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选录谭帆教授自1998年以来公开发表的中国小说史研究论文16篇，分“文体研究”、“术语研究”、“小说学研究”、“评点研究”和“‘四大奇书’研究”五个栏目。这五个方面的论文均涉及对于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反思，包括观念、视角和方法等。此书反映了作者从事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的大致轨迹，也是作者多年来对中国小说史研究的理论思考。书末附谭帆教授访谈录，梳理了谭帆教授的治学之路及有关小说研究的思考。

　　本书为谭帆教授中国小说史研究论文之结集，勾勒作者二十多年小说史研究之轨迹，也是对研究观念、方法、视角的全面梳理和思考。

　　自　序

　　这是一部论文集，收录笔者自1998年以来公开发表的中国小说史研究论文16篇，分“文体研究”、“术语研究”、“小说学研究”、“评点研究”和“‘四大奇书’研究”五个栏目。因这五个方面的论文均涉及对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反思，包括观念、视角和方法等，故以《中国小说史研究之检讨》为书名。

　　本书基本反映了笔者从事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的大致轨迹：我最早从事的小说史研究专题是“评点研究”，1994年，我师从郭豫适教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中国小说史，以“小说评点”为选题，1998年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以后不断增补修改，于2001年出版《中国小说评点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受聘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参与黄霖教授主持的“中国文学学史”研究项目，负责“小说学”部分，《中国分体文学学史·小说学卷》（与王冉冉、李军均合作）于2013年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2001年，我撰写了《“演义”考》一文，《文学遗产》2002年第２期刊出，论文发表后，获得了一些同行谬赞，由此萌生了对小说文体术语作系统考察的想法，于2005年申报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获得通过；2012年，由我及以学生为主体的团队合作完成的论著《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获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于201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大约在2011年，我主持申报了国家社科重大研究项目“中国小说文体发展史”，顺利获批，这一研究专题一直延续至今，拟于今年年底完成。本书所选的就是上述研究专题中已公开发表并聚焦小说史研究观念与方法的代表性论文，书中所设立的前四个栏目正对应上述四个研究专题。本书的第五个栏目“‘四大奇书’研究”选录的是两篇会议论文，一是参加2004年由台湾中研院文哲研究所主办的“经典转化与明清叙事文学学术研讨会”，我提交的论文是《“四大奇书”：明代小说经典之生成》；二是参加2005年由复旦大学中文系主办的“第二届中国文论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提交的论文是《论明人对“四大奇书”的文本阐释》。因这两篇论文在研究观念与方法上符合本书之宗旨，故一并收录。近年来，在从事上述研究专题的同时，我的研究和阅读兴趣已慢慢转向笔记及笔记体小说，我近年所带的博士研究生和合作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也逐步聚焦这一领域。目前已经完成的博士论文和博士后出站报告有：《唐宋笔记小说研究》（周瑾锋）、《晚明笔记体小说研究》（张玄）、《清前四朝笔记体小说研究》（宋世瑞）、《清代笔记观初探》（岳永）和《明代笔记序跋编年辑录》（张淼）等，希望未来数年我们能在这一研究领域有更多的收获。

　　本书也是笔者多年来对中国小说史研究的理论思考。就研究观念与方法而言，这些思考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现择要摘录如下：

