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_[瑞典]冈纳·缪尔达尔著[美] 赛思·金缩写_9787100097956

本书主要研究南亚国家贫困的原因和如何脱贫、如何发展的问题。作者认为，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不是一个或几个因素或条件，而是存在于这个社会体系中的所有因素，包括产出和收入、生产条件、生活水平、对待生活与工作的态度，还有各种制度、组织以及政策。本书是发展经济学的一部代表作，同时也为我们今天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许多启示。

读者如果不看本书的副标题和内容，可能认为这是一本有关戏剧方面的著作。实际上，这是一本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撰写的专门研究亚洲国家贫困与发展问题的学术名著。
　　本书作者及其主要著作
　　本书作者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1898～1987年）是瑞典著名经济学家，瑞典学派（又称北欧学派或斯德哥尔摩学派）的领袖人物之一，也是新制度经济学（neo-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代表人物，发展经济学的主要先驱。他因在货币理论和经济波动理论方面的贡献以及对经济、社会和制度等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深入研究而获得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缪尔达尔于1898年12月6日出生于瑞典中部的达拉纳（Dalarna）省的古斯塔夫（Gustaf）教区，祖籍芬兰。其父亲是铁路建筑公司职员，母亲是家庭主妇。
　　缪尔达尔的童年和少年是在家乡农村度过的。1918年，他进入斯德哥尔摩大学学习法律，1923年毕业后以律师为职业。在任律师期间，他同时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研读经济学，师从瑞典学派的奠基人之一的古斯塔夫·卡塞尔（Gustav Cassel，1866～1945年），1927年获法学和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他在斯德哥尔摩大学讲授政治经济学，1931～1932年在日内瓦国际研究院任副教授，1933～1939年任斯德哥尔摩大学卡塞尔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
　　缪尔达尔最初在经济学方面的兴趣是微观经济学，尤其是厂商行为和厂商计划。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价格形成以及对利润和资本价值变化的影响，他把不确定性和预期纳入厂商的决策分析。1929年10月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使缪尔达尔在经济学方面的研究重点由微观经济学转向宏观经济学，尤其是经济波动问题和制度经济学。这种研究重点的转移是在美国完成的。大危机爆发的这一年，他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赴美国作访问研究。
　　1934年，缪尔达尔回到瑞典。此后，他一方面倾心于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研究，另一方面积极活跃于政坛。他在经济学研究方面硕果累累，著作等身；在政界也春风得意，数度身居要职。他是瑞典社会民主党领袖，1934年当选为瑞典议会参议员（任期为1935～1939年）。
　　1938年，受卡内基公司邀请和资助，缪尔达尔再度来到美国，专门就美国黑人问题进行了长达4年的大规模调查研究。这项研究的最终成果于1942年完成，1944年由纽约的哈珀出版公司出版，这就是《美国的两难处境：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

《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经济学名著译丛》：
　　人们普遍认识到，出口市场的扩大在西方国家早期的发展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相对于世界贸易的发展而言，对南亚各国的出口需求缩小了，它们将来的出口收益前景也不十分乐观。自19世纪——国际贸易自由度无与伦比的时代——以来，走贸易发展道路的整体气候也已发生了根本变化。西方国家实际上将贸易领域据为己有，掠夺了面积庞大的落后地区的资源和民族，并使这些地区处于政治和经济依赖状态。既然这些庞大区域正努力崛起，它们就不能简单地重复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
　　对那些曾是迟到者的西方国家来说，它们很容易获得低息资本。但是，现在古老的竞争性的国际资本市场已经消失殆尽。现在的新情况是来自外国和国际机构的、采用赠款和贷款形式的资本流动。但是，由于现在的趋势是以贷款的形式提供这种援助，利息和本金支付将成为南亚国家将来国际收支的日益加重的负担。通过富于想象力的探讨资本投资问题，不难拟订能抵消南亚正受到的商业和金融不利条件之影响的各种政策。我们可以给予南亚国家更多的贸易优惠以刺激它们的出口。西方国家可以减少南亚最有可能成为竞争性行业的国内生产，它们向南亚国家提供较多的低息或无息赠款或贷款。在不能指望在可预见的将来采取这些措施的情况下，弥补南亚国家在贸易和资本流动方面面临的一些最严重的不利条件的能力显然存在。在这之前，贸易和资本流动方面密切相关的发展必须视为对南亚国家非常不利的初始状况的另一差别。
　　有人已经花了很大的力气来比较南亚国家今天的人均收入水平和西方国家工业时代前的人均收入水平。但是，从逻辑上看，综合指数数字必须看做是不真实的。我们的粗略印象是，在印度次大陆，民众生活都处在比西欧国家工业革命前几个世纪期间的任何时候都更贫困的境地；另一方面，马来亚的经济水平可能高于西欧国家工业革命开始时的水平。其他南亚国家位于二者之间。
　　但是，收入水平对发展前景有什么意义呢？当文献中论及时间上及空间上的收入差别时，一般假定，收入水平对一国维持储蓄能力有直接影响，而储蓄是那些被认为对发展有决定性作用的投资所需要的。但是储蓄在发展中并不是大多数关于南亚的经济论著中所假定的惟一起作用的因素。态度和制度比收入水平本身更重要。从收入中储蓄多少主要取决于政府政策的效果。实际上，低收入可能阻碍发展主要是由于降低消费而不是由于限制储蓄，因为低劣的生活条件降低了劳动效率。很奇怪，这一点在大多数关于南亚低收入水平的影响的评论中被忽视了。
　　强调南亚的低收入水平，牵强地同西方早期的收入水平相比较，以及战后研究南亚收入、储蓄和投资的常规方法，都代表了把过分简单的和狭窄的公式用于复杂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的综合状况的尝试，这些状况都阻碍了发展。
　　但是，即使我们摒弃以储蓄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并对有关的地区比较仍然持怀疑态度，南亚，特别是人口众多的那些国家的赤贫本身仍然是对发展的严重障碍。而且，可以预见的人口增长将会导致生活水平的进一步降低，除非执行果断的发展政策；而这一趋势又包含着对所有南亚国家不利的另一个初始条件的差别。还有，尽管我们几乎没有资料判断南亚今天的经济不平等是否比西方国家前工业时代要严重，但是，在较广泛的意义上，南亚次大陆的社会不平等可能比西方世界任何地方在最近几个世纪都更普遍，更不利于自由竞争。总的来看，我们认为，南亚各国的态度和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比现在的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开始时，甚至开始以前的几个世纪都更不利。显然，南亚国家正在努力缩小偌大的态度和制度差距。这方面也和其他方面一样，那些当时在工业化革命中也是后来者的西方国家那时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至此所谈到的所有初始状况差别都使南亚各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比西方国家经历过的更困难。现在有一个不同的情况可以弥补这一点：自19世纪以来，技术已经有了很大进步，南亚国家不必经历缓慢的、痛苦的试验过程。正如爱德华·梅森（Edward S.Mason）在其《欠发达地区的经济计划》一书中指出的，“较高效益的生产技术……可以借用”。能够获得越来越多的技术知识曾经大大帮助了西方后来的发展者。但是，先进技术并不必然对今天的后来者同样有益。情况往往是：先进技术带来的产出增长远远超过了有限的国内市场的吸收能力。考虑到不存在地区合作以及一般没有好的制成品出口前景时，这一点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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