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我者：中唐时期的友谊与文学》在中唐文学革新的大背景下，总体上论述了中唐的文化新变对文人友谊和文学产生的影响，又从文化史的脉络透视了中唐文人在安史之乱之后新的历史空间中如何利用友谊在科场上夺取功名，在文场上相互竞合，从而形成若干各具特色的文人共同体，创造出中唐独特的文学表达。
《知我者：中唐时期的友谊与文学》是近年来北美汉学界“文学文化史”研究系列的新著，从一个新的角度呈现了唐代文学的内在肌理。
中文版序
有机会为卞东波教授主译的拙著《知我者： 中唐时期的友谊与文学》（One Who Knows Me: Friendship and Literary Culture in MidTang China，哈佛大学亚洲中心，2015年原版）的中译本作序，洵为乐事，亦很荣幸。卞东波教授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体现了他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与学术翻译者的良好素质，这其中就包括他能够对原书进行有益的修正与说明。不过，如果本书还存在有关史实及阐释方面的讹误，当由我本人来负责。
2006年我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专著《缔造选本： 〈花间集〉的文化语境和诗学实践》（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探讨了10世纪后蜀的词学创作；之后，我将研究视点转向了中唐时代书写友谊的文本，在此过程中，我一直追随那些长久以来激发我研究兴趣之课题的线索。迄今为止，我的研究始终聚焦于唐宋变革数百年间，中国文化中政治、社会与文学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个划时代的变化标志着“中古”的终结与近世的开启。在我所有的著作中，我都采取一种跨学科的基本方法来解读唐宋时代的文献，并认为快速变化的社会政治身份认同形塑了唐宋时代作家们的创作，其形塑的方式则有待更深入的研究。在对《花间集》的研究中，我探索了唐朝灭亡后蜀地出现的新的文化环境，并认为此种文化空间使得诗人们能够尝试被视为非精英文体的词的创作，并在意想不到的新方向上发展了这一文类。换言之，10世纪的四川地区经历了一场转型，而在这一环境中，文化变迁与文学革新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此种影响可见于《花间集》词作的文学风格与表达之中。
在写作彼书的过程中，我检视了唐代（特别是8、9世纪）早期的浪漫词作与诗歌，并在其后的研究中发现艳诗在元稹诗集中很早就消失了，且元稹曾就其青年时代与“崔莺莺”之间的风流韵事与白居易进行过一次奇特而紧张的通信，针对这些问题，我在2002年发表了论文《阐释经历： 中唐诗人元稹（779—831）的“艳诗”》（Defining Experience: The “Poems of Seductive Allure” ［yanshi］ of the MidTang Poet Yuan Zhen [779—831]，载《美国东方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第122卷第1期，第61—78页）。浪漫诗歌微妙的文化地位与风流韵事的敏感属性（即使在朋友间也是如此）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并引导我思考一个更大的问题： 元、白在各自文集中对二人友谊的表现。自此，我开始意识到中唐文集中，友谊书写是多么引人注目（有时也是富有争议性的），而且在所有文类中都是如此——同时我惊讶地发现，以中国古代的友谊为专题的研究在任何语种中都极其匮乏。这一关键性的研究转向催生了本书，我也希望本书能够吸引更多的中文读者。正如本书脚注与参考书目所显示的，我从中国过去二十年间开创性的唐代研究中所获甚多，我也渴望看到东亚、北美与欧洲的唐研究新生力量的崛起。作为美国唐研究协会（Tang Studies Society）前任会长（2011至2018年在任），我也欣喜地向大家报告，本协会成员关于唐代的研究十分活跃且成果斐然，而协会的成员主要来自北美。
