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文/单世联

文化与人类共生，管理为社会机能。从有记载的时候开始，人类便有组织、调节、控制文化活动的行为，并且积累了许多值得尊重的经验和观念。回顾人类过去的管理尝试，其中当然有很多关于文化的荒诞看法，但由于人类的□□复杂性和文化价值的世代延续，漫长历史中提出的若干经验和观念现在仍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反复出现。有关文化“管理”的理念和实践理所当然地也是文化传统的基本内容之一。

文化管理有一个漫长的过去，却只有一个短暂的历史。古希腊就有自发从事艺术推广活动的艺术家经理人（artist  manager）的角色，他们推销艺术作品，帮助艺术家实现其作品的经济价值。与此同时，以崇文著称的雅典城邦也查禁渎神的或无神论的、诽谤中伤的两种文字，柏拉图的《国家篇》《法律篇》则从理想城邦公民教育的角度，检讨模仿性文艺的认知价值、伦理效果和政治影响，提出了一套包括官方审查在内的文化管理思想。中世纪的文化生活由宗教神学所主宰，教会既鼓励支持服务宗教、传播福音的文化，也严禁各种世俗异端文化。近代以来，文化与民族国家建构及资本主义市场体制直接相关。17世纪，法国红衣主教黎塞留坚持“民族国家利益□□”的原则，以国家权力直接介入文艺生产，既保护文人也规范创作。1710年，英国议会颁布人类史上□□部著作权法案《安妮法令》，成为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基础。启蒙运动展开之后，剧院被普遍认为是道德学校，文艺生活中的国家意志逐步制度化；19世纪，资本主义市场原则向文艺领域扩展，艺术的经营管理、市场管理趋于成熟。20世纪60年代以来，北美和欧洲各国□□基于培养公民的国民意识、身份认同和文化归属感的考虑，积极投资建设公共及非营利的艺术组织，如博物馆、剧院、艺术中心、图书馆等，大量需要策略性的规划者、艺术机构财务管理者、人力资源管理者、艺术市场营销、博物馆藏品保育及策展人员等管理类人才。有见及此，一些国家纷纷设立专业艺术管理教育课程，创立专业同行评审的学术期刊，定期召开艺术行政学术会议，出版艺术管理教科书，形成国家或□□专业联系网络，所有这些都标志着艺术管理作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学科领域和专业的诞生。20世纪末□□化进程加速，文化交流、文明互鉴日益深刻地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文化产业兴起，创意阶层崛起，文化议程被逐步整合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方式和目标之中。随着“文化资本主义”的兴起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文化转向”的开展，艺术范畴扩大到整个文化领域，曾经相对独立的审美与艺术日益扩展到整个社会生活，精英艺术、商业艺术、应用艺术、业余艺术和文化遗产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行政管理扩大到经营管理，文化机构和组织的集中化与社会化同时展开，艺术赞助和补贴体系的不断更新，所有这些，都使得文化管理进入经济和社会政策体系，传统的“艺术管理（行政）”演化为“文化管理”，并以不同的方式进入学科学术体制。概括地说，西方文化管理的发展有三个阶段，这就是从活跃于市场的艺术中间人的“艺术推广”出发，到管理公共及非营利文化机构和组织管理为核心的“艺术管理/行政”学科的出现，再到支持具经济效益的文化创意产业为重点的“文化管理”领域。“文化管理”的自觉及其体系的构建是一个涉及□□权力、政治和意识形态、国家战略、□□文化交流、学科专业调整、新经济的崛起、新技术的推广、社会与发展方式的转型等诸多方面的过程。

