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华文教育年鉴_贾益民主编_9787520149341

本书由七部分组成。（1）2017年世界华文教育发展综述，主要从华文教育政策、工作会议、机构发展、交流与合作、教育活动、师资培养等几个方面全面介绍了2017年华文教育发展情况；（2）2017年世界华文教育大事记；（3）2017年世界华文教育资讯，介绍了教育政策、工作会议、机构发展、交流与合作、教育活动、师资培养等方面的最新资讯；（4）台湾地区华文教育活动；（5）2017年海外示范华校华文教育活动撮要；（6）世界华文教育学术动态；（7）华教天地，对华文教育基地、示范学校、华教人物有关情况做了具体的介绍。

新时代世界华文教育发展理念探讨（代序）贾益民 2017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庄严宣告：“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2017：10）同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习近平，2017：12）中国进入了新时代，这一重要判断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必将对世界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对华文教育来说，同样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新时代为华文教育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和条件，同时也为华文教育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新任务、新目标。因此，探讨新时代下世界华文教育发展理念就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现实课题。这里所说的“华文教育”是指“大华文教育”概念，既包括面向海外华侨华人的中华语言文化教育，也包括面向世界各国的中国语言文化国际传播。本文旨在抛砖引玉，提出新时代世界华文教育发展“十大理念”，仅供参考，并请斧钺。一　“新时代”发展理念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同时还指出：“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习近平，2017：10-11）在这样的新时代，华文教育必须坚持“新时代”发展理念。首先，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习近平（2017：20）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华文教育作为国家和民族的一项伟大事业，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华文教育在“新时代”条件下要更快更好发展，就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会、全面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科学分析新时代世界华文教育发展现状、存在问题与发展需求，制定符合 “新时代”发展特征与需要的华文教育发展规划与具体措施，更好更快地推动世界华文教育发展迈上新台阶，以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需要，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其次，要服务、助力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贯彻、实施。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十四条”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这些方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具体体现，必须全面贯彻落实。华文教育也不例外，基本方略很多具体内容与华文教育密切相关，华文教育应该从中吸收理论营养，用以指导华文教育理论创新、体制创新、实践创新、发展创新。尤其是以下三个方面值得高度重视。（1）习近平关于“文化自信”“中外人文交流”的论述对华文教育意义重大。“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必须…… 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习近平，2017：23）而“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习近平，2017：40-41）。要“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习近平，2017：44）。这些思想对华文教育具有非常大的指导意义。华文教育是世界范围内中华语言文化教育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形式。华文教育不仅对海外华侨华人树立中华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培养一代又一代具有中华文化自信、民族自信和中华文化认同感、中华民族认同感的新一代华侨华人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对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海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及更有效的国际传播，讲好中国故事，宣传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促进中外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华文教育必须以此为己任、为使命，努力开拓中华语言文化国际教育与传播新局面。（2）习近平（2017：25）提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这为华文教育提出了新任务。海外华文教育是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重要平台与形式。华文教育和汉语国际传播必须服务、服从于“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大业，在华文教育和汉语国际传播中“必须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持‘九二共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深化两岸经济合作和文化往来，推动两岸同胞共同反对一切分裂国家的活动，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习近平，2017：25）。在这一方面，华文教育必将也应该大有作为。（3）“基本方略”中指出：“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习近平，2017：25），这对华文教育有引领性、方向性意义。