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七社——当德国文学书写历史时_(德)赫尔穆特·伯蒂格著_9787547311165

本书追寻了四七社的历史风貌及其对德国乃至欧洲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深刻影响，重现了四七社创设的那些丰富多彩的文学活动，准确地描绘了那些卓越人物的人生和心路历程，探索了战后德国乃至欧洲社会重建与精神重建的艰难与努力。

　　格拉斯文学上的成功始于四七社，而邀请他参加年会的人正是赫勒雷尔—在《音调》杂志出版格拉斯诗作之前他就向汉斯·维尔纳·里希特推荐了格拉斯。在报纸文章当中他彻底隐瞒了自己的帮助和身份。他这几年一直在不知疲倦地寻找未成名的年轻作家，希望发掘新声音，他发现这位来自卡舒布地区，过着波希米亚生活方式的雕塑家、爵士乐手和诗人格拉斯是一块未经雕琢的宝石，他开始对格拉斯进行系统打磨。1955年格拉斯获邀参加四七社在柏林卢本霍恩之家举行的春季聚会还只是一个开始。纪念四七社成立50周年时曾经在柏林举办过一场专家论坛，格拉斯回忆道：“于是我就去了，之后被一群出版商围着，他们低声说了一些充满魔力的词语，比如说‘费舍尔出版社’和‘苏尔坎普出版社’，我当时想，黄金时代来了。不过我也有点疑神疑鬼的，当我离开聚会的时候，外面站了一个人，他刚刚叫了一辆出租车，他问我：‘您要去哪里？’当出租车载着我们出发的时候，他说：‘我是赫勒雷尔。我会印发几首你的诗歌。’我暗自想：‘你也就是说说而已。’不过他是唯一一个说到做到的人！其他的出版商很久都没有再联系我，直到卢赫腾汉特出版社来找我。一年之后我的第一本诗集就出版了。但是第一个在文学上认可我的人是瓦尔特·赫勒雷尔。”

　　50年代末，格拉斯有三年时间住在巴黎，他不时为钱所困，靠给德国广播节目写稿子勉强维持生计。而《音调》杂志一直在出版他的诗。汉斯·维尔纳·里希特回忆起他在1955年与格拉斯第一次见面的场景：“他看起来很鲁莽，有点儿潦倒，我感觉他绝望地就像一个乞讨的吉普赛人。”里希特一开始想“赶他出去”。两年以后，里希特再次见到格拉斯，觉得“他看起来像样一点儿了”，不过格拉斯仍然说自己“‘穷得像狗一样’。他还用文件包带了一些素描作品，要在四七社年会上出售”。里希特认为格拉斯这个异想天开的想法肯定没有机会，可是他惊讶地发现，沃尔夫冈·希尔德斯海姆已经购买了格拉斯的一幅素描。

　　从这个时期开始，赫勒雷尔和格拉斯之间开始频繁通信，一直延续到赫勒雷尔2002年去世。1958年2月5日，赫勒雷尔给格拉斯写了一封信，语气不太符合他一贯的导师角色：“亲爱的君特，如果你不想让文学杂志、报纸和出版社的所有编辑都发狂的话，请你看在上帝的面上一定要习惯比较明智的校对符号。我面前摆着你诗作的样稿，印刷机很忠诚地把你标注的所有的方括号都打出来了。总共有40个之多。下次如果咱们能见面的话，我要好好给你上一堂关于校对符号的课。”

　　格拉斯这个绝佳的例子代表了50年代的自由职业作家如何艰难求生，利用本来就很少的机会。现在文学界很普遍的资助措施、奖项和奖学金，在当时连想都不要想。每次到了年会的时间，格拉斯就会依靠沿路搭车的方式回到德国，一家挨一家地去问电台，讨要合同。赫勒雷尔还记得，《明镜周刊》在夏天还向他证实过“这种不得安宁的租户生活状态”：“如今的诗人还一直住在阁楼里。”

　　自由职业作家的社会状况在四七社里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有些人接到邀请之后会拒绝参会，尤其是住在北德和柏林的作家，因为年会地址大都选在南德的小城市里，交通非常不方便。阿明·艾希霍尔茨作为媒体报道记者从很早开始参加活动，他在《新日报》的一篇文章里报道了1951年在劳芬米勒举行的秋季会议，他曾经谈到与会者的经济状况：“来看看打地铺的那40个人状况如何：橡胶鞋跟、彩色袜子，可爱的领带都在脚下，有时能看到某人肚皮上的褶子，几位女士在同一天已经换上了第二条裙子……”他发现大多数人的情况“比四年前要好”。有几个人作为自由作家获得了成功，从出版社能拿到固定的工资或者“依靠尚能运转的销售系统卖故事”—也就是说，他们四处派发一些适合报纸周末特刊的故事，慢慢地积攒出一些固定客户。“专职”作家绝对是少数，埃希霍尔茨列举了几个典型的例子：瓦尔特·延斯在图宾根大学教古代哲学，阿诺尔德·鲍尔是电影评论家，汉斯·格奥尔格·布伦纳在阿伦斯巴赫民意测验研究所工作。弗兰茨·约瑟夫·施耐德在第二年，也就是1952年说服了自己的公司成为赞助商，并且开始了一个对于作家来说很有前途的工作：他在美国迈卡恩公司编写脚本。埃希霍尔茨若有所思地确认道：“为一家烟草公司写广告词的时候，他有几个月的时间都在推敲一个句子，不过假如他能把这句话卖出去，那么每个词给他带来的收入都超过三本书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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