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苑拓耕：唐培吉先生口述_王敏整理_9787567138612

　　《史苑拓耕：唐培吉先生口述》通过对有名历史学者唐培吉先生进行采访（以唐培吉先生口述形式），较为全面地再现了唐培吉先生的基本生平、学术生涯，尤其对其在党史、犹太学、抗战史等学术上的建树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叙述，一定层面浓缩展示了诸多学科的发展脉络，对后学者了解、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上海大学历史系王敏博士打电话给我，要我为她所整理的《史苑拓耕——唐培吉先生口述》一书作序，我几乎不加思索就答应了下来，并要她将文稿发我，以便学习参阅、提高认知，避免因评价不当而有损先生口述之质地。
　　唐培吉先生是我最为尊重的一位师长。作为后学，我有幸与先生有过一段同事的经历。我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入伍，成为福建基地一名人民海军战士。提干后不到两年，被推荐就读于复旦大学历史系。1975年毕业后转业留校，分配在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任教。翌年，先生等一批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国革命史教研组的教师十多人并入历史系，加盟现代史教研室。此后，大凡系室活动，先生都积极参与。他仪表堂堂、风度翩翩，特别是每每带有磁性的讲话，以严密的层次感和逻辑性，紧紧扣住听众的心弦，更使我这位来自海疆的新教员佩服得五体投地，先生自然而然就成了我心目中的偶像！1979年，复旦大学成立分院，先生被派去组建历史系，就任系主任。三年多时间的同事生涯一晃而过，但先生的强大气场给我留下了挥之不去的深刻印记。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主讲中国现代史等课程时，先生在学界已经名声鹊起。他参与撰写的几部著作如《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中共党史事件人物录》等，就成了我备课及攻读硕士学位的案头参考书。1985年他所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上下册）问世，更让我得益匪浅，获得了从抗战史ABC的学习到进入抗战史研究领域的飞跃。这部一百多万字的鸿篇巨制，在国内研究抗日战争史通史类著作中莅于首席，他也因此而成为中国抗战史研究第一人，并在中共党史特别是抗日战争史研究领域奠定了大师级人物的基础。而后，唐先生以一发不可收拾的势头，不懈耕耘、努力攀登，在创新和超越之中，取得了丰硕成果，凸显其独特的学术智慧。
　　先生又是我参与上海市社联学会工作的引路人。虽然我是“文革”后恢复的上海市历史学会和新成立的党史学会、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最早会员之一，但到1987年，我被特招到上海空军政治学院，这是我第二次入伍。从海军到空军，以后学校转隶总政治部，我又穿上了陆军军服，从戎三军，我致力于军校的军事历史与军事史学的研究，与上海市社联学会工作渐趋疏远。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叶，随着军地合作的加强，上海社会科学界五路大军的联系越来越广泛全面。当时，我正主编一份军事类综合性学术刊物——《军事历史研究》，并承担军事学硕博研究生的带教，工作相当繁忙。但在先生的鼓动下，我参加了党史学会活动，并接替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务长朱华教授担任的秘书长一职。1998年，我以党史学会秘书长的身份，参加上海市社联第五届委员会全体会议，并被推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2002年10月上旬，在先生的竭力推荐下，我接替先生担任第七届上海市党史学会会长，先生为名誉会长。之后，我连任第八、第九届学会会长，共三届历时13年另8个月之久。由于先生教诲有方，我也能够萧规曹随，学会大事均向先生讨教，在先生强有力的关心、支持下，学会每年都被评为社联优秀学会。2012年下半年，党史学会还被评为市级优秀社团，我代表学会在上海市第八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团体工作会议上作《加强学会建设，推进学会发展》的发言。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先生的鼎力相助和潜心指导！2016年5月下旬，学会召开第十届换届大会，上海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博士生导师忻平教授接任会长，先生与我都随了心愿，并都被聘为学会名誉会长。至于我参加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活动，并先后就任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常务副会长等职，也是在先生的引荐下实现的。
　　十年前，党史学会为庆贺先生80岁华诞，编纂了《史苑拓耕——唐培吉学术论文集》，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我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华东师范大学唐莲英教授为该书作序。为惜史存墨，我把当年序文中的几段话摘录如下：
　　《史苑拓耕》除见长于内容丰厚、史料详实、观点鲜明、视角独特等特点外，本人以为最具代表性的特点就体现在“拓耕”两个字上。
　　所谓“拓耕”，关键在于敢为天下先。综观唐先生的学术成果，诸多篇目均列于同类之首。如上文所述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上下册）、《两次国共合作史稿》《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史》、“上海抗日战争史研究丛书”等，在同类著述中名列前茅，为同行之先。
　　所谓“拓耕”，核心在于敢为天下新。创新是学术研究的不竭源泉。唐先生参与学术研究活动，始终致力于新学科的开拓，被学术界传为佳话。他在《上海学研究的若干问题》一文中，首次提出要建立“上海学”，呼吁学界关注。他在《延安学刍议》《延安学的核心内容——群众路线》等文中，首次提倡“延安学”，为“延安学”的问世揭开了序幕。在他《犹太学刍议》《犹太学研究发展的轨迹》等文中，又倡导“犹太学”。他接二连三地思考新学科的建设，既体现了他可贵的学术创新精神，又展示了他坚定的使命意识。