华文教育及汉语国际传播作为促进各国人民民心相通的重要桥梁，应该致力服务于坚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通过华文教育和汉语国际传播，促进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文明交流与互鉴，为世界和平创造良好的语言文化环境。再次，适应并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带来的海外华侨华人以及各国人民对中华语言文化日益增长的迫切需求，促进发展更高质量、更高水平、更丰富多样的华文教育。党的十九大提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到202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那时，我国将“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习近平，2017：29）。由此可以想见，随着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过程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与发展，海外华侨华人以及各国人民对华文教育必将有更大、更多、更广泛更迫切的需求，世界范围内的“华文热”“汉语热”必将持续升温。因此，更快、更好、更有力地发展华文教育及汉语国际传播事业，以满足海外华侨华人以及各国人民对华文教育的迫切需求，就成为华文教育界以及华文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总之，“新时代”发展理念要求华文教育必须置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过程中，置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深入探讨新时代华文教育的新使命、新任务、新目标、新举措，深入探讨新时代华文教育的规律与特征，大力推动新时代华文教育发展。二　“全球化”发展理念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习近平，2017：58）这一重要判断说明，世界全球化发展已经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世界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全球化发展不仅已经成为世界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助推力量，而且为世界带来巨大的全球化红利，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福祉。尤其是伴随着中国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华语言文化国际传播也必然成为全球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化虽然是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但同时也包含了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在政治、文化、科技、军事、安全、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人际交往、国际关系等多方面、多层次、多领域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与制约等。世界发展到今天，尤其是随着经济、信息全球化的发展，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不可能再是一个自给自足、闭关自守的封闭体。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了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克思、恩格斯，1848/1972：254-255）这里“文学”实际的旨意是“文化”，所谓的“世界的文学”亦即“世界的文化”。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提出并使用“世界文化”的概念。世界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既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世界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中国文化本身就是世界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从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今天来看，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日益提高，贡献愈来愈大，这都是全球化发展的必然。其中，华文教育与汉语国际教育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成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主要推动力量，做出了重大贡献。无论从分布于世界各国的20000多所华文学校与教育机构来看，还是从全球1638 所孔子学院与孔子课堂（其中孔子学院525所，孔子课堂1113个）来看（刘延东，2017），学习汉语与中国文化的海外华侨华人以及其他外国朋友数量之多是前所未有的。截至2017年，全球华文学校在校学生已达数百万人，仅华文教师就有数十万之多；分布于各国的孔子学院（含孔子课堂）的学员已达916万人（刘延东，2017）。这充分说明，华文教育和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已经走向世界，获得前所未有的全球化发展，并作出了积极贡献。华文教育是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留根”“铸魂”“搭桥”“圆梦”工程，即：留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之根，铸中华文化、中国精神、中华民族之魂，搭中外人文交流、中外友好、民心相通之桥，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国梦，其意义十分重大。正如刘延东（2017）所说：“习近平主席指出，孔子学院是中外语言文化交流的窗口和桥梁。孔子学院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孔子学院创办十三年特别是近五年来，在中外双方努力下，坚持共建共享，为增进中国与各国人民友谊，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作出了积极贡献。”由此可见，华文教育树立“全球化”发展理念既是世界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全球化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华文教育全球化发展的内在需要。