弁 言
中国之有孔子，其影响之大且深，夫人而知之。然孔子之学术思想，亦本于中国固有之民族性，构成于历史的自然之发展，决非无因而致者。孔子晚年，有“久矣！不复梦见周公”之叹，则其壮年以来之于周公，其思慕之忱为何如？《孟子》云“周公、仲尼之道”，后世亦每以周、孔并称，非无故也。
抑周公当周室草创之初，辅佐武王、成王成就大业，虽非身承王统，以视孔子之栖栖遑遑，席不暇暖，遭时不利，终身于穷庐者，其隐显通塞之间，固已殊矣。孔子之于周公，既梦寐不忘，其间岂无精神脉络相通之点！然自其时代观之，两圣之相去五百余年，文运之升降，政治之盛衰，人情风俗之变迁推移，有不可同日而语矣。故以孔子以后之思想，用以说明周公，必有所不可通者。欲究周公之真相，不可不根柢于周初之材料，乃可以考其境遇，绎其学术，而求其思想。若以后世纷纷附会之说，悉以归之周公，虽或可以描出一理想的人物，然亦必不得为周公之真也。
意殷末周初，实产出春秋、战国时代之文化的渊源之涵养期也。决非枯澹寂寞，而郁勃有兴国之气象焉。周公者，又其时代思想之最好的代表人也。苟能于周公其人，博考详察，则于探中国古代文化之渊源，与夫孔子学术之由来，皆思过半矣。
近人或谓中国历史，自春秋、战国以后，始有可考；其前之文化，率不过后人之假托；此又速断之论也。观于春秋、战国之时，繁文缛礼，已臻其极。终而为纷乱之世，战斗攻伐，惟日不足，而学术文采，照耀百世。诸子竞出，不可胜数。是岂突然而起者！其必有所渊源于数百年之前矣。
殷末周初，实涵育其渊源之时也。苟明社会进化之以渐不以骤，则其理亦非难见。（以上节译林氏原序大意）
日人林泰辅著《周公与其时代》一书，将关于周公及其时代之材料散见各书者，为之掇拾，求其一贯之事实。以《诗》《书》为主，参以其他古籍，以考周公之行事，又绎其学术思想；更取《周官》《仪礼》及《周易爻辞》，古来所称周公之著作者，一一详为比论，以辨其果出周公与否。书分三编：第一编为《周公之事迹》，第二编为《周公之学术及思想》，第三编为《周公与周官仪礼周易爻辞之比较》。虽其辨订时有未臻完密之嫌，未可遽为定论，亦专门的研究周公之一巨著也。其第一编《周公事迹》，排比明备，尤为学人所需。课徒之暇，因为摘译，以付梓人。间有异同之见，不复羼及。至于译笔之疏，草促之讥，所不敢辞也。
钱穆先生（1895.7.30-1990.8.30）字宾四， 1912年改名穆。先生自1912年始任小学、中学教员。1930年，他由顾颉刚先生推介，入北平燕京大学执教，从此跻身学术界。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与唐君毅、张丕介等创建新亚书院，任院长。1967年10月，钱穆先生移居台北，被选为中研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1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
钱穆先生博通经史文学，擅长考据，一生勤勉，著述不倦。先生毕生著书七十余种，另有大量学术论文，共约一千八百万字。他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通论方面，多有创获，尤其在先秦学术史、秦汉史、两汉经学、宋明理学、清代与近世思想史等领域，造诣甚深。钱穆先生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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