　　所谓“拓耕”，重要的还在于敢为天下争。作为学术界的大家巨擘，唐先生不拘泥于现成的结论，不重复于前人的定律，而是敢于思考、勇于争辩，旨在复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探索客观的发展轨迹。他在《井冈山道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国共合作与抗日战争》《社会主义改造的再认识》等文中，对诸多传统说法给予新的判定，有根有据、入木三分，令人折服。
　　时间如流水，弹指一挥间，一晃十年过去了。2020年是先生90岁华诞，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史苑拓耕——唐培吉先生口述》即将由上海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一部“史苑拓耕”，前有论文集，现有口述篇，相得益彰，基本上可以反映先生的学术经历、学术成果和学术贡献。回望十年前对先生“拓耕”的解读，深感认知之不足；今读“口述篇”，却见先生拓耕之“史苑”，更觉内涵之厚重！
　　唐代《史通》作者刘知几有一段脍炙人口的名言：“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才少。夫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梗楠斧斤，弗能成宝。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刘知几所说的“才”，指的是治史之人对于历史研究成果的表达水平；“学”，指的是治史之人所应当掌握的知识；“识”指的是见识，即治史之人对于历史知识的认识能力；而“善恶必书”，则包含了治史之人应当具备的史德。重视史才、史学、史识、史德，是治史之人的优良传统和基本素养。然而，能够集“四史”于一体者可谓“世罕兼之”，而先生做到了。这方面，先生称得上是当代治史之人中的一面标杆。先生也认为：“中国修史传统渊源深远，有着世界上最为完备的修史制度和优良史风，史家具有治学严谨、锲而不舍、博大精深、秉笔直书的学风，重视史才、史学、史识、史德。这也是我做历史研究追求的境界。”
　　先生之史才，世人有目共睹。先生何以如此感叹“人间正道是沧桑”？是自身经历之使然！他出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成长于战乱的年代和火红的岁月。他的治史之道，是在历尽社会动荡、政治运动和行政管理等场景变迁，经过艰辛的磨砺，依靠锲而不舍的努力和不懈的奋斗，在自我选择中逐步铸就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生不辞劳苦，勤劳耕耘，在事无巨细的繁忙工作中挤时间，在筚路蓝缕的艰苦创业中打基础，终于厚积薄发，经过40年的精耕细作，取得了学术研究的丰硕成果：他撰写的论著共达130种以上，约800万字。“这些成果大致可以归为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抗战史、新四军军史、中外关系史、犹太学、延安学和上海学等学科或研究领域”，足见先生在史学领域不仅具有博大精深之功底，更具有触类旁通之能力。先生之史才，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彰显。
　　先生之史学和史识，当然体现于丰厚的学术成果，但更为重要的还体现在其学术思想和研究水平上。先生的许多真知灼见，实为治史之人必要之遵循。先生认为：“历史研究要建立在史料基础上，搜集史料要找尽可能发掘的原始资料，并通过考证核实，使之翔实确凿，有根有据。”他指出：“历史研究要有哲学思维，应有唯物主义观点，对历史要实事求是，回归历史的本来面貌；要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识到历史是由诸种因素合力而形成发展的，看问题要求全面，不能失之偏颇；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来研判社会的进退与发展；摆正社会活动中群众、政党、领袖的三者关系，正确处理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等；要有辩证法，要看到事物的两面性或多重性，要看到事物会从量变到质变，要看到事物的对立与统一的辩证关系，不然就会形而上学、片面地看问题。”他强调，治史之人“更要独立思考，要出观点，做到论从史出，既不可以论带史，亦不是史料堆砌；撰写文字只重平直朴素，不求词藻华丽；要注意和掌握好学术研究和宣传教育的差别，学术研究可百家争鸣，宣传教育按政策规定。”先生的治史之论，政治导向和问题意识极其鲜明，史学、史识智慧之光闪烁其字里行间，质朴但深邃，实为治史之金玉良言！
　　先生之史德，是学界公认的。按照刘知几的标准，史德则为“善恶必书”，这显然是狭义之史德。这方面，先生是不折不扣地做到了。先生研究历史，历来强调实事求是。识信史、辨伪史，写真史，实事求是地将历史事实放在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在历史的陈述中总结历史的教训，探求历史的规律。既不入云亦云，更不东拼西抄，诚如古人所言，以水济水，岂是学问？德务于真，先生之史论和史述，是为真史之史，无假言之说。但“文如其人”，我所评价的史德还在于先生的道德风范和人格品位，特别是为社会文化进步所作出的示范功能。他多次明确表示：“我做历史研究的目的是学史、修身、资政、育人。”只因为如此，先生也获得了不少学术方面的荣誉，他主编的“社会科学争鸣大系·历史学卷·党史篇”（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毛泽东思想研究大系·政治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上海抗日战争史丛书”10卷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丛书分别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1986—1993年）（1986—1993年）（2000一-2001年）著作类一等奖。2017年，先生获得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研究终身荣誉奖。
　　先生的座右铭是“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做爱国爱民的实事”。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教书育人，诲人不倦；胸怀坦荡，无私无畏；淡泊名利，宁静致远；治学严谨，锲而不舍；坚信马列，矢志不渝。古人云：学高为师，德高为范。作为后学，我不仅仰慕他有过多少传世之作，培育过多少作为他“生命的回响”的莘莘学子，更仰慕他身体力行的道德文章。祝愿先生学术之树常青，笑口常开，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
　　是为序。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