华文教育“全球化”发展理念就是要把华文教育置于中国和世界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下，面向全球推进华文教育大发展，以适应“全球化”对中华语言文化的现实需求，满足各国人民学习中华语言文化的需要，从而推动中外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这就是华文教育全球化的现实意义。华语是全球华人的华语，同时也是世界人民的华语。因为不仅全球华人需要华语，而且全世界都需要华语。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立足于全球有需求者“人人学华语”来思考“大华语”问题，必须从华语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实践角度来研究“大华语”。正因为如此，华文教育应该整合世界各国优势资源与力量，建立“全球华文教育责任共同体”，形成“世界华文教育联盟”，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倡导人人学习、人人参与、人人担当、人人奉献精神，共同推动华文教育全球化发展。这是华文教育“全球化”发展理念的题中应有之义。三　“大华文教育”发展理念华文教育在概念范畴上分为广义的华文教育和狭义的华文教育。广义的华文教育指的是华侨华人社会面向华侨华人子弟、以华语为媒介语的中华语言文化教育以及活动，是对华侨华人学生开展的旨在培养人才的综合性文化素质教育，其语言教学性质既包括华语作为母语或第一语言的教学，又包括华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同时还包括以华语为教学媒介语的各学科如数学、历史、地理、生物、化学、物理、体育、音乐、美术、常识等在内的综合性文化素质教育；狭义的华文教育就是指面向华侨华人学生、以华语语言教学为核心内容的华语文教学，其语言教学性质包括华语作为母语或第一语言的教学，也包括华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这里讲的“大华文教育”，既不是广义的华文教育，更不是狭义的华文教育，而是指基于新时代“大华语”全球化发展背景下的全新的华文教育的概念。“大华语是以普通话／国语为基础的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李宇明，2017）从全球化发展来看，这种“大华语”不仅仅是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而且也是各国人民把华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对象，即华语也是“世界人民的华语”，或曰“世界的华语”。贾益民（2017a）提出：“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大华语’应该包括三个层次：一是‘作为母语的华语’，二是‘作为民族语言的华语’，三是‘作为世界语言的华语’。‘作为母语的华语’要求我们必须不断提高母语水平，建设高质量的华语，以提升自己母语的语言生活质量；‘作为民族语言的华语’要求我们必须在世界华人即全球华夏儿女中传承民族语言文化，不断提高华语的生活水平并以此来影响世界；‘作为世界语言的华语’则要求我们必须承担起世界责任，努力在世界范围内帮助有需要的各国人士学习、使用华语，逐步建立起华语作为世界语言的世界华语生活体系（包括华语教育传播应用体系等）以满足各国人士学习、使用华语的现实需求。”“作为世界语言的华语”“世界公民人人学华语”，这是新时代全球化发展条件下“大华语”“大华文教育”题中应有之要义。由此我们认为，“大华文教育”的基本内涵，其一是指面向全球的既包括各国各地区的华侨华人又包括各国各地区的其他人士在内的、以中华语言文化为核心教学内容、以各种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为基本形式的教育活动，如海外以华语和中华文化为主要教学内容的各种华文学校、孔子学院、孔子课堂以及各种形式的社会补习、培训等活动；其二是指面向海外华侨华人以及其他外国人士以华语作为教学基本媒介语所开展的综合文化素质教育和各种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人才培养活动，比如以华语作为基本教学语言所开展的中、小、幼教育以及大学教育（含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等；其三是指全球范围内面向社会开展的各种形式各种类型的中华文化活动，如“中国文化周”“中国文化月”、中华艺术展演、中华体育与武术、中国节庆、中华文化讲座、中华文化知识大赛、“汉语桥”大赛等；其四是指面向全球的中华文化国际交流与传播，如中华广播影视、华文媒体、中华图书出版、中国文献译介、中外人文交流活动等。由此可见，“大华文教育”其对象不仅面向华侨华人，而且面向非华侨华人，即面向世界人民；其内容不仅包括语言，而且包括文化，注重以语言为基础，以文化为主导，实现语言文化并重；其形式不仅包括学校教育，也包括各种形式的社会教育以及社会文化活动；其类型不仅包括各种形式的教育活动，而且包括各种形式的人文交流与国际传播等。所以，由全球“大华语”进而发展到全球“大华文教育”，这是全球化时代发展对华文教育提出的新要求，是世界华文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牢固树立“大华文教育” 发展理念，以此引领、推动世界华文教育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四　“融入主流”发展理念贾益民（2017b）认为，华文教育“如何进入主流社会，如何和主流教育体系相融合，甚至直接进入主流教育体系，或者得到主流教育体系的认可。这是目前华文教育面临的非常大的课题”“在中国日益走向世界的今天，我们应该更加重视推动这种融合”。华文教育要顺应新时代全球化发展的大势，使华语逐渐成为“全球华语”“世界语言”，就必须使华文教育尽快融入各国发展的主流。所以，“融入主流”是世界华文教育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理念。其一，华文教育要融入世界多元文化发展主流。习近平（2017：59）指出，世界正处于“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时期，“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这充分说明，一方面中华文化应该走向世界，为世界文明多样化发展、各国文明交流与互鉴、共存共荣做出积极贡献；另一方面在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必须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努力消除文明隔阂与冲突，同时要防止文明优越倾向。这是华文教育“融入主流”发展必须注意的。华文教育要融入世界多元文化发展主流，就是要自觉尊重所在国文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自觉吸收所在国文明的营养，努力把中华文明与所在国文明有机结合起来，推动所在国人民对中华文明的认知，促使中华文明成为所在国文明多样性发展的组成部分，创造中华文明与所在国文明共存共生共荣的文明和谐局面。其二，华文教育要融入所在国教育主流。这是华文教育“融入主流”发展的核心、关键问题。通常人们所讲的华文教育“融入主流”指的就是华文教育要融入所在国教育主流。面向主流社会的孔子学院进入所在国大学教育体系，尽管较少学历教育，甚至在极个别国家的极个别大学遭到不公正对待，但毕竟为汉语教学进入所在国大学教学体系迈出了一大步，有了良好开端。面向华侨华人社会的华文教育，从全日制中小学到周末制或课后制华文学校，也已经越来越多地进入所在国政府主流教育体系而被承认，或给予学区学分认可。