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乡村建设的思想与实践论集（上下册）_王先明等著_9787100186681

本书荟集王先明等学者的研究论文，按历史分期归类，立足于丰富的史料，从不同视角论述了中国乡村建设的思想变迁和不同实践，以期为当代“三农”问题解决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从清末到当代，如何复兴乡村，是无法绕开的现实问题。许多思想家、政治家，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述，并予以推行。孙中山、梁漱溟、晏阳初等人，都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乡村建设思想。“重农务本，国之大纲。”几千年的农耕文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泉；近百年的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强的不懈奋斗；而今，这千百年来的实践与思想会聚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时代转折点上，必将为新时代农村建设提供重要的历史启示与路径选择。

前　言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把“和谐”同“富强、民主、文明”一起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而推进新农村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难点。早在2002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就提出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特别是2006 年一号文件，提出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决策，通过政策惠农、制度利农、法律护农、科技兴农、基础强农、发展富农、服务助农、城市支农、环境宜农等一系列举措，基本形成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框架，支农惠农政策力度不断加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和难点亦在农村。

面对这样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深入思考和重新认识近代以来乡村建设思想演变和发展的历史轨迹及其时代成果，自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妥善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关键时期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和挑战的正确选择；而建设新农村，又是科学发展观在我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方面的历史实践，是关系着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中，在全新理念指导下的一次农村综合变革。把“三农”问题置于近代以来的长时段审视则不难发现，今天新农村建设所试图解决的“三农”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最本质、最重要的社会矛盾在当代的具体体现。或者说，是国家在长达上百年的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最关键的、带有连续性特点的矛盾问题在当代的具体体现；它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既是时代的产物，同时也是历史的产物。因而历史上关于乡村建设思想、实践及其所凝结成的理论成果，是今天的新农村建设中必要的历史资源，起着重要的历史资鉴作用。

20 世纪以来，在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在近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乡村建设思想和理论构成其重要的内容之一。早在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基于“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和严峻性，各种社会力量掀起了一场颇具声势的乡村建设运动。参与其中的社会团体、组织和机构达600 多个，建立各种实验区1000 多处。其中，许多思想理论在与社会实践的结合中，形成了不同的乡村建设模式。在时代的演进和变化中，乡村建设思想不断变化和日渐丰富，其区域实践的差异、特色及其背后蕴含着的共趋性、规律性认识等，对于我们今天所着力从事的新农村建设而言，诚为宝贵的思想、理论财富。

学术界关于近百年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但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关于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派思想、理论的研究，以及相关资料的整理、出版。（二）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研究。（三）关于乡村建设思想家和实践者的个人传记研究。（四）关于中共乡村建设思想与理论的研究。（五）关于当代乡村建设与理论研究。但是，已有的研究多限于个案分析，对于近百年来乡村建设思想发展演进的历史脉络及其内在关联性，尚未予以足够的关注。20 世纪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乡村建设思想的比较研究、作为历史借鉴的理性分析方面，也还缺乏深入探讨。更重要的是，当代乡村建设理论与历史上乡村建设思想的内在关系，及其历史承接和时代递进的学理性探讨还十分欠缺。而这一方面的内容，对于当前从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及社会建设理论的建构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思想价值。

再则，乡村建设思想与社会建设思想、乡村建设思想与民族—国家建设之间的历史关系，及其演进过程中的动态联系，学术界以往也关注不多。而这一问题，是具有现实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的重要内容，也是具有时代高度的一个问题。

如何从学理性角度和现实价值方面，从“中国乡村建设思想史研究”中汲取富含时代性和历史性的理性认识，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和实践均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与价值。它既可以从历史层面和思想资源方面，充实、完善和丰厚当代的新农村建设理论；也可以在区域实践方面，为今天的新农村建设的实际运作提供历史的样本和历史参证。

一方面，这一研究可以为我们国家制定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的形成提供历史参考，也可以为我国在新时期新形势下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制定新的工作思路、新的政策措施，解决“三农”问题、加快新农村建设提供基本的历史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新农村建设的路径选择”提供必要的历史实践样本。真正进入历史场景，其富含启示的思想成果，既从纵向上着力揭示20 世纪以来中国乡村建设思想演变、发展的历史轨迹与思想脉络，也可以从横向上揭示各种不同乡村建设思想、理论与实践模式的内在关联和不同特征，以及乡村建设思想与民族—国家建设思想的互动关系。我们应该基于时代的高度和历史的深度，在超越个案研究基础上，将百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思想当作一个系统工程加以研究，将近百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思想置于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深入揭示其独特的时代特征、传统文化要素与现代性要素的互动价值、发展演进的历史轨迹及其社会实践效应。同时，在克服教条主义影响的前提下，对其历史教训做出深入的学理性研究，以有助于当代乡村建设理论的发展和实践。