　　首先是对中国小说史研究的整体反思。

　　20世纪以来的中国小说史研究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小说学术史，其贡献毋庸置疑，但在对中国小说史的一些大的判断上也有明显的“偏差”乃至“失误”。譬如关于中国小说文体源流的阐释，小说学术史上就有不少颇为流行的观念，概括起来主要有：以“虚构”为标尺，认为唐代传奇是中国古代小说中最早成熟的文体，所谓小说的“文体独立”、“小说文体的开端”等都是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耳熟能详的表述。以“故事”为基准，“故事”的长度和叙事的曲折程度是衡量小说文体价值“高低”的标准，于是“粗陈梗概”的笔记体小说自然与“叙述婉转”的传奇体小说分出了在文体上的“高下”，传奇体小说成了文言小说中最为成熟的文体形态。三是从“虚构”、“故事”和“通俗”三方面立论，认为以“章回体”为主的白话通俗小说为中国古代小说的主流文体，并在“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念的影响下，构拟了“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指白话通俗小说）”的“一代文学”之脉络，还循此推演出了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实现了“由雅入俗”之变迁的结论———通俗小说由此而成了中国古代小说的主流文体。以上这些思想观念已然成了中国小说史研究中的“定论”，但实际情况却是大可辨析的。鉴此，我们提出如下原则：中国古代小说文体之源流是一个“历史存在”，小说文体源流研究就是要尽可能地理出这一个变化的线索，但“变化的线索”不等于古代小说文体就有一个“发展”的进程。“发展”的观念是以“进化论”为基础的，它“先验”地确认了历史现象都有一个“孕育”、“产生”、“成熟”、“高潮”、“衰亡”的发展规律。这种“机械性”的观念不利于“还原”古代小说文体源流的真实面貌。古代小说文体是一个复杂的“历史存在”：它既是历时的，“笔记体”、“传奇体”、“话本体”和“章回体”等各有自己产生的时代，由此形成了一个流变的线索；同时它又是“共时”的，小说文体之间不是前后更替，而是“共存共荣”。（《论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的四种关系》）再譬如关于小说研究的古今差异，从总体来看，中国小说研究的古今差异除了研究方法、理论观念等之外，最为明显的是对研究对象重视程度的差异：由“重文轻白”渐演为“重白轻文”，从“重笔记轻传奇”变而为“重传奇轻笔记”。中国古代小说乃“文白二分”，文言一系由“笔记”、“传奇”二体所构成，而在漫长的古代中国，小说之“重文轻白”、“重笔记轻传奇”是一以贯之的传统；20世纪以来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基本格局则是“重白轻文”和“重传奇轻笔记”。而观其变化之迹，一在于思想观念，如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看重小说之“通俗化民”；一在于研究观念，如鲁迅等“虚构之叙事散文”的小说观念与传奇小说、白话小说更为符契。这一格局对中国小说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现代学术史范畴的“小说”研究由此生成。然而这一格局也在某种程度上使中国小说研究与传统中国小说之“本然”渐行渐远。（《术语的解读：中国小说史研究的特殊理路》）

　　其次是对中国小说史研究观念的思考。

　　20世纪以来中国小说史之梳理大多以西方小说观为圭臬，或折衷于东西方小说观之差异而仍以西方小说观为参照。然而一种理论观念与方法的引进必然要有一个“适应”和“转化”的过程，它所能产生的实际效果取决于两个基点的支撑：一是理论方法本身的精妙程度及其普适性，二是与研究对象的契合程度及其本土化。中国古代小说实有其自身之“谱系”，与西方小说及小说观颇多凿枘之处，强为曲说，难免会成为西人小说视野下之“小说史”，而丧失了中国小说之本性。譬如，作为一种理论学说标志的经典术语的对译就要充分考虑各自的内涵及其相互之间的关联，否则难免圆凿而方枘，而难以达到实际的效果，或者对研究对象有所遮蔽和贬损。在20世纪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中，“小说”与“novel”的对译、“叙事”与“narrative”的对译均存在较大问题，“novel”“虚构之叙事散文”的内涵与“小说”在传统中国的所指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故“小说”与“novel”的对译实际缩小了古代“小说”之外延，而外延的缩小所带来的是对古代小说史的“遮蔽”，这或许是20世纪中国小说史研究的最大弊端。在运用叙事理论探索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域，“叙事”与“narrative”的对译所带来的弊端也非常明显。杰拉德·普林斯认为：叙事“可以把它界定为对于一个时间序列中的真实或虚构的事件或状态的讲述”（杰拉德·普林斯：《叙事学——叙事的形式与功能》）。浦安迪谓：“‘叙事’又称‘叙述’，是中国文论裏早就有的术语，近年用来翻译英文‘narrative’一词。”“当我们涉及‘叙事文学’这一概念时，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叙事？简而言之，叙事就是‘讲故事’。”（浦安迪：《中国叙事学》）然而这一符合“narrative”的解释是否完全适合传统中国语境中的“叙事”？或者说，“叙事”在传统中国语境中是否真的仅是“讲故事”？经过我们考索，“叙事”在中国古代的内涵絶非单一的“讲故事”可以涵盖，这种丰富性既得自“事”的多义性，也来自“叙”的多样化。就“事”而言，有“事物”、“事件”、“事情”、“事由”、“事类”、“故事”等多种内涵；而“叙”也包含“记録”、“叙述”、“解释”（陈列所释“事”之成说以解释之）等多重理解。对“叙事”的狭隘理解是20世纪以来形成的，并不符合“叙事”的传统内涵，与“叙事”背后藴含的文本和思想更是相差甚远。尤其在对中国古代小说的认识上，“叙事”理解的狭隘直接导致了认识的偏差，这在笔记体小说的研究中表现尤为明显。（《“叙事”语义源流考——兼论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传统》）再譬如对于小说戏曲关系的研究，20世纪的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就研究观念及其方法角度言之，古代小说戏曲研究成果的丰厚，除彻底打破了中国传统视小说戏曲为“小道”的观念之外，实得力于两大研究观念的确立：一是“叙事文学”观念，二是“通俗文学”观念。这两大观念在小说戏曲研究领域的确立大大开拓了小说戏曲的研究视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究中一大批重要学说和成果的产生大多缘于这两大研究观念的倡导和张扬。但当我们对20世纪古代小说戏曲研究作出深入回顾和反思时，我们也发现，“叙事文学”和“通俗文学”观念的确立对于古代小说戏曲研究而言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确实抓住了古代小说戏曲的基本特性，促成了小说戏曲研究中全新格局的形成；然而它同样也是以舍去小说戏曲各自的“个性”为代价的。故20世纪古代小说戏曲研究以“叙事文学”和“通俗文学”观念为指导思想所带来的弊端已日益明显。（《稗戏相异论——古典小说戏曲“叙事性”与“通俗性”辨析》）