更可喜的是，很多国家的大学已经开设汉语或中国文化的学分课程，有的还专门增设汉语系或中国学系；很多国家在中小学开设汉语必修课程或选修课程，而且选修的人数逐年增加；有的国家已经把汉语作为升学考试科目，而且选考的人数在逐年增加。这些都昭示着华文教育“融入主流”发展的良好态势。但是，“融入主流”仍然存在很多困难和问题，甚至在有些国家和地区依然对华文教育持有偏见，存有戒心，因而在政策上仍然有诸多限制；有的国家政府甚至仍然把语言教学意识形态化，把中国支持和帮助其所在国人民学习汉语看作是中国的对外“文化扩张”与“文化侵略”。这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华文教育“融入主流”发展除了政策问题外，更大困难在于华文师资的严重匮乏，以及教学、教材、教法等与本土化现实要求差距甚大。所以，华文教育“融入主流”发展势在必行，但仍然举步维艰，任重道远。越是这样，我们就应该越要强化华文教育“融入主流”发展理念，进一步分析“融入主流”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找到解决办法，推动华文教育进一步融入所在国教育主流，得到所在国政府和社会的支持与帮助，并将发展华文教育变为所在国政府和社会的自觉行动与追求。其三，华文教育要融入所在国经济社会发展主流。服务于所在国经济社会发展，是海外华文教育“融入主流”发展的重要内容。任何一个国家政府和主流社会，支持一种外来语言文化教育事业在本国的落地生根、普及发展，很重要的目的就是看这种语言文化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地服务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其中包括有利于保持本国语言文化安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就业扩大、对外交流、人口素质提升等等。因此，华文教育应该通过自身的发展和努力，发挥华侨华人社会及其华文教育促进中外人文交流、经贸往来、金融投资、产业融合、科教合作等桥梁作用和人脉资源优势，有效地消除所在国政府及其主流社会的误解及戒备心理，自觉尊重所在国语言文化传统，增强其语言文化安全感，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就业与经济发展，推动对外交流（尤其是与中国的交流）和人口素质的提升，为所在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这是华文教育“融入主流”发展尤其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和条件。其四，华文教育要融入所在国华侨华人社会发展主流。海外华文教育本身就是华侨华人社会发展的一项共同事业，需要华侨华人社会各团体、各界别、各行业、各领域、各企业及其所有华侨华人的共同参与、支持和帮助。一是华侨华人社会要把华文教育看作是华侨华人社会发展的头等大事，齐心协力，做好规划，加大投入，支持华文学校扩大办学规模，加强华文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育教学水平，扩大华文教育影响力；二是华文教育应当努力适应华侨华人社会发展的需要，发挥华文教育培养高素质人才的优势，努力为华侨华人社会培养各种类型各种层次的优秀就业创业人才，以促进华侨华人经济社会和文化事业发展；三是华文教育界应积极主动地置身华侨华人社会主流之中，自觉听取、吸纳、接受华侨华人社会关于华文教育的意见和建议，积极争取华侨华人社会的支持与帮助，不断改善办学条件，努力办华侨华人社会满意的华文教育，不断满足华侨华人对华文教育的需求与期待。总之，华文教育“融入主流”发展是新时代华文教育全球化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华文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是极其重要的。五　“多元驱动”发展理念新时代世界华文教育发展已经进入“多元驱动机遇期”（贾益民，2017b），尤其是以下五个方面的驱动力量显得特别重要。第一，政治驱动。这是指中国和平崛起、世界和平发展的驱动。一方面，中国国际政治地位与影响力日益提升，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越来越强，全球事务的参与度和话语权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世界和平发展的力量日益增强。正如习近平（2017：58）所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中国“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为我国发展营造了良好外部条件。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举办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洲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亚信峰会。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提高，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重大贡献”（习近平，2017：7）。这种世界政治局面必将为新时代华文教育发展注入强大驱动力量：一是世界各国与中国友好关系日益发展，二是各国对华文教育的需求愈来愈大，三是各国政府和社会各界越来越支持华文教育。这种“政治驱动”作用伴随中国“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过程将日益凸显。第二，经济驱动。这是指中国经济发展的驱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显著贡献。世界各大机构近期纷纷上调对中国经济的增长预期，高度评价中国对全球经济做出的贡献。联合国在纽约总部发布《2018 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指出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达到3％，是2011年以来的最快增长，其中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约占1/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表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到2019年将从2017年的11.9万亿美元增至14.2 万亿美元，超过同年欧元区共计14万亿美元的 GDP，中国经济对未来世界经济的贡献还将持续增加（李春霞、周明阳，2017）。未来十五年，中国市场将进一步扩大，“预计将进口24万亿美元商品，吸收2万亿美元境外直接投资，对外投资总额将达到2万亿美元”（王义桅，2017）。由此可见，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必将为新时代华文教育发展提供强大的经济驱动力：一是扩大了世界各国对华文教育的需求，促使学习华语与中华文化者会日益剧增，华教市场会越来越大；二是为华文教育大发展提供了经济支持和保障，不仅中国政府和社会将进一步加大投入，而且各国政府和社会也必将加大对华文教育的投入，海外华侨华人社会也会一如既往地支持华文教育办学。第三，文化驱动。这是指中华文化及其国际传播的驱动。华文教育是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形式和平台。