在近代历史进程中，革命与建设始终是不可分离却又时时发生冲突的一对命题。如何从历史的合理性、实践的可行性、思想的科学性角度来诠释这一命题，在今天看来意义尤其重大。1919 年8 月1 日，《建设》杂志创刊，孙中山亲自为《建设》杂志撰写了《发刊词》，阐明了创办这一刊物的原因及其目的。他指出，中华民国成立“八年以来，国际地位犹未能与列强并驾，而国内则犹是官僚舞弊，武人专横，政客捣乱，人民流离”，这是由于“革命破坏之后，而不能建设也，所以不能者，以不知其道也”。所以他要创办这杂志来“鼓吹建设之思潮，展明建设之原理，冀广传吾党建设之主义，成为国民之常识，使人人知道建设为今日之需要，使人人知建设为易行之事功，由是万众一心以赴之，而建设一世界最富强最快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此《建设》杂志之目的也”。该刊物是孙中山指派朱执信、廖仲恺在上海创办，每月一期，主要撰稿人有朱执信、廖仲恺、戴季陶、胡汉民、汪精卫等。《建设》杂志在孙中山指导下，相对集中地阐释着基于三民主义的建设思想与方案。

关于未来中国的发展道路选择，毛泽东曾在1965 年，对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说过：“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具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应该说，在政治家和领袖们的思想与实践中，其国家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与乡村建设的诉求，与其革命的诉求既有着历史的一致性，也有着不同时代的差异性，如何认真分辨、总结、提炼，在历史的扬弃中发展成科学的真知灼见，当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近代中国乡村建设思想的发展，有着其思想本身演进的脉络或主线：从1901 年代开始直到20 世纪20 年代，在新义迭出的近代中国思潮的起伏波动中，重商主义的倡导与中国传统的重农思想的冲突在所不免，由此引发了一场持续数十年的“工商立国”与“农业立国”之争。虽然论争双方均未有全面系统的理论论著发表，但我们却可从散见于《申报》、《大公报》、《东方杂志》等刊物上的言论，窥得一斑，略得其要。在这场持续时间较长的思想争论中，以农业问题为中心的乡村发展理论探讨逐步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论题，并由此成为整个20 世纪中国乡村建设思想的滥觞。之后，自二三十年代开始，乡村建设思想向纵深发展，各种乡村建设的主张、方案及至实验县区相继兴办，一时蔚为大观。其中，共产党人关于乡村建设道路的探索与实践，新民主主义体系中的乡村建设思想与理论等，同样构成了近代中国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历史的重要内容。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成为革命胜利后的新中国建设和乡村发展的基本方向。历史的选择，充满了思想与实践的丰富，同样也沉积着曲折与教训的深刻，它们既是我们走向未来高地的支点，也是我们思想和理论升华的基点。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快速发展，新农村建设思想在历史的演进中不断充实和完善，并在新时代的战略规划中获得了新的高度。习近平同志指出：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应该齐头并进、相辅相成，千万不要让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掉了队，否则很难支持全面小康这一片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新农村建设的思想内涵正在不断创新中更加丰富、完善和科学。农业要更强，农民要更富，农村要更美。正如习近平同志强调指出的，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建设生态文明是关乎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大计，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美丽乡村，已经成为新农村建设思想的时代内涵。它标志着这一思想体系的一个新的时代高度。

党的十九大之后，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深刻阐述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问题。会议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亿万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决定着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百年来的历史进程表明，民国时期各种各样的乡村建设思想、主张和方案层出迭起，内容十分丰富，但是由于大多是社会力量的实践，故而影响相对较小；而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乡村建设，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似乎没有民国时期那样显著，但是从实践层面来看却是力度最大、效果最为显著的。而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战略明确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它是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它既是对百年农村发展历史困境的全面超越，也是对新时期以来解决“三农”问题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升华。

因此，我们在具体研究的过程中要充分注意挖掘总结历史经验，立足于“建设”的视角，一以贯之地以“建设”为主线形成思想史意义的逻辑展开。我们需要在厘清思想个案的前提下，把握乡村建设思想的共性特征和历史演进趋向，力求凝练具有规律性、趋势性的理论认识和历史启示。

从思想史的视角展开研究，可谓史学研究的学术旨归和现实吁求的完美呈现。通过研究梳理百年中国的乡村建设思想，不仅是对中国乡村建设思想的一次深度挖掘，更为开启新时期的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深刻的历史经验和路径选择。正是基于此，我们才努力于20 世纪中国乡村建设思想史的历史探索，并力求在内容结构上关注不同流派、不同政治集团关于乡村建设与发展道路的横向思想关联。在总体把握纵向发展线索前提下，关注不同的乡村建设思想的内在关系和共性特征，以揭示隐含在差异性背后的具有共同性、共通性的价值与意义，从中寻求历史的启示与鉴借。借此，我们可以揭示出中国乡村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寻找出思想的进程与历史发展的内在理路，为中国新农村建设思想与实践提供必要的历史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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