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略滇西_罗勇著_9787520153959_厦门外图集团有限公司

本书以明代永昌地区军政设置变化为线索，挖掘正史、实录、地方志、文集、碑刻、家谱等资料，围绕永昌地区与周边局势的相互关系，讨论卫所、府州县的关系以及社会变迁。本书将卫所与州县之间的转换过程放置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讨论，并讨论卫所与州县转换的复杂因素以及卫所、州县转换背景下的区域社会文化变迁。

序永昌地区至迟在汉武帝时期已进入中国历史的范畴。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所谓：“西自同师”的“同师”就是今天的腾冲市。“同师”的古音与腾冲相近。张骞出使西域，被司马迁称为“凿空之行”。张骞在大夏（今阿富汗）发现来自今四川的蜀布和邛竹杖。得知有一条称为“蜀身毒”的道路连接印度和中国西南。“蜀身毒道”的开通早于张骞通西域，大约在公元前四世纪。“蜀身毒道”上最重要的酋邦称为“乘象国”。乘象国就是今保山市、德宏州等区域。张骞的发现引起汉武帝和朝廷官员的注意，汉朝派出使臣探索“蜀身毒道”，由此发现西南夷诸部。一个著名的成语“夜郎自大”就产生于汉朝使团探路的过程。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在西南夷地区设置益州郡，其中雟唐（今隆阳）和不韦（今施甸）就在今保山市。东汉永平年间澜沧江以西以最大的酋邦哀牢归附汉朝。朝廷在永平十年（67）设置益州西部都尉，以雟唐为中心管理洱海及其西部的昆明、哀牢诸部。两年后，即永平十二年（69）正式设立永昌郡。秦汉王朝的地方实行郡县两级行政区划。郡直属朝廷管辖。永昌郡下设八个县，郡治设在雟唐。永昌郡的人户比拥有十七个县的益州郡的人口多出数倍。仅哀牢一个县（今腾冲）就有五万户五十五万多人。而益州郡十七个县只有二万九千三十六户，十一万八千多人。就算史籍记载有误，益州郡应该有四十一万多人，也比永昌郡少很多。这是因为，永昌郡虽然只管辖八个县，但是它的面积相当大。因为，哀牢地域十分辽阔。“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再加上洱海区域，其地理范围就更加辽阔广远。永昌郡包括今大理、保山、怒江、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以及缅甸的伊洛瓦底江中上游地区。永昌郡在汉王朝西南最辽远的边裔设置的一个政区。其设置是东汉王朝开疆拓土的重大事件，朝野轰动。举国上下为之欢庆，“绥哀牢，开永昌，春王三朝，会同汉京”。自此永昌郡诸部与汉王朝亿万民众同为一体。永昌郡是在西南边疆设置的“边郡”，边郡与内地郡县有诸多不同。主要的差别是：郡县大都以族类联结的范围为区划；在任命太守、县令、邑长的同时又任命当地的酋长为王、侯、土长，实行土流双重管理，流官治其土，土官世其民；边郡没有编户齐民，不立征调，由土长呈交贡纳；太守不仅管理行政还要主兵，官兵从内地派遣。边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由当地酋长自治的区域。永昌地区由本土酋长自治的局面，从永昌郡于69年设置以来，一直延续到明代初期才发生根本转变，其标志为永昌军民府的设置。永昌地区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在明代的根本变革一直未被学者充分注意。几乎没有专门的研究和深入的论述。这种情况被一个年轻的学者罗勇改变。罗勇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在研究云南地方史和民族史的时候，发现明代是云南社会大变革的时期，明代云南不仅在政治上与整个中国成为一体，而且在经济、社会、文化上更加深入地融入中国。研究明代云南政治、经济、社会变革的论著不算少，但是大多从全省的角度研究，具体到一个府的研究几乎没有。如果没有深入到府州县的细致研究，总体的研究就会流于空泛。只有系统深入地研究好每一个府州县，我们才能总体上把握历史发展的趋势、社会变革的基础、经济发展的脉络、文化进步的根由。于是，罗勇选取明代永昌地区的军政设置作为研究课题，通过研究永昌地区军政设置的变更，探讨永昌社会的演进，追寻西南边疆的沿革，阐述永昌在大一统的中国历史整体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这是一个视角新颖、方法独特的研究路径，其在中国边疆史、云南地方史研究中有重大的创新价值，因较高的学术价值，其重大的社会意义不言而喻。经过两年多的不懈努力，罗勇于2013年6月提交了《永昌军民府研究》的论文。匿名评审的三位专家和答辩委员会的七位专家一致肯定，罗勇的博士论文《永昌军民府研究》是一篇选题独特、见解独到、学术独创的博士论文，是近年来研究中国西南边疆史的创造性成果，为推动中国西南边疆史研究做出了不可小觑的重要贡献。经过六年的思考、推敲、打磨，罗勇完成博士论文的补充、修订工作，以《经略滇西：明代永昌地区军政设置的变迁》付梓。《经略滇西：明代永昌地区军政设置的变迁》一书资料翔实，有关永昌府的历史资料几乎一网打尽。在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经过辨析、考证，剔除不确不实的记录，从中梳理出永昌府军政设置的演变轨迹，探索永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做到每一个论点都有扎实的史料支撑，换言之，每一个论点都是研究资料的必然结果。不是先有预设理论，再去找史料；而是从史料中提出符合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理论。这就是方国瑜教授说的：不是“讲道理，摆事实”，而是“摆事实，讲道理”。所以每一个独到的见解都来源于真实、可信、可靠的史料。明代永昌军民府的研究是一个独具慧眼的课题，是前人从未涉猎的课题。