华文教育既要服务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又要加大自身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力度。同时，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对华文教育也产生着积极而重大的影响，成为促进华文教育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从历史上看，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最早大都是伴随华文教育而产生、发展起来的，华文教育对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推动作用。比如宋代的李竹隐，1276年即赴日本讲学，传播中华文化；明代的朱舜水先后七次东渡扶桑，在日本教授儒学达20余年，对中华传统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做出了积极贡献（贾益民，2012：22）。当前，中华文化及其国际传播已经响彻世界五洲之滨及广袤大地，中华文化对世界各国的影响力、感召力、吸引力日益增强。正因如此，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内容和形式日益丰富，各类型的华文媒体层出不穷。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一方面为华文教育提供了更广阔舞台，华文教育可以借助于中华文化传播媒体（包括传统媒体、新媒体或融媒体等）更好地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另一方面对华文教育培养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人才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而且随着世界范围内想要了解、认识、感知、体验、习得中华文化的各界各层次人士越来越多，“中国文化热”会日益增温，这就为以传承传播中华语言文化为己任的华文教育开拓了更广阔的天地。第四，区域驱动。这是指“一带一路”倡议的区域驱动。“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代中国深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承担大国担当，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顺应世界时代潮流和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使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与中国的经济贸易往来、产业合作、人文交流等更加频繁，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在与中国合作发展方面具有更大的区域优势。“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大幅度增加。2016年数据显示，中国进出口银行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贷款余额已超过6000亿元人民币，涉及的项目超过1000个；国家开发银行为沿线国家提供的融资项目超过400个，贷款余额1000多亿美元；截至2016 年末，已有9 家中资银行在26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62家一级机构；截至2016年底，中国企业已在沿线20 多个国家建设56个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超过185亿美元，为东道国创造了近11亿美元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2017年1～10月，中企对沿线国家新增投资111.8亿美元，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1020.7亿美元（钱菁旎，2017）。这些充分说明，“一带一路”建设已经成为中外区域合作的重要平台，成为带动、推动沿线国家经济建设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也必将极大地推动沿线国家的人文交流，为沿线国家华文教育发展创造了无限机遇。华文教育本身就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文合作交流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紧抓这一机遇，借助“一带一路”区域合作发展的驱动力量，必然会推动华文教育获得更大发展，并助推“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实施。第五，内生驱动。这是指华侨华人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内生驱动。“这种内生驱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生存’的概念，而是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下华侨华人社会自身发展带来的关于语言、文化、教育的内在需求。”（贾益民，2017b）随着中国的日益强盛，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给海外华侨华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无限机遇，同时，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对中华语言文化和华文教育的需求亦随之迫切、多样。华文教育必须把华侨华人社会的需求作为奋斗目标，致力于办华侨华人满意的华文教育，一方面服务于华侨华人在住在国的长期生存与发展，另一方面要借助于华侨华人社会的资源优势及其生存、发展的内生动力，推进华文教育自身发展。总之，在新时代下，“多元驱动”给华文教育发展带来了多元机遇，我们要善于整合、利用“多元驱动”资源与力量，助推华文教育和汉语国际教育事业的新发展。六　“民间力量”发展理念所谓“民间力量”即非政府组织机构，包括各类民办教育机构、社会团体、工商企业、文化产业、法定个人以及其他各种非政府组织等。目前，除了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由中国政府通过孔子学院总部进行组织管理之外，海外从事华文教育的学校基本都是由华侨华人“民间力量”在办学并进行自我管理。这是世界华文教育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非常值得关注和重视，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给予一定的支持和帮助。但是，在国内从事华文教育和汉语国际教育的“民间力量”则非常薄弱，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极不相称，即便有极少数民间办学机构，但大都规模偏小，影响力不大，远远不能适应快速发展的华文教育以及汉语国际教育的需求。所以，支持“民间力量”开展华文教育和汉语国际教育势在必行。