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共同体内在的公共精神出发，对当前校局合作育人困境进行了深层次原因分析，并在共同体理念的引领下，倡导政府更好地发挥主导作用，公安院校和公安机关更好地发扬主体精神，跳出利益、效率等因素的制约，积极合建合作框架、共享彼此育人资源，共同构建校局合作育人共同体，从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开发、师资培养、实践教学改革及共同体文化建设等维度初步构建校局合作培养公安实战型人才的路径。

王勇鹏，湖南警察学院教授、博士，教务处副处长，主要从事心理学专业教学与高教管理，先后讲授“犯罪心理学”“犯罪学”“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管理心理学”等课程；主持并完成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1项、省级课题5项，其他课题多项，先后撰写并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出版专著1部，主编、参编教材2部

章 绪论
节 选题背景
一、公安实战型人才的培养：社会发展对公安工作日渐提出的新要求
二、实战能力不足：我国公安院校人才培养存在的突出问题
三、“共同体”与合作间的密切关系：来自“共同体”理论的启迪
四、越具有“共同体”特性的校企合作越走得更好：国外校企合作育人经验的借鉴
第二节 基本概念与研究现状
一、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二、研究现状
第三节 研究目的与基本框架
一、研究目的
二、基本框架

第二章 共同体：校局合作培养公安实战型人才的基本理念
节 共同体概述
一、共同体之内涵及其衍变
二、共同体的基本特征
三、共同体精神
第二节 共同体理念对校局合作培养公安实战型人才的启示
一、当前校局合作培养公安实战型人才的现状与困境
二、常见原因分析
三、共同体理念对当前校局合作育人困境的启示
第三节 共同体理念是校局合作培养公安实战型人才的合理选择
一、公安实战型人才培养需要校局合作育人共同体的构建
二、建立校局合作育人共同体具有现实可行性
三、共同体理念校局合作培养公安实战型人才的未来

第三章 共同体的建立：校局合作培养公安实战型人才的基础
节 生成路径的选择：培育主导
一、共同体之生成路径简介
二、对共同体生成的影响
三、我国共同体生成路径中的依赖
四、校局合作育人共同体生成路径的选择：培育主导
第二节 共同体建立的要件：目标、组织和机制
一、共同目标的确定
二、合作组织的建立
三、运行机制的建设：共同体的保障体系

第四章 共同体的实践：校局合作培养公安实战型人才的路径
节 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
一、基本依据：公安应用型高校教育的主要特征
二、基本指导思想
三、共同制订公安实战型人才培养方案的基本原则
四、共同制订公安实战型人才培养方案的几个关键点
第二节 共同开发课程
一、课程：人才培养质量的核心保障
二、校局合作开发课程的基本理念：学术并举，以术为先
三、校局合作开发课程的常见路径
第三节 共同培养师资队伍
一、公安高校教师现状
二、公安实战型人才培养对师资队伍的要求
三、校局合作培养师资的重点
四、校局合作培养师资的常见方法与路径
第四节 共同加强实践教学改革
一、公安实战型人才的培养亟待校局合作着力加强实践教学
二、校局合作加强实践教学改革的常见路径与方法
三、注意事项
第五节 共同建设共同体文化
一、共同推进公共精神文化建设
二、共同加强校局合作育人制度文化建设
三、共同开展其他形式的合作文化建设

《校局合作培养公安实战型人才之研究：共同体与合作》：
　　（一）积极性作用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主要是认为共同体本身具有不自足性，需要介入以更好地促进它的形成与发展。就好像资源依赖理论所强调的那样：没有任何组织是自给自足的，组织要生存就必须从外界获得资源，共同体的生成当然也不例外。具体来讲，对作用持积极态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对于国家起源的认识。如在霍布斯看来，国家建立之前的自然状态是一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在这其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好比狼与狼的关系；出于对死亡的恐惧、对舒适生活的向往和人们本能的理性，人们将权力性地让渡给了一个垄断的实体——，从而摆脱自然状态。
　　同样，黑格尔也强调国家对社会领域的积极作用。在他看来公民社会领域中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不存在必然的一致性和和谐性，相反由于个体的特殊性和多元性，在公民社会内部会出现冲突，从而导致自我削弱的趋势。因而，需要一个代表更普遍利益、更高精神、理由的国家来对公民社会进行安排，否则公民社会就无法实现其“文明性”。
　　萨拉蒙则提出了“志愿失灵”的概念，它是指个人或集体自愿的非组织在其志愿活动运作过程中出现种种问题，使得志愿活动无法正常进行的现象：也即认为社会组织需要的帮助以实现其更好地发展。在他看来，社会组织存在以下五个方面的固有缺陷：是慈善不足，即社会组织开展活动所需的资金与所能筹集到的资源之间有巨大的缺口：第二是慈善活动的特殊性，即慈善活动通常是服务于社会中的特殊群体，如残疾人、外来移民等：第三是慈善的家长式作风，即掌握资源的人对如何使用资源具有较大的发言权；第四是慈善的业余性，即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不强；第五是社会组织可能被环境同化，组织的官僚化倾向和组织目标的转移也在所难免，而上述缺陷正好是的优势所在。可以通过立法弥补慈善不足的问题；可以利用民主的政治程序和通过赋予公众权利来决定慈善资金的流向和服务种类的选择，平衡组织之间资源的供给和减少组织内部的家长式作风。①
　　近年来，不少学者在制度分析的视角下，认为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取决于其制度环境，也即社会组织的规模和活力受组织所处的政治、法律等制度环境的影响，同时社会组织所代表的个人的选择也受其所在的制度环境的影响。是主要也是重要的制度供给者，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的培育对于共同体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具体而言，软弱低效的、缺乏公共资金或适当的税收激励、公共领导力低下会严重阻碍共同体的发展：压制或不当的控制策略不仅影响共同体的发展，更直接影响公民作为会员或志愿者组织或参与社会组织的意愿。
　　一些实证研究也证明了的介入不仅会提高社会组织的数量，而且会增强公民的公共精神，从而对共同体的形成产生积极作用。如美国社会组织的数量会增加而不是减少。此外，美国强制青少年参与社区社会组织的社区服务，这一政策的实施显著地提高了美国的公共参与度和公民的责任意识。在巴西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当大力倡导公共参与时，当地居民的公共意识就比较强，并且社会组织的发展也比较迅速。
　　（二）消极性影响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如洛克、潘恩、哈耶克等往往强调社会拥有自身的内在动力和不受外界影响的发展规律与目的，而国家对于社会只具有工具性价值，他们将共同体视为维护公利、抵御权力侵害的重要屏障，认为的介入会影响共同体的自治性，从而阻碍其正常形成和发展。一个越多管理自己的事务，越少由来管理的社会，就是越的社会。此外，的权力是要受到社会的限制和监管的，而福利国家的增长是对自由和民主的侵害，是对自由、民主的大威胁；一旦违背了自己的信用，社会就可以恢复其行为的自由，因为政权的一切和平的起源都是基于人民的同意的。①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没有任何组织是自给自足的，组织要生存就必须从外界获得资源，并在与外界进行资源交换的过程中，组织对环境产生了依赖。因此，很多学者担心，介入社会领域会使社会组织产生对的依赖，进而影响其自治性。如机构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模式会吸引社会组织去模仿和选择，的官僚化倾向可能会被带入社会组织中，从而使组织对资源需求及组织目标等方面产生程度的依赖，甚至蜕变成的一个部分。如果介入使成为组织关键性资源的或者重要提供者，那么长此以往，组织会钝化从其他渠道获取资源的能力，而对产生高度依赖，不利于组织的自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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