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系年按公元纪年先后顺序编排，同年之内按月日先后排序。所记年月日以公历为准。民国以前各年亦标示中国历史纪年，民国期间标示中华民国纪年。
　　二、《中英文学交流系年（套装上下卷）》编年时间自公元1218年（宋宁宗嘉定十一年）成吉思汗西征引起欧洲诸国震撼始，至2009年英国著名汉学家大卫·霍克思去世止。每年史实内容前均标出该年中英文学与文化关系之重要事件，以起提纲挈领之效。同年之内按先中国后英国史实编排。
　　三、本系年编录内容包括：（1）中英双方早期文化交往史实；（2）中国文化（文学）在英国的流播与评价，英国文学在中国文化语境里的译介和重要评论；（3）英国作家笔下的中国题材及其中国形象，中国作家眼里的英国形象；（4）中英作家的交往，中国作家在英国、英国作家在中国的生活游历史实；（5）中英学术期刊、出版机构、学术团体、学术活动、教学研究机构、图书版权交易等有助于中英文学交流的成果；等等。
　　四、编年史实中首次出现的外国人名、外国作品均标注外文。为进一步解释说明相关文学交流史实，该书附有相关注释，以供读者研究参考。
　　五、《中英文学交流系年（套装上下卷）》所引资料，多出自原始或早期出版物，部分转引自相关著述，偶有不妥，均作校正。

　　一、为何要关注编年史的著述方式
　　我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七个历史维度》（未刊稿）。一文中，曾特别强调文学关系研究的史学特征，即用严谨的史学方法搜集整理材料，用学术史、思想史的眼光来解释这些材料，用历史哲学的方法来凸显这些材料的观念内涵。其中，我把编年史的史述方式看作是文学关系史著述的高级形态。其编写策略是，在立足于文献史料的基础上，力求达到史料学、学术史、思想史的三合一。
　　那么，中外文学关系为何要优先借鉴史学研究方法呢？
　　文学关系研究，在比较文学学科内部，属于影响研究范畴，因而不少著述在讨论相关交流现象时，多采用传播一影响研究方法。放送者、媒介者、接受者是必然关注的几个重要节点。也有些学者借鉴传播学方法，讨论文学交流问题。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传播学家拉斯韦尔（Harold D.Lasswell，1902-1978）提出一个传播模式，这就是所谓的“拉斯韦尔公式”：谁（who）一说什么（what）一通过什么渠道（what channel）一对谁说（whom）一取得什么效果（what effect）。从传播要素上看，涉及传播者、讯息、媒介、接受者、效果等五要素。从分析研究对象看，涉及控制研究、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效果分析等。此公式显示了早期传播模式的典型特征，或多或少想当然认为传播者具有某种影响接受者的意图，因此把传播主要看作一种劝服性过程。这一模式假定传播活动是单向的和有意图的，任何讯息总是有效果的，但这无疑助长了过高估计传播（特别是大众传播）效果的倾向。
　　在文学关系研究领域中，采用这种传播模式大致上能够勾勒文学交流的信息传输轨迹，但问题是处于历史语境中的文学交互关系，远比这复杂得多。因而，这种传播学方法可以作为我们考虑具体问题的初始路径，进一步思考时要吸纳史学批评方法，以处理众多特殊而复杂的文学关系问题点，目的是使我们的研究对象充满生机，并提高这一研究过程的有效性。尤其是在当前学术研究有些浮躁、基础不稳、急功近利、为创新而趋新的情势下，方法论更是不容忽视的现实话题。这也是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并且需要进一步向前推进的时候，不能不提出的问题。
　　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是文学史而不是文学批评课题。文学史研究更注重史学品格。史学品格最起码要求概念明晰、论证严密，单纯依赖灵感与才气显然不够。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作为一个史学命题，要讨论特定时空下由历史、地理、民族、社会、经济等诸多因素促成的人文风貌（交流情境），需要许多实证材料，不能想当然。文学关系史研究者，如果缺乏史学训练，加之如喜欢做各种新理论的引用与分析，就容易失之于虚。
　　文学关系编年史乃文学交流史的有机组成部分，顾名思义就是文学关系的编年历史，它要展示不同时代立体交叉而又流动的文学交流图景。文学关系编年史，类似法国年鉴学派主张的长时段研究。长时段研究不同于注重危机、突变和偶然事件的短时段研究（专题探讨），强调结构、群体无意识和缓慢的演进。研究一个时代的心态、经济结构或文学思潮，需要全史在胸，并有相对严整的可供操作和验证的理论设计。只有认真搜集与审慎处理各种文献史料，才能对现有理论框架质疑或修正，以期更符合关系史的实际状况，对目前文学关系研究的共同思路有所推进。学术前辈所确定的仪轨，奠定了各学科的研究基调；但这会使整个研究难以超越当事人的历史回忆，忘记了当事人的证言必须验证，容易偏听偏信。用某种理论解释文学关系史的复杂现象，本来就有很大的局限；用这种理论眼光编撰文学关系史，那弊端就更大了。

凡例
上卷
1218年（宋宁宗嘉定十一年）
1238年（宋理宗嘉熙二年）
1247年（宋理宗淳祐七年）
1253年（宋理宗宝祐元年）
1255年（宋理宗宝祐三年）
1266年（宋度宗咸淳二年）
1287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
1299年（元成宗大德三年）
1357年（元惠宗至正十七年）
1387年（明太祖洪武二十年）
1492年（明孝宗弘治五年）
1497年（明孝宗弘治十年）
1506年（明武宗正德元年）
1508年（明武宗正德三年）
1551年（明世宗嘉靖三十年）
1555年（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
1558年（明世宗嘉靖三十七年）
1573年（明神宗万历元年）
1576年（明神宗万历四年）
1577年（明神宗万历五年）
1578年（明神宗万历六年）
1579年（明神宗万历七年）
1580年（明神宗万历八年）
1583年（明神宗万历十一年）
1586年（明神宗万历十四年）
1587年（明神宗万历十五年）
1588年（明神宗万历十六年）
1589年（明神宗万历十七年）
1591年（明神宗万历十九年）
1596年（明神宗万历二十四年）
1598年（明神宗万历二十六年）
1599年（明神宗万历二十七年）
1600年（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
1601年（明神宗万历二十九年）
1602年（明神宗万历三十年）
1603年（明神宗万历三十一年）
1604年（明神宗万历三十二年）
1605年（明神宗万历三十三年）
1606年（明神宗万历三十四年）
1609年（明神宗万历三十七年）
1610年（明神宗万历三十八年）
1613年（明神宗万历四十一年）
1614年（明神宗万历四十二年）
1615年（明神宗万历四十三年）
1617年（明神宗万历四十五年）
1620年（明神宗万历四十八年）
1621年（明熹宗天启元年）
1623年（明熹宗天启三年）
1625年（明熹宗天启五年）
1626年（明熹宗天启六年）
1637年（明思宗崇祯十年）
1638年（明思宗崇祯十一年）
1641年（明思宗崇祯十四年）
1651年（清世祖顺治八年）
1653年（清世祖顺治十年）
1944年（中华民国三十三年）
1945年（中华民国三十四年）
1946年（中华民国三十五年）
1947年（中华民国三十六年）
1948年（中华民国三十七年）
……
下卷
附录
主要参考文献
代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