习近平（2017：46）指出：“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教育。”笔者认为，在华文教育和汉语国际教育领域也应该积极支持和规范社会“民间力量”自主参与、开展华文教育及汉语国际教育的办学。“华文教育发展与汉语国际传播都需要社会各方的协同与协作。而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发挥华文教育、汉语国际传播的民间力量的作用显得非常重要。除了政府的推动之外，民间力量应该自发地组织、协调起来，以民间力量来推动华文教育的发展。”（贾益民，2017b）因此，树立华文教育“民间力量”发展理念非常必要。首先，从政府层面来说，一是在思想认识上要把“民间力量”看作“国家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给予充分信任，公平对待；二是在政策上要出台具体措施给予支持和规范，如“民间力量”办学享受政府公办教育的同等待遇，制定专门办学标准，定期评估考核等，通过有效的指导和管理，使“民间力量”自觉成为基于政府指导下的民间办学机构；三是为“民间力量”办学提供服务和帮助，尤其是要发挥政府资源优势和桥梁作用，支持和帮助有条件的民间办学机构走出国门举办华文教育或汉语国际教育。当前，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国际政治形势复杂多变。在这种情况下，发挥“民间力量”作用，帮助他们“走出去”开办汉语国际教育，政府给予必要的支持，这比政府直接走到前台要安全得多，也会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其次，从“民间力量”来说，一是要把华文教育看作国家和民族的一项伟大事业，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上，从中国语言文化走向世界的高度认识开展华文教育和汉语国际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敢于担当，勇于奉献；二是要自觉接受政府领导与指导，严格依法依规办学，保证办学投入和办学质量。在海外办学还要严格遵守所在国的法律法规，尊重所在国的文化习俗等；三是在海外办学要处理好与孔子学院（孔子课堂）以及华侨华人举办的华文学校的关系，形成资源互补、优势共享、良性互动、和谐相处、共生共荣的华文教育新局面。七　“转型升级”发展理念 “转型升级”是新时代华文教育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新时代给华文教育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使华文教育的“转型升级”成为可能与必然。“中国经济、世界经济发展都面临转型升级的问题。在这种形势下，海外华文教育也迎来了转型升级的大好时机。”（贾益民，2016）裘援平2014年就提出：“华侨华人对华文教育的期望越来越高，现有教育教学水平难以满足要求，华文学校转型升级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进一步凸显。”针对海外华文教育发展变化的新情况，裘援平表示，“要推进标准化、专业化、正规化建设，支持海外华文学校转型升级发展”（黄小希，2014）。裘援平（2015）又指出：“我们正着力打造‘施教体系、教材体系、培训体系、帮扶体系、支撑体系、体验体系’，引导海外华文学校转型升级，推动华文教育向‘标准化、正规化、专业化’方向发展。”裘援平2016年在访问老挝寮都公学时又说：“自2015年起，国侨办先后研究制定了相对规范的华文教育办学标准、华文教师从业水平测试标准和华裔青少年华文水平测试标准，并组织研发了华文教育教学大纲、华文教材编写大纲等，推动海外华文教育向转型升级迈进。”（齐彬、蒋涛，2016）2017年许又声在第四届世界华文教育大会上指出：“本届大会是在中共十九大胜利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一带一路’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华文教育‘三化’（标准化、正规化、专业化）建设全面推进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盛会，对于推动华文教育事业加快转型升级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华文教育要在‘三化’进程中全面转型升级”“当前华文教育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推进华文教育‘三化’建设，推动华文学校转型升级发展，是破解各类问题的有效方案。”（马秀秀，2017）可见，以推动“三化”（标准化、正规化、专业化）和“六大体系”（施教体系、教材体系、培训体系、帮扶体系、支撑体系、体验体系）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华文教育“转型升级”，已经成为近几年国家开展华文教育的重要任务。新时代华文教育的“转型升级”，根本目的在于由传统的华文教育观念、体系、模式向新时代华文教育发展、变革，由过去的规模化发展向内涵建设、提升质量、增强效益转型。笔者认为，在推动以内涵发展、质量提升为核心内容的“三化”和“六大体系”建设的基础上，应该重视以下八个方面的“转型升级”：一是由民间教育向主流教育转型，争取进入主流教育体系，或得到主流教育体系的认可；二是由非学历语言补习、培训向学历教育转型，争取业余教育向全日制学历教育发展，尤其是推动政府学校（包括中小幼和大学）开设华文学历教育课程；三是由单语教育向双语或三语教育转型，在有条件的地方开办国际双语（三语）学校；四是由单一的语言文化教育向语言文化教育与职业（专业）教育结合转型，以满足海外社会对华语专业人才的需求；五是由师资短期培训向专业学历师范教育转型，以满足各国主流教育体系对华文师资专业学历的要求；六是由单一的学校语言文化课堂教学向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相结合转型，以发挥华文教育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中的重要作用；七是由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向现代智慧教学模式转型，充分利用互联网环境下的现代云教育技术，增强华文教学的趣味性、吸引力和感召力；八是由中国式教育向本土化教育转型，包括教师、教材、教学、管理的本土化等。当然，关键还在于由传统的华文教育观念向新时代华文教育观念转型，树立“转型升级”的自觉意识并付诸实践。八　“华文教育＋”发展理念随着“大华文教育”的发展以及华文教育的“转型升级”，华文教育今后绝不再是单一的、传统意义上的华文教育，而是在“华文教育＋”发展理念引领下呈现多元发展态势。华文教育多元发展是新时代对华文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华文教育＋”至少要重视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华文教育＋中华文化传播。华文教育是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平台和形式。华文教育的根本目的就在于面向海外华侨华人及其他外国朋友传播中华语言文化。