对鲁迅的看法，但愈读鲁迅的诗歌，就愈欣赏这句话。其实，我读鲁迅的其他作品，也一样觉得“每臻绝唱”。

我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与世隔绝的小镇读中学的时候，因为偶尔翻了一下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大河彼岸》（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一书后面的参考书目，才知道鲁迅的名字并觉得《阿Q正传》这个篇名很新奇：怎么会叫“阿Q”呢？不久我有幸从旧金山中国图书期刊书店邮购到鲁迅的英文短篇小说和杂文集。当时阅读的是杨宪益和他的妻子戴乃迭的译文、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版本。

高中一毕业，我就在匹兹堡大学修中文暑期班，很巧我的第一位汉语老师是台益坚先生——原来是鲁迅的学生台静农的长子！有一天我提了鲁迅的名字，他很惊讶，说他父亲认识鲁迅，他很小的时候，鲁迅到过他们家。有一次鲁迅不小心，把手中的热茶倒在他身上。我说：“我不相信！”没想到，他居然解开衬衫，说：“我还有一个疤。”我就连忙说：“不！老师不用脱！”因为当时美国俚语里讲“我不相信”，意思只不过是“可不是吗！”是用来加强“太巧”的语气。

另外，我记得我曾经请教过他关于《狂人日记》里“吃人”的象征意义。我当时以为指的是帝国主义要瓜分中国。台先生笑了，说“不是。那是指中国社会里一些人。”但可惜他没有多说。我估计是由于当时美国还处于冷战状态，他觉得这个题目不大好在汉语课里讲。

后来，我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主修中国语文以及文化，在夏志清教授的指导下读中国新、旧文学。虽然他的《现代中国小说史》有一篇关于鲁迅，但在课堂上他极少讲鲁迅，只说“鲁迅是一个dilettante （有文化的大闲人），天天到一家日本书店度过午后时光”。后来我自己看书才知道鲁迅到内山书店拿信、会客，跟他的工作和身份有关。哥大毕业后我到台湾去深造两年。当时是国民党统治下的“戒严”时期，鲁迅以及大多数“五四”时代作家的著作（除了徐志摩与朱自清以外）被禁掉。不过我从香港带回“姜添”编的那本薄薄的书《鲁迅诗注析》（即江天的“红卫兵”内部发行《鲁迅诗新解》，香港编辑删除了关于阶级斗争等内容）。这本书注释不多，常有互相矛盾之处，我一首一首地慢慢读下去，虽觉得鲁迅的诗有意思，但也感到存在不少问题。这就产生了一个挑战。

第二年幸亏拿到了美国国会所办的东西文化中心的奖学金，到了夏威夷大学，在罗锦堂老师指导下修中国文学硕士课程。我把鲁迅的旧体诗研究作为论文题目，不过我当时也对受过鲁迅的影响的台湾乡土作家陈映真的作品感兴趣。我后来到加州伯克利大学读完博士课程，在北京大学跟《野草》研究专家孙玉石进修，再以后，回到伯克利，在白之（Cyril Birch）教授指导下写了一本关于清末民初的旧派诗人王闿运、樊增祥、易顺鼎、陈三立、陈衍以及郑孝胥的博士论文。这个题目跟硕士论文题目很不一样，因为这几位诗人的思想与诗作和鲁迅迥然不同。不过，他们之间也有共同点，即如何用旧体诗这个“古典形式”来表达现代意识。

博士毕业以后，我对原来的无韵译文做了几次修改，出版了《诗人鲁迅：关于其旧体诗的研究》（The Lyrical Lu Xun: a Study of his Classical-style Verse）一书，包含题解、直译、押韵译文以及详注等部分。很遗憾我当时没有亲自向在台湾的军政体制下生活了几十年的台静农请教过。因为台教授在解放前的大陆已经坐过监狱，再说鲁迅的朋友，也担任过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的许寿裳在1948年被暗杀了，我听说台先生不敢讲关于鲁迅的事情，我也担心给他带来麻烦。但过了些年，台湾快要解严的时候，我通过罗锦堂，请台先生为我的书《诗人鲁迅》（The Lyrical Lu Xun）题写了书名。

虽然这些年来我的研究方向发生过多次变化，但是我对鲁迅作品的兴趣从未衰退，我一直热衷于探索他作品中未翻译成英文或者研究得比较少的部分，我因此从鲁迅的旧体诗走向他的早期文言论文。这些文章同他的旧体诗一样虽然是用古文写的，但在内容上却有明显的现代性倾向。我当初的另一个想法是鲁迅用旧体诗写作可能会更容易把他的个人情怀通过旧形式和在中国文化中受尊敬的古语文、典故等表达出来。在鲁迅的旧体诗中，我们看到一个无畏地批判军阀和后来的国民党白色恐怖政权的批评家，但同时我们也能发现一位关心学生的好老师，爱孩子的家长，爱妻子的丈夫，一位人道主义者，爱国学者和一位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胸襟博大的诗人；他怀有悲悯和失落的强烈情感，但从未对中国未来丧失希望。

非常感激黄乔生先生以及出版社提供这个机会让中国国内读者看到我的译文。这些译文最初是我的英文专著《诗人鲁迅：关于其旧体诗的研究》》（The Lyrical Lu Xun）（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的一部分。可惜该书一直没有在中国发行过。

关于我翻译与阐释鲁迅旧体诗的方法，读者可以参考我在美国《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学报上发表的几篇评论文章。其中有一些现在也可以在我的个人网站jonvonkowallis.com上看到。第一篇是《鲁迅的诗》（Poems of Lu Hsun，第3卷，第183-188页）。第二篇是《鲁迅的旧体诗》（Lu Xun’s Classical Poetry，第13卷，101-118页）；第三篇是《解读鲁迅》（Interpreting Lu Xun，第18卷，153-164页）。其中大部分已被翻译为中文，发表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编的《鲁迅研究月刊》上。其中有一篇《鲁迅旧体诗注释与英译略述》载于（《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4期, 72-82页）乃是英文《中国文学》上的《鲁迅的旧体诗》一文，由黄乔生译为中文，发表在《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1期，37-48页），《鲁迅：“释”与“译”》，则是《中国文学》上的《解读鲁迅》（Interpreting Lu Xun）的中文译本，评论的是顾彬（Wolfgang Kubin）的德文翻译。这些文章反映我关于翻译鲁迅诗歌的思考, 也涉及1940年代以来鲁迅旧体诗诠释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另外，我还用中文写了一篇关于我在海外研究鲁迅的心得体会的文章，发表在《上海鲁迅研究》（2007年春，66-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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