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维塔耶娃诗选》是国内罕见的诗集，全景式展现了女诗人风暴式头脑和精灵式写作。国内著名俄语翻译家刘文飞教授妙笔生花，传神再现了茨维塔耶娃不同于同时代人、不同于女性作家的诗风，再现了女诗人炽热的情感与深刻的思索，使读者如透过放大镜看每一粒微尘，感受到微尘四周的光芒与内部的沟壑。

人民文学出版社自一九五一年成立起，就承担起向中国读者介绍优秀外国文学作品的重任。一九五八年，中宣部指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筹组编委会，组织朱光潜、冯至、戈宝权、叶水夫等三十余位外国文学权威专家，编选三套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根据“一流的原著、一流的译本、一流的译者”的原则进行翻译和出版工作。一九六四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成立，是中国外国文学的*高研究机构。一九七八年，“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更名为“外国文学名著丛书”，至二〇〇〇年完成。这是新中国第一套系统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大型丛书，是外国文学名著翻译的奠基性工程，其作品之多、质量之精、跨度之大，至今仍是中国外国文学出版史上之*，体现了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界、翻译界和出版界的*高水平。

历经半个多世纪，“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在中国读者中依然以系统性、权威性与普及性著称，但由于时代久远，许多图书在市场上已难见踪影，甚至成为收藏对象，稀缺品种更是一书难求。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的封面为网格图案，因而被藏书者称为“网格本”。“网格本”问世几十年来，收到几代读者的喜爱，为外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增进中外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贡献，堪称对新中国读者影响*大的外国文学丛书之一。

在中国读者阅读力持续增强的二十一世纪，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空前频繁的新时代，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再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合作，以“网罗经典、格高意远，本色传承”为出发点，优中选优，推陈出新，出版新版“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值此新版“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面世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谨向为本丛书做出卓越贡献的翻译家们和热爱外国文学名著的广大读者致以崇高敬意！

编委会名单

（以姓氏笔画为序）

1958—1966

卞之琳 戈宝权 叶水夫 包文棣 冯 至 田德望

朱光潜 孙家晋 孙绳武 陈占元 杨季康 杨周翰

杨宪益 李健吾 罗大冈 金克木 郑效洵 季羡林

闻家驷 钱学熙 钱锺书 楼适夷 蒯斯曛 蔡 仪

1978—2001

卞之琳 巴 金 戈宝权 叶水夫 包文棣 卢永福

冯 至 田德望 叶麟鎏 朱光潜 朱 虹 孙家晋

孙绳武 陈占元 张 羽 陈冰夷 杨季康 杨周翰

杨宪益 李健吾 陈 燊 罗大冈 金克木 郑效洵

季羡林 姚 见 骆兆添 闻家驷 赵家璧 秦顺新

钱锺书 绿 原 蒋 路 董衡巽 楼适夷 蒯斯曛

蔡 仪

2019—

王焕生 刘文飞 任吉生 刘 建 许金龙 李永平

陈众议 肖丽媛 吴岳添 陆建德 赵白生 高 兴

秦顺新 聂震宁 臧永清

（节选）

作为诗人的茨维塔耶娃，她在俄国文学史中的价值和意义至少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首先，她是白银时代*为杰出的诗歌代表之一。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白银时代是俄国文学史中继黄金时代后的又一个文学繁荣期，俄国再度出现“天才成群诞生”的壮观景象。白银时代是俄国的“文艺复兴”，是一个文化的时代，更是一个文学的时代，诗歌的时代，在这一时期，象征派、阿克梅派、未来派等诗歌流派相继崛起，各领风骚，每一流派均推出了其代表诗人，如象征派的勃洛克和勃留索夫，阿克梅派的阿赫马托娃和曼德尔施塔姆，未来派的马雅可夫斯基和帕斯捷尔纳克等，而唯一一位从未加入任何诗歌流派、却又成为白银时代*杰出诗歌代表的诗人，就是茨维塔耶娃，她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诗风就像一面鲜艳的旗帜，孤独地飘扬在白银时代的诗歌巅峰之上。