对华侨华人开展华文教育，就是为了让华侨华人继承、传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保持中华民族之根，铸就中华文化之魂，同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这也正是华侨华人社会积极开展华文教育的内生动力，是海外华侨华人社会中华语言文化生生不息、延绵不断、创新发展的不竭源泉；对其他外国朋友开展华文教育，就是为了让他们认识、了解、感知、体验中华语言文化，增进对中国以及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及各方面的友好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民幸福生活做出贡献。所以，华文教育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必须承担起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树立文化传播意识，使华文教育与文化传播紧密结合，以促进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多元文化的交流融合，互学互鉴，共存共荣，避免为语言而语言，为教学而教学，为办学而办学。其二，华文教育＋职业（专业）教育。一方面，海外华文学习者无论是华侨华人还是其他外国朋友，学习华文的主要大都是为了职业发展的需要，尤其是成年学生；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强盛尤其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加快推进，中国为世界各国提供了搭乘中国经济快车的重大机遇，世界各国也因此需要大量会使用华语的专业人才和技术人员，“而且需求量非常大，经贸的、金融的、旅游的、科技的、工程的、医学的、管理的、文化的、教育的，乃至军事的、国防的等等。这必将会扩大华文教学的领域，扩大汉语教学的范围，促使华文教育由过去单一的汉语教学、汉语补习向汉语专业学历人才培养以及汉语和专业学习培养相结合转变”（贾益民，2016）。所以，华文教育职业化发展、专业化发展势在必行。其三，华文教育＋通识教育。通识教育是世界教育发展的主流，华文教育也不例外。从历史上看，华文教育一直都是与通识教育密切相关，重在学生文化素质培养，尤其是重视道德教育，以优秀的中华文化道德传统教育人、熏陶人。可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的海外华文教育，由于地缘政治原因以及办学条件限制，除了少数国家华侨华人社会保持了传统的华文教育体系、模式（全日制教育），继续坚持华语母语教学和华文通识教育之外，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华文教育已经沦为纯粹的“二语”教学，课堂仅仅教授语言的听说读写。后来新办的华文学校或称为中文学校，绝大多数是周末制学校，仅在周六或周日上两个课时的汉语课，尽管这些学校尽了很大努力，试图把其他素质教育内容融合在一起，但终因学时等条件有限而无法实现。所以，恢复华文学校教育传统，结合新时代华文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在语言教学的同时引入通识教育，使华文教育通识化，以适应新时代对华文人才综合素质的要求，这是华文教育必须树立的发展理念。所谓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指的是非专业、非职业教育，目的是在现代多元化的社会中，为受教育者提供能够通行于社会的丰富的人文与自然科学知识和科学、正确的价值观，旨在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使学生在道德、情感、思维、理性、知识、能力、价值观等方面全面发展。正因为这样，通识教育又称为“全人教育”。海外华文教育的主要对象是青少年学生，他们正是处在价值观和知识养成的关键阶段，所以“华文教育＋通识教育”是他们自身成长的内在需求，这也是华文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目的所在。其四，华文教育＋信息技术。现代信息科技发展为华文教育拓展了更为广阔的天地，“互联网＋”、云技术、大数据、智慧技术、人工智能等在华文教育中的应用已是大势所趋，这既为华文教育带来重大发展机遇，也为华文教育带来严峻挑战。华文教育如果无视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仍然抱残守缺，必将被时代所淘汰。相反，如果勇于迎接挑战，积极推动现代信息技术在华文教育中的应用，比如运用“云技术”开展智慧教学、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人机对话、利用互联网开展远程教育（如慕课课程）、利用“大数据”分析教与学的质量并适时进行教与学的评估等等，通过教育教学信息技术革新，不断促进华文教育信息化的普及与应用水平的提高，必将迎来华文教育发展新的春天。其五，华文教育＋产业化。这是指华文教育的产教融合。前文已经提出华文教育发展的“民间力量”，而“民间力量”发挥作用就必须走华文教育产教融合的道路，否则就会中途夭折。下面将就“产教融合”进行专门讨论，在此不赘。总之，“华文教育＋”加什么、怎么加，完全视华文教育发展需求而定，但必须符合华文教育培养中华语言文化人才、立德树人的根本目的。九　“产教融合”发展理念华文教育“产教融合”发展理念是基于世界范围内社会产业、市场对中华语言文化人才需求而提出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提出“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国务院办公厅，2017），文中对我国教育形势的分析判断以及对产教融合的指导意见，同样适用于华文教育和汉语国际教育。其一，华文教育和汉语国际教育要面向各国不同区域产业、市场发展需求，加快人才培养结构调整，把中华语言文化人才培养和产业、市场所急需的各类型各层次专业人才培养紧密结合起来。其二，华文教育和汉语国际教育要“引企入教”，构建“校企合作、协同育人”新体制、新模式，充分调动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发挥市场、产业对教育资源及社会资源的拓展、配置作用。其三，强化政策引导，鼓励、支持企业以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依法参与或自主举办多形式、多类型、多层次的华文教育和汉语国际教育，推动“民间力量”国内外办学，拓宽华文教育与汉语国际教育的渠道。其四，产教融合必须要遵循教育规律与市场规律相结合的原则，既要尊重教育规律，又要尊重市场规律。目前，国内外华文教育及汉语国际教育的市场需求越来越大，华文教育办学一方面必须根据产业需求积极培育、拓展教育市场，尤其要重视发挥办学企业主体作用；另一方面又要按教育规律规范办学，建立完善的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包括“华文教育教学标准体系建设、海外华文教育评估体系建设、华文水平测试体系建设、华文教师专业发展体系建设、华文教育教学资源体系建设以及华文教育学科理论体系建设”（贾益民，2015）等，不断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十　“华教安全”发展理念华文教育和汉语国际教育的主阵地在国外，自然就有“安全”问题。我们必须充分认识，“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习近平，2017：58）。在这样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华文教育和汉语国际教育基于所在国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以及国际关系等矛盾的激化可能引发各种安全问题，如民族语言安全、文化传播安全、教育政策安全、外派人员安全、华侨华人社会安全、国家政治安全等。