　　再次是对中国小说史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的梳理。20世纪以来，中国小说史研究之方法与视角可谓丰富多彩，对推进中国小说史研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衡量一个理论方法的标准实则主要看其能否契合对象，且能否真实地揭示对象之内涵。对于理论方法的梳理和反思也是本书颇多关注的，我们仅举二例。譬如关于小说理论批评研究，从宏观角度言之，２０世纪的小说理论批评研究经历了一条从附丽于文学批评史学科到独立发展的过程。这一进程决定了小说理论批评研究的基本格局和思路，即在整体上它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在小说领域的延伸，而研究格局和思路也是文学批评史研究的“翻版”，以批评家为经、以理论著作及其观念为纬成了小说理论批评研究的常规格局。这一研究格局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忽略了理论批评在“小说”领域的特殊性。而我们拈出“小说学”一词来取代“小说理论批评”，目的正是以“小说学”的“宽泛”来调整以往小说理论批评研究的“偏仄”。中国小说学研究主要由三个层面所构成，即：小说文体研究、小说存在方式研究和小说的文本批评，这三个层面构成了小说学研究的整体内涵。而我们以这三个层面作为小说学的研究对象，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突破以往的研究格局，同时更重要的是为了使小说学研究更贴近中国小说史的发展实际，将中国小说学研究与中国小说史研究融为一体，从而勾勒出一部更实在、更真切的古人对“小说”这一文学现象的研究历史。（《“小说学”论纲——兼谈20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研究》）由于受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格局的影响，长久以来我们的小说理论批评研究一直以“理论思想”为主要对象，于是对各种“学说”的阐释及其史的铺叙成了小说理论批评研究的首务，原本丰富多样的古人对于小说的研究被主观分割成一个个理性的“学说”，一部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也就成了一个个理论学说的演化史。而在这种研究格局中，中国小说批评史上最富色彩、对小说传播最具影响的“文本批评”却被忽略了，这无疑是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批评研究中的一大缺憾。所谓“文本批评”是指在中国小说批评史上对单个作品的品评和分析，它着重阐释的是单个作品的情感内涵和艺术形式，这在中国小说批评尤其是明清通俗小说批评中是占主流地位的批评方式。故一部中国小说批评史，其实主要就是对单个小说文本阐释的历史。（《论明人对“四大奇书”的文本阐释》）再譬如小说评点研究。近年来小说评点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其研究价值得到了普遍的认可，但综观近年来的小说评点研究，也暴露出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小说评点研究过于集中在李卓吾、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脂砚斋等评点大家，而对小说评点的整体情况、发展脉络尚缺乏必要的的资料清理和史迹缕述，致使大量的评点著作至今湮没无闻；二是将小说评点研究完全等同于小说理论批评研究，而对小说评点作了单一化的处理。（《中国古代小说评点的价值系统》）我们认为，中国古代小说评点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而非单一的文学批评，评点在中国小说史上虽然是以“批评”的面貌出现的，但其实际所表现的内涵远非文学批评就可涵盖。小说评点在中国小说史上所起到的作用远远超出了“批评”的范围，形成了“批评鉴赏”、“文本改订”和“理论阐释”等多种格局，而其价值也显现为“传播价值”、“文本价值”和“理论价值”三个层面。（《小说评点的解读》）