在致力于跨学科研究的过程中，本书反映了近几十年来英语世界关于中国文学研究所发展出的一种趋势。当代北美汉学家不再拘泥于单一的理论模型或历史框架，而已成为富有创造力、朝气蓬勃的综合研究者（bricoleurs），他们能够利用多种多样的理论方法以及日益精深的文献学与考证学成果。此外，当下所有的中国文学研究者都能在多语种环境下进行研究工作，希望自己的学术成果能够借助社交媒体、网络平台与翻译跨越语言与大洋的鸿沟而快速地传播。随着以各种语言出版的唐宋文学相关论文与著作数量的不断激增，这种现象既振奋人心，有时也令人倍感压力。从一位教师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学英文译著（如DeGruyter的中国人文丛书系列）的普及化是非常让人振奋的，因为这使得我可以向那些母语非中文的学生介绍范围更广阔的中国文学作品，向满怀期望的新读者开掘中国中古时代文化传统的富矿。同时，在中西书局与其他出版社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英语研究成果也得以与中国读者见面，这些工作为甚至在十年前还不存在的跨文化交流创造了机缘。
我目前的写作计划是将我的跨学科兴趣扩展至唐代文学在9、10、11世纪的传播与重塑。在这部暂名为《书写大唐： 唐代文学遗产在五代和北宋的形塑》（Writing the Tang: The Shaping of the Tang Literary Legacy in the Five Dynasties and Northern Song）的书中，我将探讨唐代作家文集之形成与唐代文学作品之整理的认知对“唐（代）文章”（Tang literature）之形象产生的影响。然而，这本书不仅仅是唐代文学的“接受史”，它还探讨了确立标准——用以评估唐代作家与唐代文学——的重要尝试。具体来说，我主要关注的是《新唐书》中经过改动的唐代作家传记、编纂于10世纪与11世纪的唐代文学总集，以及从《唐国史补》到《唐诗纪事》之类记载唐代文学的笔记诗话。北宋史学家在编写唐人传记时，选择将某些唐代文人塑造为文学及文化英雄，并用原始材料、对品德与才能的评价来充实传记的叙事。总集编纂者们从私人与皇家图书馆的藏书中遴选作品，推出唐代诗歌与散文的典范以供效仿——也可能是超越，同时也确定了需要加以规避的反面典型。笔记诗话勾勒出一幅幅令人难忘的唐代作家人物肖像——他们是天才、畸人、逐客，或是伟大的历史见证者，它们将作者与具体的作品和风格永远联结在了一起。尽管北宋末期尚无固定的“唐代文学经典”，但上述文本为这种文学经典的未来版本提供了文献基础，并形塑了12世纪以降唐代在世人心中难以磨灭的形象。
这三种书写模式都被认为可以对文学与文化认知提供权威解释；因此，该书的一个目标就是展示这些主张是如何在不同的文体中发生变化的，又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流逝走向互补和彼此呼应的。在每章中，我都会解释五代与北宋学者的新趣味如何催生了对唐代的新阐释，我特别强调了北宋史学家、校勘家与文集编纂者的创造性努力。10与11世纪的精英们试图重新定义他们的文化价值观，以此应对新出现的社会、政治与思想挑战。这本新书会展示，将唐代形塑为可资利用的遗产，是如何成为这项重大文化工程中的一个关键性元素的。
我衷心希望经由卞东波教授精心译就的本书，在未来几年中能够在我与我的中国同行间激发对许多问题的思考与对话，我也深深感谢能有此机会更广泛地分享我的研究工作。
田安
2019年8月
田安（Anna Shields），本科毕业于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硕士毕业于哈佛大学，师从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博士毕业于印地安那大学，师从柏夷（Stephen R. Bokenkamp）教授。先后任教于亚利桑那大学、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现为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Gordon Wu’58汉学讲座教授、东亚系系主任。著有《缔造选本：〈花间集〉的文化语境和诗学实践》《知我者——中唐时期的友谊与文学》等书，并在《哈佛亚洲学报》《美国东方学会杂志》《通报》《唐学报》等著名汉学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2011—2018年任美国唐研究协会（T’ang Studies Society）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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