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底，接到罗志田先生的邮件，说在王汎森先生的倡议下，拟出版一套“什么是”丛书（后来确定了一个更为雅致的名称“乐道文库”），邀请两岸学者，为年轻人写一套真正有帮助的丛书。指定的题目是“什么是社会史”，我早就自嘲为这个领域的“逃兵”，勉强为之，恐怕只会误人子弟。本想因此谢绝邀请，但罗教授回信宽厚地要我再选一个题目，不好推辞，“什么是日常统治史”便是最终考虑的结果。
2003年底大致完成了北朝乡村社会研究之后，我决定转向考察秦汉六朝的国家。一方面梳理了近代以来影响至深的“中国专制说”的来龙去脉，另一方面，侧重从统治的日常运作展开着手具体研究，摸索中逐渐明确了几个方向： 文书行政、官场运作、郡县统治与君臣关系。“日常统治”本是2008年发表的一篇论文的标题，十年后则将其扩充为看似带有“领域”色彩的“专史”。史学的万神殿早已神仙林立，各有疆域。另塑新神，是要争夺他人的领地吗？
重演创立“××学”故技？还是另有考虑？
收到罗教授来信后两天，便动身到了日本，在东京都西部的多摩市安顿下来，开始在中央大学五个月的研究工作。构思“什么是日常统治史”成为东瀛生活中
的重要内容。思考、收集资料、与友人讨论，反反复复，提纲不断修改。8月中，在长野县户隐参加东京大学东洋史专攻的“合宿”，佐川英治兄安排我住的房间，颇有纪念意义，是西嶋定生先生半个多世纪前写作《中国古代帝國の形成と構造—二十等爵制研究—》，以及后来组织“合宿”时下榻的房间。据说这里的风景接近西嶋先生冈山县的老家，我坐在榻榻米上首次报告了本书的提纲。8月底回国后，旋即去南京大学参加了“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历史学？——《新史学》创刊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还是本书的提纲。9月底，清华大学历史系第45次史学沙龙上，又对提纲进行了相当充分的交流，从下午4点一直讨论到晚上8点，在沙龙的历史上，还是头一次，针对的不过是二十几张投影片。此后，忙于上课与他务，提纲还是提纲，没有实质性的进展。2018年1月，学期结束，终于有了静心思考的时间。重读相关的研究，思考自己十多年来的研究轨迹，如何撰写本书终于有了些眉目。不过也只是完成了引言。开学后又是几个月忙忙碌碌的日子，到了6月底，学期末尾，才又得空
闲，从容构思。从初稿完成到最终定稿，又花费了一年多。
必须坦言，本书是个早产儿。按照自己的设想，它应该降生在日常统治研究基本结束之后，而不是现在。发出邀请的罗教授无疑成了助产士，尽管有此良机，筹划中倍感艰难，几度犹豫，终于咬牙坚持了下来。
名为“什么是日常统治史”，是遵循丛书的要求。按照自己的想法，更妥帖的书名应是“历史上的日常统治研究”，或“关系思维下的统治/被统治与抵抗研究”，准确却累赘。实际并不存在一个可以切割下
来，像秦汉史或隋唐史一样的“日常统治史”。它不过是若干观察过去的视角与方式的集合，可以用来观察不同地域、不同时期与不同领域的问题。正因如此，书中主要篇幅放在从不同角度回顾史学的认识史，只是在第六、七两部分才正面讨论了历史上日常统治研究的基本视角与初步探索。认识史既包括对史学基本研究对象与思路的梳理，也融入以案例方式呈现的对事件如何形成的延伸思考，目的是对熟视无睹的事件史处理方式“化熟为生”，探索再出发的新可能。
“日常”是值得拓展的可能空间，其含义却并非一望可知。追踪“日常”一词的来历与近代以来的新变化，可知它是中古佛教译经的馈赠，非指普普通通地过日子，而是带有确切目标的重复性活动，是意识到其目的与追求的例行化活动。明清儒学出现的“日用常行化”的新动向，尚停留在抽象肯定“百姓日用即道”，未能拓展为对过去的认识与研究。“日常”实际可以成为一个映衬“事件”与“事件史”，重新进入历史世界的途径。围绕1832年、1838—1842年道光帝日常活动的描述，与通常所谓的“鸦片战争”叙述之间的张力，或许能带给读者些新的刺激和启发。跨界利用鸦片战争为例，缘于现存资料层次丰富，可以相互比对。从日常的来历到书写与遗忘日常，围绕鸦片战争
的叙述，构成了本书的第二部分。
“日常”遭到摒除并非20世纪才出现的现象，可以上溯到《春秋公羊传》中的“常事不书”，可以追到秦以来王朝统治中的官吏选拔机制，以及这种机制带给人们的记忆与遗忘。中国史学传统自然也难以摆脱其影响，即便是思想上特立独行的章学诚，虽一再强调“人伦日用”，强调“经纶政教”，强调自下而上构建天下之史，依然无法真正将“事”“人伦日用”与“经纶政教”发展成有突破性的史学实践。我们需要继承他的思考再出发。第三部分既包含对遗忘日常根源的分析，也是基于传统对未来的期许。第二、三部分原为一体，篇幅过长，分作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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