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的道路（中国学者的研究与评述第1辑）_王三义编_9787201166728

　　20世纪上半叶，“现代土耳其”经历了土耳其革命、帝国瓦解、民族解放运动、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和凯末尔改革等翻天覆地的转变。
　　清末至民国的中国学者被“土耳其的道路”所鼓舞，致力于探究土耳其现代化运动成功的原因，希望取法土耳其经验。
　　《土耳其的道路（中国学者的研究与评述第1辑）》编录了1908-1946年问发表的有关土耳其的论文、演讲、报道等46篇，是当时中国学者研究土耳其学术思潮的产物和见证。

　　本书编选收录了19081946年国内报刊刊载的46篇文章，从中可以看到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对土耳其的认识和了解。土耳其历史上从帝制到共和制的转变，因其与众不同的“成功模式”，曾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清末至民国的学者被“土耳其道路”所鼓舞，撰写的关于土耳其成功经验，以及研究土耳其政治、经济和外交的文章，散见于《东方杂志》《新亚细亚》《新东方》《外交》《内外时报》等报刊上，有论文、演讲、政论、译文、短评、报道等不同形式，数量可观。
　　第一类文章是论文，基于学术研究，分析有理有据。例如，《论英以土耳其铁路赠俄》《最近土耳其革命之真相》《论少年土耳其党之困难》《和议中之土耳其处分问题》，分析具体历史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表达作者的独立见解。而《土耳其之新经济建设及其经济富源》一文学术性较强，引用统计数据，从土耳其的实业（新兴工业企业）、农业、矿产资源、铁路和港口建设几方面。判断土耳其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也有横向的比较研究，如《土耳其撤销领事裁判权之经过与我国今日情势之比较》等。
　　第二类是译文，主要译自英文（或日文）的论文、专题文章或著作的章节。论题宏大，见解深入。例如，《论土耳其革命后之时局》《土耳其加入战局之原因》是典型的国际政治题材，而《新兴土耳其之工业——土耳其的五年计划》《土耳其法律和法庭的新制度》《土耳其人口调查及其意义》《凯末尔——新土耳其的创造者》属于专题论文。至于《少年土耳其之妇女》《歧路上的土耳其》《亚洲土耳其之将来》《训政时期的新土耳其》《土耳其今后的政治经济方针》《德意志与土耳其》等，是从英文（或日文）书刊中摘录，并按作者的理解进行介绍，属于编译性质的文章。
　　第三类是史料及史事叙述，重点是对土耳其历史和外交的梳理和介绍。例如《土耳其革命史》《说土耳其》《土耳其与印度》《土耳其政变及巴土和议之决裂》《第二次大战中的土耳其》等，旨在向国民介绍土耳其国家的政治历史和现状，达到普及知识的目的。
　　第四类包括时评、演讲和随感，涉猎的话题很广泛。例如《土耳其政界之风潮》《土耳其的国防与外交》《举足轻重的土耳其》《土耳其何以要决意采用新字母》《土耳其和阿才培疆改革文字之得失》《土耳其民国十周年国庆纪念之感想》《土耳其废除回教教主》等，信息量大，深浅程度不一，本书只能选择其中有分量的篇章，一些相对简略的文章只好舍弃。
　　总体来看，以上各类文章所反映的内容涉及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大国的关系、奥斯曼帝国的瓦解、1908年土耳其革命、青年土耳其党人、凯末尔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凯末尔的改革成就、土耳其新兴工业、土耳其的人口调查、社会习俗改革、土耳其的国防和外交等，几乎囊括晚期奥斯曼帝国和现代土耳其早期历史的各个方面。
　　习惯上，“现代土耳其”一般会从1908年的土耳其革命（也称奥斯曼帝国第二次宪政）算起。历经1918年帝国瓦解、1919一1922年民族解放运动、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1923年之后凯末尔的改革，这一系列转变对土耳其而言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巨变，也是一场取得成功的现代化运动。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关注土耳其的变革，是因为中国也经历了从帝制到共和的转变，可惜中国陷于军阀混战，共和之路艰难曲折，相似的变动和转折带来的是不同的结局。清末及民国学者对比两国革命的成败，致力于探究土耳其成功的原因，甚至把凯末尔和伊诺努当政的时期称为“军政时代”和“训政时代”。按照当时的想法，“为求国家之独立自由平等，要是取法强国的强上加强，不如取法弱国的由弱而强。所以就远的将来说：苏俄固多少有我们应该借鉴之处。就近的现在说：土耳其的改革，我们应多所师法”。土耳其的帝国曾与晚清中国有相似性，同受列强侵略，受恶邻宰割，但土耳其成功抵制列强，成功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而中国此时仍不能取消所有不平等条约，仍不能取得独立地位。因此，学者们的文章联系中国实际，把当时的中国与土耳其共和国进行对比，或把外国的论文翻译成中文，添加自己的评论，表达对中国时局的意见。
　　清末民国时期这些学者的研究和评述，秉持的基本观点是：第一，土耳其与中国有可比性；第二，土耳其革命是成功的，从宪政、推翻帝制到凯末尔改革，都是惊天动地的事业；第三，土耳其道路是可以模仿的，土耳其的经验是可以借鉴的；第四，土耳其成功经验中一些具体措施是可以为中国所用的，例如独立、废约、新制度、新法律等；第五，和土耳其相比，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是任重道远的，国人尚需加倍努力。
　　前辈学者在土耳其的研究和评述方面产生这么多成果，是令人钦佩的。当然。他们研究土耳其的出发点是“学以致用”，取法土耳其经验，所以在这些文章中，把土耳其和中国进行比较时只考虑可比因素，未考虑具体的前提和条件差异，得出的有些结论过于简单。而谈到土耳其革命和废黜苏丹绘声绘色的描述中，有不少猜测成分，显然是以中国古代宫廷政变的套路，来演绎奥斯曼苏丹宠幸奸佞、祸乱朝纲的故事。学术研究需要吸纳前人的成果，后辈的研究者必须重视前辈已取得的成就，这是编选文章、出版本书的初衷。
　　上海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致力于学术研究和知识传播，旨在加强与土耳其相关机构，以及国内外土耳其研究机构的交流与合作，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当代土耳其政治与社会”“土耳其历史、文化与宗教”“土耳其对外政策与中土关系”等。自2012年成立以来，研究中心已在资料积累、学术研究、国际交流、成果推广等方面做了不懈努力。2017年，“土耳其内政外交政策与‘一带一路’研究”获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课题立项（郭长刚主持）。作为子项目之一的“土耳其的内政研究”，计划出版系列资料集，包括整理前辈学者对土耳其史研究的成果。
　　本书所收录的文章的搜集、下载、复印、翻拍和整理，起初主要依赖研究生靳雪梅。后来，研究生张文婷、单旭燕、徐城城协助她，四人共同完成了文字的录入和校对工作。因为所选的是100年前或至少70年前的旧杂志上的文章，又是半文言半白话，和我们今天的说话习惯不同，有的词语和电脑默认的词库不一样，很容易出错。每一篇的辨析、录入和多次校对，耗费她们很多时间和精力。考虑到书稿篇幅，有几篇小文章最后被舍弃，她们实际所做的工作，远比本书呈现的要多。本书保留文章发表时的表达方式，但不代表编者个人观点。人名、地名、专有名词的译法与通行译法有别的，可以参考书末译名对照表，方便阅读。
　　土耳其研究中心的负责人郭长刚教授、研究成员刘义教授、TugrulKeski教授、杨晨博士、王佳妮博士对本书的编辑出版十分关心，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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