古老的中国文化为文化管理提供了另一种更为丰富的经验和智慧。“管理”当然是晚清以来，特别是改革以来出现在汉语中的新词汇，但也有其古典含义。“管”为乐器之一，而“乐者，天地之和也”，故“管”是一种形成和谐秩序的管道和力量，引申开来就是使事物（如乐）或事情达到合理秩序的行为方式。“理”则是指自然的条理，玉石之理。作为动词，它表示的是“理顺”之意，即使事物或事情更为合理的意思。“管”和“理”都包含着一种自然秩序或人对秩序的要求。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文化管理”的概念，但从《周易》的“人文化成”的理念，到刘勰“文之为德也大矣”的说法，古代中国从来都高度重视文化艺术的社会—政治功能；从周代的“采诗”制到宋代的画院，人文与艺术也渐被纳入国家管理的整体体系之中；从孔子的“删诗”“正乐”到后世儒家的诗教、乐教，以诗（乐）为教，古代中国的文化管理其实极为周密和深刻，它涉及各种文化形式的内容、风格和修辞。文化管理要处理的基本问题是“一”和“多”的矛盾，也即统一的政治—伦理准则和充满差异的艺术—文化事件的矛盾。古代中国的“和而不同，谐而不一”不但是处理文化间关系的原则，也是文化管理的原则。恰如钱钟书所释：“盖全同而至于‘壹’，绝异而至于‘睽’，则不能‘感’；必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始可。”（《管锥编》□□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46—47页）从中西对比的角度看，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历来重视以德治国、以文养德。“发乎情止乎礼义”，中国文化管理离不开伦理，伦理也离不开管理。中国的文化管理不只是控制理论、权力行使，而且更多的是一种心性与行为的协调理论，一种沟通人际的关系学说。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说法，近年来多有论者提及，但更具精意的是，古代中国还有一种由文艺而国家的管理思想。先是汉人蔡邕在《琴赋》中率先提出“治国譬如张瑟”的观念，此后《淮南子·缪称训》亦说“治国譬如张瑟，大弦絙则小弦绝矣。故急辔数策者，非千里之御也”。据钱钟书说，佛经（《四十二章经》《杂阿含经》《出曜经》等）、《礼记·杂记》及唐人刘禹锡的《调瑟词》等，其中均有“同《淮南》之旨”的论述。钱钟书据此指出，荀悦《申鉴·政体》篇：“睹孺子之驱鸡也，而见御民之方；孺子驱鸡，急则惊，缓则滞”；《后汉书·鲍永传》“永以吏人痍伤之后，乃缓其衔辔”，章怀注：“喻法律以控御人也”；《晋书·李雄载记》杨褒曰：“夫统天下之重，如臣乘恶马而持矛也，急之则虑自伤，缓之则惧其失”；堪相发明。“调瑟喻治国，亦西方古人常言；或论尼罗（Nero）失政，以弦柱急张、缓张为譬，尤类《淮南子》等语意。”（《管锥编》第三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615页）“治国譬如张瑟”是一个比“治大国若烹小鲜”更具中国特色的治国理念，据此我们可以对中国“文教立国”的传统获得更深入的理解。近代以来，中国引进西方现代性的文化自律理论，文化艺术拥有一定的独立性，与此同时，国家权力向文化艺术领域的扩张也是现代民族国家和现代治理体系建设的内容之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建构了一套完整的文化管理体系，从意识形态管理到文化行政管理，从公共事业管理到企业经营管理，都鲜明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文化理想和中华文化传统，有效地推动了中国文化繁荣发展和对外文化交流。改革以来，现代化进程迅猛推进，公民文化权利逐步落实，文化成为公民的生活方式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日益完善；文化产业融合文化与经济，改变了中国文化与经济的版图；创意经济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转型，如此等等，我们迫切需要建设与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文化管理体系，而文化管理学科建设也成为繁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在要求。

中外实践表明，文化管理作为人类促进、规范、引导文化发展的制度性实践，是文明人类的自觉行动。文化是表达希望、创造理想的自由领域，在现代社会，它具有否定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提供另一种可能、另一种选择的乌托邦功能。对于20世纪的批判理论家来说，生活在一个“被管理的世界”是一个令人悲哀的事实。但是，在文化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生活方式，文化成为共同体凝聚力和国家软实力，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已成为一个庞大产业的当代世界，系统的、合理的、有效的管理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前提。问题只是在于，我们的文化管理如何在□□、市场与社会的互动中实现权力与市场、规范与自由、整体需要与个体创造之间的平衡？在这方面，列宁在一个多世纪之前说的话仍然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无可争论，写作事业□不能作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这一切都是无可争论的，可是这一切只证明，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中写作事业这一部分，不能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这一切绝没有推翻那个在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看来是格格不入的和奇怪的原理，即写作事业无论如何必须成为同其他部分紧密联系着的社会□□□工作的一部分。”（《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选集》□□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8页）在当代中国，文化管理的使命，就是通过对文化的系统管理、依法管理和综合管理，尊重文化的特殊性，维护文化价值的尊严，坚持正确导向，凝聚社会共识，校正文化发展轨道，繁荣文化生产与文化生活，实现民族文化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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