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本书以旅游地名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检索、网络文本收集与实地调研获取研究素材,借鉴国外地名研究的批判范式,运用符号资本理论、场域理论与社会记忆理论等,采用结构主义方法论,案例实证与理论阐释相结合,应用空间分析、内容分析、批判话语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首先,综述了国内外地名学的发展历程与旅游地名的研究进展,对国外批判范式进行改进,指出未来国内旅游地名可拓展的研究方向等;其次,探讨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众旅游与市场经济背景下,国内景区(点)地名的时空分异与结构变迁,更名旅游城市的时空格局与更名效应的区域差异,旅游目的地地名系统变迁;然后,通过若干典型更名案例中的社会响应与权利竞争的分析,总结了旅游地名场域的格局特征与变迁动因;最后,提出发挥旅游地名效应与协调旅游地名权利的对策。本书得出如下7个方面的主要结论。
(1) 批判视角下国内外地名研究综述: ① 国外批判地名学的实质是资本、权力与认同框架下,不同社会阶层就地名的符号资本展开的权力博弈,重点是通过地名变迁的文化政治审视,剖析地名景观变迁的社会深层结构性动因。目前主要关注权力关系、空间政治、社会正义、地方认同、符号抵制和地名商品等议题。重视质性研究,提倡小尺度的参与观察法、访谈法与民族志等方法。国外旅游地名研究以景区(点)尺度为主,关注地方政府、外来开发商与经营者、旅游者与社区居民等利益主体的地名权力博弈。② 目前中国台湾的地名研究开始重视不同历史阶段与城乡地域的命名过程及其反映出的权力关系变迁等。目前批判范式在中国大陆地名学中的运用甚少,处于初步引鉴阶段,在旅游地名研究上的运用更为不足。但国内旅游地名研究已关注到的地名资源的旅游开发、旅游城市更名、地名争夺和景区商标等议题已可纳入批判地名学的范畴。③ 国外方面,旅游地名在经济、管理与日常生活维度上的议题有待深化。国内方面,应加大对景点与城市尺度的旅游地名的关注;增加外来旅游者与开发商等多元利益相关者的视角,重视社会舆论对政府变更地名的响应与影响等。④ 由于社会制度的差异,需要辩证对待国外的批判范式,应结合国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语境对其加以改进;加强现代地理信息技术的运用,重视地名研究在旅游规划中的先导作用等。
(2) 景区(点)地名的时空分异与结构变迁: ① 景区数量增长明显,等级分化突出,传统观光类景区占主体。② 景区分布格局稳定,空间集聚与极化现象显著。③ 配合景区升级改造、迎合游客审美文化、作为市场营销策略是变迁的主要动因。④ 大众旅游与市场经济语境下,外来开发商与当地政府借助景区(点)地名表达利益诉求,旅游者的命名权开始受重视。⑤ 现代景点命名不但重视其文化内涵,也重视迎合旅游者审美的时代变迁,不断借用时尚元素,讲究方位识别效率,重视借地名营造氛围与协调主题,细分不同文化品位的旅游消费市场等。
(3) 更名旅游城市的时空格局与效应差异: ① 为发展旅游而更名的城镇不断增加,主要位于中西部省区,更名依据越发多元。② 城市更名的正负面效应表现为,以著名旅游吸引物命名,有助于提高城市知名度,有利于低成本、高效率地引导旅游目的地决策等;但也可能增加社会运行成本、割裂地方文脉;重复建设导致浪费资源;加剧区际矛盾而威胁社会稳定;增加旅游者的认知负担,影响目的地形象;对邻近地区或同类资源产生屏蔽。③ 受到旅游业地位、城市形象、符号资本等因素的作用,城市更名效应的区域差异显著。
(4) 典型个体旅游目的地更名案例: ① 政府助力下的借势营销是旅游目的地提高知名度的重要手段。② 基于不同知识结构、利益诉求与价值导向,不同社会群体对地名变迁进行不同维度的解读,对更名看法多元且存在代际与空间尺度的差异,采取不同的行为策略对旅游地名权利及其符号资本进行争夺。③ 网民争夺地名话语权的积极性要比当地居民强烈得多,甚至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官方的更名决策;当更名触及当地民众切身的经济利益时,其亦会采取一些正面对抗策略,但政府最终掌控命名与更名权。④ 自然与文化意涵、经济与社会利益、长期与短期利益是旅游地名权力的角力焦点,但在经济优先发展的主流意识形态下,地名符号的认同与文化资本往往让渡于经济资本。⑤ 地方政府利用旅游原真性某些特性在区际地名争夺中积累话语权,试图建立地名权力场域的新秩序;为迎合旅游者需求或符合旅游规划,资本优势阶层主导了旅游地名原真性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