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年教育生活史》记录了著名教育家、出版家、《辞海》首任主编、现代教育奠基人之一的舒新城先生在1893—1925年间的教育生涯。作者站在传统与现代之交，以“学生生活”“教师生活”“教育著述生活”为线，给后人了解清末民初新旧鼎革之际的教育改革留下一份珍贵档案。

从做学生时亲历私塾、书院生活，到当教员时探索新式教育方法，再到教育著述时反思新旧教育利弊，舒先生用历史的记叙方法，兼带描写，用心力书写了一部深思学术与人生的精神自传。

作者在本书叙言中说：“我写此书，于表白自己关于教育的生活外，冀供给读者以三十五年间的一部分教育真实史料，故一切以率真为主：在自己生活方面，固然以写作时的‘我’力求客观地记述被写作时的‘我’的真实现象；对于父母、亲族、师长、朋友亦本此态度，不避冒犯与嫌怨，力求客观。”

930年12月3日至5日，中华学艺社在南京中央大学开年会，我以社员资格出席，最初只想去听听各专家的宏论，绝不想说话。哪知报到的时候，秘书主任马宗荣先生说预备会议决定第一日开会时派我为社员演说员之一。我当时既无预备，又不曾携带书籍，临时得不到题目，只得将我平日的教育意见略为讲述。不料下台之后，蒙许多社友赞许，夜间公宴席中，更有约为个人谈话表示赞同者多人——姓名现在不尽记得，只有郑天民及费鸿年两先生所给我的印象特别深——而当时的主席欧元怀先生于述欢迎词之余，并特别提出我的讲演来说。虽以讲演时的时间迫促，我的意见不能尽量宣布，致使听者有不明了之处，但大家对于我的见解之注意我却深深感谢。

还有，当我讲演的时候，中央大学有许多学生在旁听，第二日教育学院更约我去讲演。五六年来我都不愿在学校里演讲，但为着上述的两件事实，也就决然答应，并拟定题目为“我和教育”，于5日下午公开地讲了两小时，而且声明要写成一部书。

这是我写此册的原因，以下说“我和教育”的含义。

ii三十五年教育生活史(1893—1928)——舒新城自述在中央大学讲演之前，我本拟定题目为“我和我的教育观”。后来觉得不对：因为我要说的不尽是教育见解，有的是我从事教育的经验，有的是我受教育的经过，而且有的只是些与教育间接又间接有关系的事情。所以最后改为“我和教育”这样，凡属与我个人有关的教育事业、教育经验、教育见解、教育理想、教育方法，以至于个人教育经验，都可以自由地讲出来，供大家批评。

我以为从广义讲，教育是人生中必然的事实：无论谁都得受教育，无论谁也有他或她的教育理想、教育方法。所以我和教育的“我”字可以把它作属于“我个人”的代名词，也可以把它普遍化，使之成为一切第一人称的代名词。也可以说谁都可以把他和教育的种种关系，写成一本书叫作《我和教育》。故这样的书，不能算作一种什么著作，只是一种叙述我个人与教育有关系的各种记事册而已。

当我未讲和未写之前，我也曾想过这样的记事册是否有写出的必要。我固然受教育二十余年，恃教育为生者又十余年，但是反躬自问，我对于教育的任何方面都不曾有深切的研究，我的记述，不过是个人教育生活史的自白，在教育学识上自无贡献可言。——但是再三考虑的结果，我仍要将“我和教育”写成，也有一种很重要的理由。