因此，华文教育和汉语国际教育必须坚持“华教安全”发展理念，“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习近平，2017：24）。其一，重视和维护国家、民族的“语言安全”。“语言从来就是政治、文化斗争的有效工具，是获取民族和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保持和发展国家－民族共同文化的重要内容。”（潘一禾，2005）在华文教育和汉语国际教育过程中，国家、民族的“语言安全”问题就显得特别重要。一是要维护民族语言的尊严和权力，防止华语遭受歧视、攻击、侮蔑、打压和不公正对待；二是要保持华语作为民族语言的纯洁性，防止所在国语言及其他外来语的侵害；三是要保护国家语言信息安全，防止重要语言信息外泄。其二，重视和维护“文化传播安全”。华文教育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中外文化冲突，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引发文化安全事件，尤其是华文传媒在文化传播和开展华文教育过程中要格外谨慎。一要尊重所在国不同民族文化，避免文化冲突引发其他族群与华族之间的矛盾；二要防止所在国民族文化对中华文化造成危害和侵蚀，自觉保护中华文化的纯洁性、正当性；三要积极促进中华文化与所在国民族文化的互学互鉴、交流融合，做到相互尊重，共存共荣。其三，增强“教育政策安全”意识。不同国家往往根据本国国情制定本国的语文教育政策，尤其是外来语文教育政策，其中有的开放，有的保守，有的有所限制，有的甚至禁止。所以，华文教育和汉语国际教育必须根据不同国家的国情及外来语文教育政策而采取不同策略与办法，避免政策性冲突导致的教育安全事件。其四，做好“外派人员安全”工作。首先要加强对外派人员的安全教育，使其树立安全意识，明确安全责任，自觉维护“教育安全”；其次要建立外派人员安全管理体系和安全目标责任制，建立外派人员安全预警及救助机制，及时防范和应对安全应急事件。其五，维护华侨华人社会安全。华文教育及汉语国际教育的安全问题是关系到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安全的头等大事，关系到华侨华人在所在国的长期生存与发展，每一个华文教育工作者都务必要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落实在行动上。其六，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国家政治安全为根本。涉外教育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华文教育安全问题事关国家政治安全，华文教育工作者必须树立国家政治安全意识，坚决反对一切危害国家政治安全、侮蔑祖国和人民、背叛和分裂祖国的行径。总之，在思想上必须牢固树立“华教安全”“汉教安全”发展理念，提高教育安全警惕性；在行动上要建立海外华教安全与汉教安全预警机制、防范机制和应对机制，统筹国内国外，完善教育安全制度体系，加强教育安全能力建设，打造华文教育及汉语国际教育高地，维护华侨华人社会合法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正如王建勤（2015）所说，“国家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快国家语言战略，特别是国家对外语言战略研究的步伐，加强国家语言文化安全对策研究，维护国家安全，防患于未然”，“以保证国家的语言文字的主导地位不受侵害，保证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安全不受外来文化的侵蚀和渗透”。以上所述“十大理念”，是笔者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就华文教育及汉语国际教育未来发展理念问题所做的初步探讨。因时间和水平有限，上述看法还只是初步的，旨在听取大家的意见，期望有更多专家学者一起来研究、讨论新时代华文教育发展理念问题，以推动新时代华文教育和汉语国际教育事业的大发展。参考文献国务院办公厅（2017）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7〕9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www.gov.cn）12月19日。黄小希（2014）国侨办主任：推进海外华文学校标准化专业化正规化建设，新华网北京3月20日。贾益民（2012）《华文教育概论》，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贾益民（2015）海外华文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世界华文教学》第一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贾益民（2016）“一带一路”建设与华文教育新发展，《世界华文教学》第二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贾益民（2017a）“大华语”的三个层次和“大华语战略”，《语言战略研究》第４期。贾益民（2017b）世界华文教育发展新形势与多元驱动，《世界华文教学》第三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李春霞、周明阳（2017）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经济日报》12月20日。李宇明（2017）大华语：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语言文字应用》第１期。刘延东（2017）刘延东在第十二届全球孔子学院大会上指出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人民日报》12月13日第4版。马克思、恩格斯（1848）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马秀秀（2017）许又声：第四届世界华文教育大会达成三点重要共识，中新社北京12月20日电，中国新闻网12月20日。潘一禾（2005）当前国家体系中的文化安全问题，《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2期。齐彬、蒋涛（2016）裘援平：整合各方资源推进海外华教“三化”建设，中新社万象9 月9日电，中国新闻网9月9日。钱菁旎（2017）“一带一路”投融资发展机遇无限，《经济日报》12月11日第12版。裘援平（2016）振兴华文教育事业，助力中华民族复兴——《世界华文教育年鉴》序言，《世界华文教育年鉴（2015）》（贾益民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王建勤（2015）美国国家语言战略与我国语言文化安全对策，中国网·丝路中国（sl.china. com.cn）8月3日。王义桅（2017）中国进入新时代将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丝路瞭望》第12期。习近平（2017）《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原文刊于《世界汉语教学》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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