其次，茨维塔耶娃是俄国文学史中*早出现的女性大诗人。在茨维塔耶娃之前，俄国文学主要是一种“男性文学”，黄金时代的一流作家和诗人中间很少看到女性的身影，直到白银时代，一大批女性作家和诗人，如阿赫马托娃、吉比乌斯、苔菲等，才突然涌现，使俄国文学成为真正的男女声重唱。茨维塔耶娃几乎与阿赫马托娃同时登上诗坛，阿赫马托娃的第一部诗集《黄昏集》出版于1912年，而茨维塔耶娃的第一部诗集《黄昏纪念册》出版于1910年。这两位伟大的女诗人不仅以女性的身份步入俄国诗坛，更把女性的情感、女性的主题、女性的立场带进了俄语诗歌。两人的早期抒情诗大多为爱情诗，抒写爱情给抒情女主人公带来的悲剧感受。但是，如果说阿赫马托娃形式严谨的诗作主要是用细节来传导女主人公细腻的内心活动，茨维塔耶娃则更多地用奔放的诗句直接道出女主人公的执意，甚至决绝，因此可以说，较之于阿赫马托娃，茨维塔耶娃的诗似乎更具“女性主义”意识。试比较一下她俩各自的一首名诗，即阿赫马托娃的《*后一次相见的歌》（1911）和茨维塔耶娃的《我要收复你》（1916）。阿赫马托娃在诗中写道：“胸口无援地发冷，/但我的脚步还算轻快。/我在用我的右手/把左手的手套穿戴。//楼梯仿佛很漫长，/但我知道它只有三级！/秋风在槭树间低语：/‘求求你，和我一同死去！’/……/这就是*后一次相见的歌。/我打量黑暗的房间。/只有几支冷漠的蜡烛，/在卧室抖动昏黄的火焰。”此诗用“我在用我的右手／把左手的手套穿戴”这一著名“细节”，绝妙地体现了女主人公内心的慌乱，它与后面送别的“楼梯”、痛苦的“秋风”和卧室的“烛光”相叠加，透露出一位与爱人（爱情）分手的女性深刻的悲伤；但是，此诗也表达了女主人公的克制，分手时她并未忘记戴上手套，面对一切她试图表现得从容和坦然一些。对痛苦内心的深刻体验和体验之后的努力克制，是阿赫马托娃这首诗，乃至她整个早期诗歌总的情绪特征。和《*后一次相见的歌》一样，茨维塔耶娃的《我要收复你》大约也是一首“失恋诗”，但女主人公的态度却大相径庭：“我要收复你，从所有土地，所有天空，/因为森林是我的摇篮，坟墓是森林，/因为我站在大地，只用一条腿，/因为我为你歌唱，只有我一人。//我要收复你，从所有时代，所有夜晚，/从所有金色的旗帜，所有的宝剑，/我扔掉钥匙，把狗赶下台阶，/因为在尘世的夜我比狗更忠诚。//我要收复你，从所有人，从某个女人，/你不会做别人的夫，我不会做别人的妻，/我要从上帝那里夺回你，住口！——/在*后的争吵，在夜里。//但我暂时还不会为你送终，/哦诅咒！你依然留在你的身边：/你的两只翅膀向往天空，/因为世界是你的摇篮，坟墓是世界！”此诗中的女主人公坚定自信，声称要从“所有土地”“所有天空”“所有时代”“所有夜晚”收复你，“要从上帝那里夺回你”，而且，“我暂时还不会为你送终”！显而易见，茨维塔耶娃的“女性立场”是更为激进的。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创作在当年就引起了众多女性读者的共鸣和崇尚，在她以及阿赫马托娃等女性诗人出现之后，一代又一代俄罗斯女性仿效她俩，拿起笔来写诗，从此之后，女性声音便成了俄国文学，尤其是俄语诗歌中一个水量丰沛的潮流，一种硕果累累的传统。

第三，茨维塔耶娃极具现代感的诗歌创作构成了俄语诗歌发展进程中的一个路标。前文谈及茨维塔耶娃诗歌语言的诸多“现代”特征，这里再以她的长诗《终结之诗》为例，来说明她的创作的“先锋性”。《终结之诗》是一部地道的“二十世纪长诗”，所谓“二十世纪长诗”，是比照传统的“十九世纪长诗”而言的。以拜伦的《唐璜》、普希金的《叶夫盖尼·奥涅金》等为代表的“十九世纪长诗”大多表现为“诗体的叙事”，其中有着统一的情节和统一的格律，而到了茨维塔耶娃写作《终结之诗》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世界诗歌中却突然出现一种新的长诗形式，或曰长诗写作的新范式，其特征总体说来，就是篇幅和体量的缩减，故事情节的淡化，抒情性和主观性的加强，作品呈现出碎片化、印象式、象征性等趋向。我们注意到，在茨维塔耶娃写作《终结之诗》的前后，勃洛克写出《十二个》（1918）和《报复》（1921），马雅可夫斯基写出《穿裤子的云》（1916）和《关于这个》（1923），帕斯捷尔纳克写出《施密特中尉》（1925--1927），T. S.艾略特也写出《荒原》（1922）。众多大诗人在长诗写作范式方面这种“不约而同”的尝试应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思索，而且，长诗体裁自身的这一变化也是与世界范围内现代派诗歌的生成密切相关的，理解了这一点，便不难理解茨维塔耶娃的《终结之诗》在世界诗歌发展史中显明的“路标转换”意味，而在整个俄语诗歌的发展过程中，茨维塔耶娃和她那个时代的许多大诗人一样，也是从古典向现代转向过程中的“里程碑”。

*后，茨维塔耶娃的一生构成了二十世纪俄国诗人悲剧命运的一个象征。茨维塔耶娃的一生，是饱经磨难的一生：她很早就失去父母；她成为一位成熟诗人之时，恰逢俄国革命爆发，她的生活一落千丈，丈夫失踪，小女儿饿死，孤女寡母相依为命；她“俄罗斯之后”的流亡生活持续长达十七年，其间始终居无定所，在极度的贫困中度日；返回苏联后，她和她的家人又无一例外地遭遇厄运……她似乎在用她真实的生活际遇，图解她自己给出的一个关于诗人和诗歌创作的定义：诗人就是犹太人，就是永远被逐的人；写诗就是殉道，就是一种受难的方式。

——刘文飞

作者：玛丽娜·茨维塔耶娃（1892—1941），二十世纪俄罗斯*重要、*有影响的诗人之一，一生命运多舛，情感丰富，才华横溢，在不长的生命中留下火热的不朽诗篇。

译者：刘文飞：北京斯拉夫研究中心的首席专家，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鲁迅文学奖评委，俄罗斯“友谊”勋章、俄罗斯利哈乔夫奖、俄罗斯第二届“阅读俄罗斯”诗歌翻译奖获得者，美国耶鲁大学富布赖特学者。翻译了《普希金诗集》《复活》《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悲伤与理智》等，写作了《布罗茨基传》《耶鲁笔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