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性和象征性在花鸟画中表现为以花鸟为祥瑞、以花鸟比德、以花鸟抒怀、以花鸟自况等,前两者多见于宫廷绘画和民间绘画,以伦理之美为表现重点;后两者则多见于文人绘画,以人格之美为表现重点。
祥瑞题材多见于宫廷绘画,如宋徽宗赵佶所作《瑞鹤图》,构图平稳,一派祥和,物象之美与伦理之美融合为一,浑然天成。署名赵佶的作品《芙蓉锦鸡图》则以诗句点题,以“比德”的方式将锦鸡作为儒家仁义道德的象征。还有一些花鸟画以特定意义的物象或谐音表达吉祥的寓意,如北宋佚名
《白头丛竹图》、明代朱端《寿桃图轴》象征长寿吉祥;明初边景昭《三友百禽图》《春花三喜图》《百喜图》寓意吉祥喜庆,作《栗喜图》寓意“立即报喜”,都是典型的例子。明代前期的吕纪甚至利用花鸟画的象征性向皇帝进谏,如绘制《三鸶图轴》,寓“三鸶(思)成行”之意,劝诫帝王言行
需“慎”,得到明孝宗“工执艺事以谏,吕纪有焉”的赞叹。
自宋代文同、苏轼、米芾后,文人绘画蔚然成风,花鸟画的象征性、表现性也越来越突出。文同笔下的墨竹便具有强烈的人格特征,他曾咏竹“虚心异众草,劲节逾凡木”,自述“吾乃者学道未至,意有所不适而无所遣之,故一发于墨竹,是病也”,表达了托物寓兴的意图。苏轼传世的《枯木怪石图》用笔草草,不求形似,用以抒发内心的郁结,米芾在《画史》中称“子瞻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如其胸中盘郁也”,指出其绘画与人格的对应关系。至于元代之后,具有鲜明象征性的花鸟画创作成为文人花鸟画的主流,其中以“四君子”画题的兴起最为典型。元代郑思肖画无根兰寓意“土为番人夺”,倪瓒画竹“聊以写胸中逸气”,王冕画墨梅自题“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表达其高蹈超逸之志,不一而足。
明代后期,这种托物寓意的文人花鸟画又在时代精神的浸染下生发出新的内容。此时绘画中进一步摆脱“形似”的束缚而超越对自然物象的描绘,笔墨本身的表现力,即纯粹抽象意义上的表现性受到重视,在花鸟画上表现为写意花鸟的快速发展,最后以徐渭为代表,发展为以笔墨抽象表现为核心
的大写意花鸟艺术。他的作品笔墨酣畅淋漓、龙蛇飞舞,彻底摆脱了对“形”的依赖,达到了心手合一、自由奔放的境界。徐渭对晚明之后的花鸟画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清代八大山人、八怪、虚谷、吴昌硕,直到现代的齐白石等人无不受其深刻影响,这是花鸟画中凸现“笔墨之美”的时期。
统而观之,中国传统花鸟画不仅是人们观照自然、感受自然、融入自然的载体,也是花鸟的自然之美、社会的伦理之美、主体的人格之美、艺术的笔墨之美相互辉映的艺术。一幅好的花鸟画作品给人带来的不仅仅是视觉的愉悦,而是使观者生发出一种涤荡心胸的审美感受,一种“与造化者俱”的
精神愉悦,一种超越时空的心灵共振。为了便于大众进一步欣赏、了解、认识花鸟画,我们在此精选一百幅优秀的花鸟画作品,并配以通俗的文字,从作者生平、创作背景、艺术技巧、历史价值等方面对其进行阐释,以飨广大的读者。
杨冬
2018 年9 月15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