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的市场_[美] 路易斯·梅南德著，田径译_9787220111792

该书是由哈佛大学英语系教授、普利策奖获得者路易斯·梅南德所著的教育类图书。作者以美国大学改革为主题，一部分记录历史，一部分强调变革的重要性，简明扼要地分析了高等教育改革所面临的困境。

　　前　言
　　知识是最重要的产业。其他任何产业的成功都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之上，但知识不仅仅具有经济价值属性。追求知识、生产知识、传播知识、应用知识以及保护知识，都是人类文明的核心活动。知识是集体记忆，它连接着过去；知识也是集体希望，代表着对未来的企盼。人类极强的适应性恰恰体现在创造知识并应用知识的能力上。这是人类社会属性的体现，也是人们变革的方式——有了知识，我们才能脚踏实地地着眼当下，又不失对未来的憧憬。
　　知识是资本的一种存在形式，通常存在分布不均的问题。拥有更多知识，或更多获取知识途径的人，总比其他人更具优势。这说明知识与权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虽然我们经常强调“知识本身的价值”，但是我们所学的一切知识都让自己对世界有不同的认知，并且往往能让我们拥有更多优势。作为社会集体，美国人普遍坚信，知识的生产应当不受任何限制，每个人都有获取知识的权利。这是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民主设想。我们认为，任何情况下，一旦涉及知识，我们拥有的知识总是越多越好。我们不认为有任何事物是不需要去了解的，或者有些事物只应该让一部分人掌握；正如我们同样不认为某些观点不需要表达，或有些人顽固不化到不具备投票资格。我们认为，只有更多地生产知识、表达观点，让更多人拥有知识，这样才能做出更好的决定。
　　因此，美国社会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投资于特定机构，因为这些机构的宗旨都是生产和传播知识，即科研与教学。我们给这些机构各种特权和保护，因而，一旦怀疑它们并未按照设想的方式发展的话，我们立刻会感到焦虑，甚至是愤怒。人们对大学抱有某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对民主也是如此）。教学是个异常复杂的过程，有时很难衡量教学是否成功，甚至连准确定义这个成功都很难。科研也是充满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很多看似好的理念或科学假设，最终都被证实并没有那么有价值。美国共有四千多所高等教育机构，超过一千八百万学生，以及一百多万教职员工。很显然，我们不能期待所有学生都受到良好教育，也不能期待每个科研项目都值得去做。但是，我们愿意相信，这个庞大而多元化的高等教育体制，身兼多种职能，一定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而运作的，而非与我们作对。我们同样相信，在这个体制内，我们可以做自己想做的教学与科研，并且体制本身并不排斥改革。
　　知识的发展状态与实际教学体系之间总是存在一定差距。知识的变更迭代总是早于现有的教学体系。然而，教育机构往往不愿意首先变革，教授们素来倾向于坚持学科保护主义，这类做法屡见不鲜。1908年，剑桥古典主义学者F·M·康福德（F. M. Cornford）在《学院现形记》（Microcosmographia Academica）一文中，不无讽刺地对年轻学者喊话，告诫他们教师管理的基本原则就是：“永远不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1963年，时任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校长的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从学术界政治斗争中吸取教训，抱怨道：“大学对内部事务的保守程度令人惊讶，要知道大学里的每个人对其他所有事物都是持相当开放态度的。……有老师在南方因为支持民权运动被捕，但是只要涉及学校改革，却明显持双重标准，因为他们只维护先前教职工一致通过的决定，不愿再做任何改变。有些人恐怕并不适合做大学教师。”
　　大学教授们对体制改革非常抗拒。从旁人的角度看，他们非常可笑。但是对于学校管理者和大学校长来说，简直就是头痛，因为他们经常不得不苦心央求教授们接受学校的管理规定。为什么总有这么多来自教授们的阻力？本书随后会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其中主要原因还是，在学术界人们一直以来都认为，大学和普通市场不一样。但是，这些改革的阻力还有个重要的现实原因，那就是任何变革都有可能产生代价。例如，如果强制要求所有学生都修某一门课，那么他们就得少修一门选修课。如果想增加一门学科设置，那就得想办法从别的地方寻求资金。如果财政预算增加，大学一般选择将其用于新的学科领域，同时保持原有其他学科的资金支持不变。但是，2008年经济危机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财政预算也可能减少。
