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中外”语境下中国报刊与近代政治_王天根著，姜红编_9787565725609

　　救亡图存语境下，西学东渐与传播媒介相结合展现在近代报刊“通中外”“达新知”等政治功能的发挥中，尤其呈现在近代社会变迁纷繁复杂的场景中。
　　《“通中外”语境下中国报刊与近代政治》重在探索“通中外”语境下以报刊为载体的西学传播与近代政治变革关系：上篇侧重分析“通中外”语境下近现代报刊史探索的语境、脉络及其价值取向等；中篇从报刊承载“新知”与近代社会结构变动关系的维度，分析近代报刊与国家、社会关系重构的互动关系，呈现报刊在社会结构重构中的舆论建构或“舆情向背”等角色；下篇从宏观研究转向个案分析，通过清末留日学生报刊、《民报》《晨报》等经典个案的文本及传播网络分析，探讨在近代社会与政治舞台变迁场景下报刊报人所发挥的主体性角色及成败得失的历史省思。

　　新媒介形态下新闻传播学话语体系的转型
　　201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而关于如何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习总书记强调：“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过，“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表达的是技术自主性的思想，显示了技术造就社会制度变革的伟大力量。今天，技术正在改变时代和社会。在一浪赶一浪的新技术浪潮中，互联网无疑是当今时代最耀眼的明星。马化腾称：“今天我们把互联网定义为一种信息能源，就像当时的蒸汽机和电力一样。”
　　传统新闻传播学所使用的很多概念，大多是现代性背景下结构功能主义研究范式的产物。在后现代背景中，尤其是在互联网造就的“媒介化社会”中，已经越来越脱离今天的媒介实践，越来越缺乏对媒介现象的解释力。当下中国的新闻传播学，亟须进行一场话语革命和范式革命。
　　一、学科视野的调整：从“内卷”到“开放”的新闻传播学话语体系
　　新闻传播学的话语体系重构，首先需要调整研究视野，从传统相对封闭的视野转向开放的视野。这种视野的开放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跨学科、本土化和创新。
　　第一，跨学科的研究视野。李金铨教授在《传播研究的典范与认同》一文中，提醒新闻传播学研究应警惕“学术内卷化”（involution）。在他看来，所谓“学术内卷化”是指“学者抱住一个小题目在技术上愈求愈精，眼光愈向内看，问题愈分愈细，仿佛躲进自筑的一道墙，得到心理安全，拒绝与外界来往的压力，其结果是不但忘记更大的关怀，更阻碍思想的创新”。这导致传播学研究成果丧失了“公共性”，而成为学苑内部的嬉戏。为此，李金铨特别告诫中国传播学研究者：“中国在引进传播学的过程中应该以开放的视野取精用宏，而不是出于短视或无知，只局限在简单的层次和粗糙的面向。”而沃勒斯坦早就提出“开放社会科学”的命题，他认为“对社会科学知识所做的鲜明的制度性区分具有相当大的人为性”②。
　　开放社会科学带来学科的多元化和包容性。并没有画地为牢的“新闻学”“传播学”，新闻传播学科必须与其他学科交融互动。此外，学科也要有一定的边界，只不过这个边界是流动的，动态发展的。互联网的精神是开放、沟通、连接一切。因此，今天的传媒研究绝不可能偏居一隅，在狭小的空间中做孤芳自赏式的研究。其他学科的视角不断给新闻传播学提供新鲜的话语资源。比如对技术的认识，从技术哲学的视角，能看到更深刻的东西；对网络空间、网络事件的认识，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视角必不可少；而舆论和舆情的研究，通过计算机的大数据挖掘则可以更加准确地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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