永昌位于中国滇西边疆，是“蜀身毒道”的枢纽，向东经过大理、楚雄到达昆明，再通向华西、华中、华北、华东；向西经过缅甸到印度，通往西亚、北非、欧洲；向南到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诸国。从汉代以来的记录，永昌就是华夏与东南亚、西亚文化的承载地。永昌看似是中国的滇西边区，实际上又是东南亚、南亚的一个中心。既看到永昌府的边疆地位，又重视永昌府的枢纽功能，才能对永昌军民的建设做出实事求是的正确判断。以永昌军民府为中心探讨中国滇西边疆军政设置的变更、社会文化的变化，是本书的主旨，也是本书的独立创见。明代永昌军民府的建置不是地方自主的举措，而是朝廷从国家大一统整体利益着眼，治理边疆，维护统一，促进华夷交融的战略方针。将维护大一统的基本原则，与边疆族类众多的地方特点相结合，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边疆治理模式。永昌军民府的建置不是“边缘”问题，而是关于“天下一统”的“核心”原则。军民府的“军民”从表面看是“军民共管”，实际上是以卫所编制从内地来的“军户”与本土世居的“民户”的协调共荣的关系。本土世居的“民户”有的有户口，户口与土地、赋税连在一起；有的是土司辖区的居民，官府只能通过对土司的管控间接管理。外来的军队卫所将永昌地区的居民成分从“汉少夷多”变为“汉多夷少”。军民府的“军民共管”，也就是“军民一家”“华夷一体”。由此揭示并彰显了军民府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交融、保证边疆稳定中的历史作用。由此可以看出，作者不仅仅是在考证、论述永昌军民府的建立和演变，而且超越军民府的具体规程，从更高的境界阐发永昌军民府在国家统一中的地位，为边疆长治久安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儒学祠祀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永昌军民府建设中的重要内容。祠祀体系是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民间信仰对于国家的管理、边疆治理、社会共识诸方面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一点，在以往的边疆研究中被忽视。作者肯定祠祀体系的人文教化功能，把儒家祠祀体系的建立，作为永昌军民府建设的重要举措加以强调，提出边疆建设与治理离不开民间儒家祠祀体系的建设。永昌军民的建置，将永昌的社会经济与文化教育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作者在论述永昌军民府推动儒学发展的同时，特别注意到明代永昌地区的村寨建设与文化发展。县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层政权。县级政权的稳定是国家政权稳固的基石。而县级政权的建设离不开乡村的建设与发展。当儒家文化在乡村普遍传布，“修身齐家”成为乡村的主流，才能凝聚共识，加强共性，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没有乡村的文化教育与文化建设，边疆的稳固与发展就是一句空话。将边疆社会的研究深入到乡村，是本书的重要创新。作者认为随着永昌府的建设，“永昌地区的社会逐渐内地化”。“内地化”是近年来研究边疆问题时常用到的一个词语。看起来并无不当，但细细推敲，却是一个并不周密的用语。什么是“内地”？“内地”是一个空间概念，与“边地”相对应。以空间而言，边地要“内地化”就是边地的拓展与扩张。边疆向外延伸，原来的边地成为内地。以政治而言，内地与边地是行政区划，作为行政区划，内地和边地的格局不可能变动，也就不可能有所谓“化”。而且，内地是一个十分广阔的区域，内地的发展不平衡。中心城镇比较先进。有不少地区较之边地还要落后。这里所谓“内地化”主要是指制度与文明。国家在内地和边地实行不同的制度，内地与边地的文明程度有差异。那么所谓的“内地化”就是与内地的政治制度一体化，与内地的文明逐渐趋同化。使用“内地化”大多是指制度一体，文明趋同。为了避免歧义，最好不用“内地化”这样的概念。用“一体化”“趋同化”“一致性”“整体性”也许更为贴切。“一体化”是边疆治理的基本原则，政治的“一体化”，并不改变文化的多样化。边疆建设、边疆治理中，政治一体、文明趋同、文化多样是并行不悖的。这是个人的浅见，不一定妥当，提出来与罗勇和学术界同仁商量，希望在边疆研究中时刻不要忘记“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罗勇出生在四川威远的农家，以优秀成绩考入兰州大学民族学专业。毕业后考取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专业的硕士，取得硕士学位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以《明代永昌军民府研究》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经过前后近十年的努力，他完成了《经略滇西：明代永昌地区军政设置的变迁》。他潜心学术，专心研究，细心写作，孜孜不倦，坚持不懈，不计功利，为学术发展做出无愧于时代的业绩。作为和他一起学习，共同研究，相互切磋十多年的老师，为他“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品格深感自豪，为他取得的开创性成就倍感骄傲。欣然写下自己的感想，对《经略滇西：明代永昌地区军政设置的变迁》的出版聊表贺忱。林超民于云南大学守拙书屋 2019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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