我以为人的思想之所以如此如彼，除了他的思想能力是根据他的天禀而外，其余都是为时代的轮子所转移，所以一个人的思想，精密讲来，都是反映时代的镜子。我个人的生活，在人群中，在中国社会上，当然都是渺沧海之一粟，算不得什么。但是我所处的时代与环境却有很重大的意义与价值。这就是说，中国社会各方面都有最速的变迁的，要从清末海通以来的近世算起，而近世中变迁最速的，又要算甲午之战以后。从那时起，在国际方面由闭关转到通商；在经济方面由农村自给渐入工业社会；在政治方面，由帝制转到民主；在教育方面，由个别教学转到班级制，由私塾书院转到学校，由考试制转到学年制。至于社会思想的转变更为复杂：自从忠君尊孔的中心思想打破而后，世界上的各种伦理学说，各种政治理想，各种社会主义，各种文艺思潮，都曾在中国智识阶级中占一席地，而以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的情形为尤复杂。我在此时代中最为幸运，几乎各方面的情形都曾耳闻目见或亲历其境。因为我是生于甲午的前一年，是小农之子。幼时曾受过纯粹小农社会的私塾和书院教育，十五岁以后，又曾受过新式的学校教育，二十四岁以后即从事于教育事业，三十二岁以后专力于教育著述；较难得的是我的生活是由小农社会而转入工业社会。虽然我现在绝不能再回到故乡去过小农社会的生活，但小农社会的种种生活习惯，我仍丝毫不曾忘去，而且很感兴味。同时因为职业与生活的种种需要，对于工业社会的种种习惯我也能相安，它的好处和坏处，我还能判断。在教育方面，我更有些奇怪的经验：叙iiiiv三十五年教育生活史(1893—1928)——舒新城自述就是我当学生时，曾因闹风潮而被开除，更曾借过别人的文凭考入高等师范；当教员时，曾教过几省的中学师范及大学，并曾作过四次风潮的对象而几至于生命不保。所以在现代中国教育的舞台上，我曾冒充过各种各色的角儿，同时也曾做过各种各色的观客。把我的生活历程作根线索，去演述近代中国教育的变迁，我想或者比作几篇空洞的教育论文或者一本教育原理的书册，还容易使人感兴趣一点。所以也就不避夸大之嫌，毅然写成此册。同时希望读者不专把此册看作我个人的生活的记录——私塾和书院在中国旧教育制度上占极重要的地位，但其中生活情形，现在的青年便无从经验；我这记录也许有可以供研究中国教育史之参考处——而从这不完备的记录中追求时代的精神、推进时代的轮子，使它日日新、又日新，那是我所馨香顶祝的。

我写此书，于表白自己关于教育的生活外，冀供给读者以三十五年间的一部分教育真实史料，故一切以率真为主：在自己生活方面，固然以写作时的“我”力求客观地记述被写作时的“我”的真实现象；对于父母、亲族、师长、朋友亦本此态度，不避冒犯与嫌怨，力求客观。因为我以为“人”是不完全的，“人生”是有进步的，倘若我把我的父母、师长、亲族、朋友都矫揉造作或隐恶扬善地写成完人，或把我已往三十五年的教育生活写得完美无缺，那无异以宗法的观念替他人和自己作墓志，根本不足以表现时代中的“人”与“人生”，亦根本不必写此书。因为立意率真，故事中关涉师友、亲族的地方难免不有冒犯或不敬之处，尚望与此书有关之师友、亲族谅之。如能根据事实，予以校正，则更所感祷。

1931年12月10日，上海

舒新城（1893—1960），原名玉山，学名维周，字心怡，号畅吾庐，曾用名舒建勋，湖南溆浦人。出版家、教育家。15岁入学溆浦县立高等小学，1917年毕业于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后在长沙兑泽中学、省立一中及福湘女学等校任教务主任。曾办《湖南教育月刊》。1920年应张东荪之邀任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主任。1923年任南京东南大学附中研究股主任，推行道尔顿制，并赴上海、武昌、长沙等地讲演，编写《道尔顿制研究集》和《近代中国教育史料》，成为教育界名人。1923年11月由恽代英介绍加入少年中国学会。1924年10月，应吴玉章之邀，赴成都任高等师范学校教授。1925年返南京专门从事著述。1928年，应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之聘，任《辞海》主编。1930年起，任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兼图书馆馆长，全力主编《辞海》。1949年后，曾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辞海》编委会主任委员。1960年11月28日，舒新城在上海病逝，享年6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