　　以上不惮繁琐地胪列了笔者的研究状况，又以提要的方式摘录了笔者对中国小说史研究的主要看法，这种胪列和摘录于读者而言或许是多余和重复，但于笔者而言却是一次回顾和清理，对以后的研究工作或有裨益。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书是一部论文集，观点和材料在书中尚有一些重复，如对于古代“小说”概念的考索主要见于《“小说”考》一文，但在《术语的解读：中国小说史研究的特殊理路》和《“小说学”论纲——兼谈20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研究》等文章中亦有涉及；关于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文人化”问题在《稗戏相异论——古典小说戏曲“叙事性”与“通俗性”辨析》和《“四大奇书”：明代小说经典之生成》两篇中也有重迭，考虑到单篇论文的完整性，这次收录没作删改，敬祈读者见谅！在整理过程中，各篇文章基本保留原样，主要的改订工作是完善注释体例、核对原书引文和修正误植错字，引文出处则大多改为近年的通行本，这一工作由虞思征和张頔两位承担。个别篇章还增加了标题，以求全书之统一。本书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资助出版，责任编辑钮君怡小姐做了很多辛勤的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所收录论文的时间跨度正好二十年，最早的一篇是发表于1998年的《中国古代小说评点的价值系统》（《文学评论》1998年第１期），最近的一篇是发表于2018年的《“叙事”语义源流考——兼论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传统》（《文学遗产》2018年第３期）。这二十年，我也从“不惑”而“耳顺”，岁月匆匆，令人唏嘘！当然，岁末将临，编成此书，还真是赏心乐事！期待读者诸君的批评指正。

　　谭　帆

　　2018年12月

　　谭帆，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专攻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戏曲史和中国小说史。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

自序

文体研究

论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的四种关系

　　一、“中”与“西”的关系

　　二、“源”与“流”的关系

　　三、“动”与“静”的关系

四、“内”与“外”的关系

稗戏相异论

——古典小说戏曲“叙事性”与“通俗性”辨析

　　一、“诗心”与“史性”：小说戏曲的本质差异

　　二、“词余”与“史余”：小说戏曲本体观念之对举

三、雅俗之间：小说戏曲的文人化进程

术语研究

术语的解读：中国小说史研究的特殊理路

一、术语与中国小说之特性

二、术语与中国小说之文体

三、术语与20世纪中国小说之研究

中国古典小说文法术语考论

一、小说文法术语的演化轨迹

二、小说文法术语的独特系统

三、小说文法术语的文化成因

四、小说文法术语的价值呈现

“叙事”语义源流考

——兼论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传统

　　一、“叙事”原始

　　二、作为史学的“叙事”

　　三、作为文学的“叙事”

　　四、小说“叙事”的独特内涵

五、古代小说的叙事传统

“小说”考

　　一、“小说”是“小道”

　　二、“小说”是野史传说

　　三、“小说”是一种表演伎艺

　　四、“小说”是虚构的叙事散文

五、“小说”是通俗叙事文体的统称

“演义”考

　　一、“演义”考原

二、明人的“演义”观

三、“演义”：通俗小说之谓也

四、清人对明代“演义”观之延续

小说学研究

“小说学”论纲

——兼谈20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研究

　　一、小说的“名”与“实”

　　二、“小说学”之由来及其研究对象

　　三、小说文体研究

　　四、小说存在方式研究

五、小说文本批评

小说学的萌兴

——先唐时期小说学发覆

　　一、“小道可观”：小说学的思想基础

　　二、子书与小说学

　　三、史学与小说学

四、小说家的“自供”

论明代小说学的基础观念

　　一、“小说”与“演义”

　　二、“补史”与“通俗”

　　三、“虚实”与“幻真”

　　四、“奇书”与“才子书”

评点研究

小说评点的解读

一、小说批评为何以评点为主体形式

二、小说评点的独特个性

三、小说评点的研究格局

中国古代小说评点的价值系统

　　一、文本价值：小说评点的重要层面

　　二、传播价值：小说评点的基本功能

三、理论价值：小说评点的思想建树

论中国古代小说评点之类型

　　一、书商型：小说评点的商业性

　　二、文人型：小说评点的主体性

三、综合型：小说评点的导读性

中国古代小说评点形态论

　　一、明代小说评点之形态

　　二、清代小说评点之形态

　　三、小说评点形态之分解：“评林”与“集评”

四、小说评点形态之分解：“读法”与“圈点”

“四大奇书”研究

“四大奇书”：明代小说经典之生成

　　上篇：评价体系之转化与小说经典之生成

下篇：文人之改订与小说品位之提升

论明人对“四大奇书”的文本阐释

　　一、“庶几乎史”：《三国演义》的文本阐释

　　二、“忠义”之辨：《水浒传》的文本阐释

　　三、“求放心”：《西游记》的文本阐释

四、“逸典”：《金瓶梅》的文本阐释

附　录

在小说戏曲研究领域的坚守与开拓

——谭帆教授访谈（刘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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