　　本书试图回答其中四个有关美国高等教育的问题：为什么实行通识教育大纲如此之难？为什么很多人文学科发展举步维艰？什么时候“跨学科”成了个时髦词？为什么大学教授普遍持相同的观点？这些问题都是理念问题，从本质上来讲，都是可以通过讨论和协商解决的。问题本身跟钱没有关系。但是奇怪的是，问题并非完全透明，却很少有人拿出来公开讨论，也因此很难达成一致。
　　我的观点是，这些问题都事关体制本身，即高等教育机构长期以来的组织模式，而其中最重要的事实是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已经有超过一百年的历史。美国大学制度始于十九世纪，其组织架构模式自一战后几乎没有太大变化。但是，美国大学在其他方面变化颇为显著，包括师生数量、学术思想、财务模式、技术支持、办学理念、主要利益方以及办学规模等，所有这些改变都极
　　大影响了现代大学的教学。但是整个体制依然沿用了在十九世纪末社会环境影响下形成的大学办学模式。1945年后的一系列大幅度高等教育改革已经让这个体制不堪一击。虽然体制本身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但是要想继续改革当代大学就好像是用打字机上网，或是骑马逛商场——体制与时代已经格格不入。
　　体制问题，尤其是像美国高等教育这种有悠久历史的体制，其最大矛盾在于，人们已经逐渐忽视了体制本身，因为体制早已内化在美国大学的方方面面。它已经成为固定的思维模式，一种“事情就是这样的”的口吻，因此很难深度剖析到底为什么“事情就是这样的”。在学术界，如果遇到棘手问题，通常原因出在某个系统问题上，但是很难发现到底哪儿出了什么问题。在所有学术机构、学术领域里做事的人，都有一套早已习惯成自然的做事方式。一旦要求他们改变做事方式，他们有时会感觉缺乏引导，不知道方向在哪里。就美国高等教育体制而言，有些促成“事情就是这样的”的原因是合理的，有些则完全过时。对学术界人士来说，有些事情上，他们应该大胆尝试不同的做事方式，因为这并不意味着世界末日；但是，有些事情则值得我们努力保持现状不变——即便付出一定代价——因为它们是维持整个体系最重要的因素。要想区分保留哪些，改革哪些，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现状。毕竟，说到底这还是跟知识本身有关。
　　同其他讨论美国高等教育问题的人一样，我们的讨论重点只是整个体系中非常小的一部分，即一般文理学院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美国四千多所高等教育机构中，大部分都不是文理学院，也就是说，他们授出的学位中有一半以上不是一般性文理学科学位。大学毕业生中，22%的学生专业是商科，只有2%的学生专业是历史。我要讨论的高等教育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历史之类的专业上，而非商科专业，我所举的大部分例子都来自精英文理学院。因为，一直以来都是精英阶级掌握各种革新资源，也更有话语权来给整个体系制定标准。但是，对其他很多教育机构来说，我所谈到的问题要么不相关，要么根本不成问题。就学术背景和个人兴趣而言，我始终都是人文学科学者，我将要探讨的部分问题对人文学科师生来说要更紧迫一些，而对其他学科领域来说并不尽然。我谈到的很多问题，尤其是在自然学科领域，它们都不成立（虽然为什么对这些学科是例外，其实也是问题原因之一）。
　　当下，学术界中出现的一部分问题对整个体制并不构成太大威胁（我认为）。例如，我们目前在教学方法上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要改革线型传递知识的传统结构。传统授课形式是，在50分钟一节课结束之时，一条单一的知识链得以升华，学生有所收获。而现在这一代学生早已习惯用碎片化的形式同时接受多条信息链。曾几何时，大学教授要具备多种素质，其中最重要的当属数十年如一日泡在图书馆，浸淫在知识的海洋中，因为这些知识是一般人无法掌握到的。这些一度仅为少数人掌握的知识如今可以轻易在维基百科网页上获取。单纯的信息传递已经不再是高等教育产业的主要附加值所在。对整个教育体制而言，这好像是个挑战。二十一世纪学术界最重要的学术发展当属生命科学（特别是神经生物学、遗传学，以及心理学）与非自然科学领域的学科（如哲学、经济学，以及文学研究）关系日渐紧密。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合作势头正猛，竞争也异常激烈。在这里，体制正在发挥它本该发挥的作用——通过合作，帮助人们迸发出各种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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