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街拾墨_庹震著_9787802256804_厦门外图集团有限公司

《史街背影》、《史街余韵》出版之后，这两年，又陆续于读史中写了点零星的札记，作为一个个“片断”，归拢起来，想到了“史街拾墨”四个字作为书名。《史街拾墨》分文苑微语、《论语》读悟点滴两辑；《史街拾墨》主要内容包括：笔心；言外；远益；史识；取舍；青山；警言；悟渡；功底；大账；文路；文品；得人；祸害；画境等。

史街上的回声，在许多时候，不是当时人所能准确而清晰听得到的。离得太近，甚至身在其中，反而听不到内力、外力间撞击的鸣响。“熟悉”中的“陌生”，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而一些事物的利弊得失短长，显现起来，也有一个过程。
　　历史长河，静水深流，止而思动。人世间许多人，许多事，许多现象，“见”之“不识”，“见”之“初识”，“见”之“深识”，“见”之“大识”，差异是免不了的。从“不识”，到“初识”，再到“深识”、“大识”，常常是“穷尽一生”而无法完成。人生苦短，愈加求索，愈知“苦短”之滋味。
　　由“认’而“识”，这一过程很漫长，几十年，或几百年、上千年，于是，也就出现了从前投下的“石块”，隔了很多年，或许多代，才落入“水中”，发出“咚咚”的声响。因而，看人论事议物，眼界须广远，心胸须宽阔。
　　对某一时点上的人来讲，无法早生，无法自选所处的时代，只能是在具体的时点和空间的客观条件下，面对现实问题和矛盾，即时即刻做出某些决策。“急症急治”的有，“发病慢治”的有。效果和影响，于当时可见可现可评可议的，会是一部分。而其他的部分，则隐延于后，需挨些时日，才会渐显出来，形成事物运行的完整轨迹。
　　“不忙于下结论”，史学家看历史人物，往往很冷静，很沉得住气，这是史学研究的需要，更是准确、客观、全面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需要。历史人物的言行，“出于一时”，而作用力和影响力“延伸于后”。历史事件的出现，“发于一时”，而作用力和影响力，同样会“延伸于后”。
　　“看准了再说”、“想好了再做”，这是一种理想境界。对历史人物而言，于所处时点上和空间里只能于相对的状态做出选择，不能强求句旬正确，件件得当。一时正确，不见得永远正确；一时得当，不见得长久得当。谋一时之利，言一时之理，易；谋长远之益，言恒久之理，难。站在这个方向看，近忧与远虑，能够兼济而统筹解治，是□为可贵的。
　　从史街上的回声，想到了更多的层面。人类从故往的艰难困苦中来，又将不断经受并战胜新的艰难困苦而翻开新篇新页。风霜雪雨虽难免除，但晴朗温暖的日子，总是大多数。这回声里，有叹息，亦有喝彩；有警醒，亦有激励。倾听史街的回声，益处颇多。史街的回声或于当时可以听见，或是□□而鸣响，不管怎样，人类能够听到所有的回声而获益……或早或晚似乎已不重要了。

笔心司马迁著史，笔到之处，心早已到。而他心到之处，千百年后，读其文者未必能够完全领略和感知。《太史公自序》即是一个例子。
　　司马迁著史，笔到之处，心早已到。而他心到之处，千百年后，读其文者未必能够完全领略和感知。《太史公自序》即是一个例子。由此还想到《史记》的谋篇布局，想到《史记》中的粗细轻重，想到《史记》中的高低长短，想到《史记》中的详略浓淡，想到《史记》中的事件人物……“史迹”中可寻见的史家“心迹”又有多少呢？司马迁在这篇文章中，用相当篇幅讲孔子作《春秋》的用意，即“拨乱世，反之正”。同时还表明《史记》不同于《春秋》，没有“采善贬恶”之意，且大力歌颂了“当世之治”。这种“绕来绕去”的笔法，无非是为了既能躲避政治迫害又要借古讽今，使《史记》成为二面针砭时弊的镜子。司马迁在此文中一口气讲了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人的遭遇与作为，列出了《周易》、《春秋》、《离骚》、《国语》、《兵法》、《吕览》、《说难》、《孤愤》等文，落笔的话是：“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这些过去之人，虽然每个人的遭遇境况不完全一样，但在司马迁看来，不同时代的此类人，有共同之处，那就是能够在逆境中保持气节，忧国忧民，力陈主见，以文示世，表达出自己内心世界对时事的真情实感。读《史记》，不读《太史公自序》不行，汶是此书的入门处。
　　言外文中李商隐未写出自己的议论，也没有对李贺的直接赞语，更未见为李贺鸣不平之声，然而，李商隐在文中贯通着自己的真情实感，悲愤、惋惜、哀痛、怀念，尽在不言中。
　　李贺的诗文，可谓大气磅礴。李贺的人生经历，更是一曲悲歌。
　　杜牧在《李长吉歌诗》的序言中，状长吉之奇甚尽：“云烟绵联，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为其和也；秋之明洁，不足为其格也；凤樯阵马，不足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为其古也；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国眵殿，梗莽邱垄，不足为其怨恨悲愁也；鲸吸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李商隐从杜牧为李贺诗文作序说起，另写了一篇传记精品。李商隐笔下的《李贺小传》是一篇读了让人心灵震撼的妙文。文从“小处”入手，讲的是传闻逸事，以侧烘主，将李贺的创作精神凸现出来。从“人间”写到了“天际”，突出了李贺其人其学之“奇”。二十几个春秋，太短暂了。在这短暂的人生中，诗人的成就，诗人遭受的诋毁，诗人贫寒的家境，交织成一场悲壮的活剧。李商隐在文尾感叹万分，他写道：“呜呼！天苍苍而高也，上果有帝耶？帝果有苑囿、宫室、观阁之玩耶？苟信然，则天之高邈，帝之尊严，亦宜有人物文采愈此世者，何独眷眷于长吉而使其不寿耶？噫，又岂世所谓才而奇者，不独地上少，即天上亦不多耶？长吉生二十七年，位不过奉礼太常，当时人亦多排摈毁斥之，又岂才而奇者，帝独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岂人见会胜帝耶？”李商隐笔下的两则逸事，是真是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逸事在李贺身上，人们完全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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