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_王超著_9787520348850

　　比较文学变异学自2005年提出以来，已得到哈佛大学David Dammsch，芝加哥大学Haun Saussy，法国索邦大学Bernard Franco等著名学者的深度评介。
　　《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全面梳理国内外研究现状，分两大部分进行创新阐述：一、二、三章从学科外部分析变异学的学术背景、哲学基础和创新路径；第四、五、六章从学科内部分析变异学的理论内涵、外延边界和实践方法。主要创新有：第五章梳理出文学变异的四条规则，是对变异之“度”的有效网应；第六章第一节“流传变异学”分为译奔变异、传播变异和接受变异；第二节“阐释变异学”分为错位阐释变异、对位阐释变异和移位阐释变异；第三节“结构变异学”分为文学结构变异、文论结构变异和文化结构变异，这九个分支构成变异学的实践话语体系。

　　这本学术专著是我所期待看到的一项研究成果。
　　我和王超相识在2004年，他本来是刘文勇教授的硕士，却来听我给2004级博士开设的全部课程，并完成各项学习任务，2006年他硕士提前毕业并获得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顺利成为我2006级比较文学专业的博士。比较文学变异学是我于2005年正式提出的，这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一个话语创新。从1981年发表关于比较文学的学术论文算起，我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工作已近40年。从20世纪80年代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到90年代的失语症研究、异质性研究、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研究，再到21世纪的西方文论中国化研究、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等等。我不断找出学科理论发展存在的一些问题，又不断地提出一些理论对策，这些观点有人赞同，也有人质疑，这都不影响我的探索之路，我所试图做的，是要在文化自信的前提下，推动构建比较文学的中国话语，让世界倾听中国声音。
　　比较文学变异学的提出，正是为了纠正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美国学派平行研究在学科理论建设方面的不足与缺憾。长期以来，在比较文学领域，我们总是“跟着讲”，别人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在西方话语中心的潜在制约下，主动放弃我们自身的话语言说规则。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我致力于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将“单向阐发”变为“双向阐发”，将“以西释中”变为“中西互释”，将“跟着讲”变为“对着讲”，最后“领着讲”。尽管我们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我在参加一些国际学术会议时，还是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研究在国际上认同度并不高！我们轰轰烈烈，别人冷冷清清；我们士气高昂，别人不屑一顾。细而查之，最重要的原因，正如美国学者韦斯坦因所说，东西方文明不是同根的文明，因此他对东西方跨文明比较抱有“迟疑不决”的态度，也就是说：西方学者认为比较文学的可比性必须建立在同源性、类同性基础之上，否则就不可比。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展开东西方异质文明比较就没有合法性基础，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的中西比较研究就是“自娱自乐”“孤芳自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提出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我想证明的是：这是一个差异化、多元化时代，不是西方话语中心的一元论时代，东方文明不仅可以和西方比较，而且正是因为这种异质性，反而更能够实现中西方文学比较可比性和互补性，能够让我们在差异化比较中互证互释、互相进步。所以变异学的核心理论就是：在法美学派研究同源性、类同性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异质性、变异性，将异质性和变异性作为比较文学可比性。这样就可以回应韦斯坦因所提出的那个问题。当然，这个思路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借鉴了许多学者的思想，例如季羡林先生的“资料研究”、乐黛云的“和而不同”、叶维廉的“文学模子”、严绍鋈的“文学变异体”、谢天振的“译介学”等，还借鉴了国外学者思想，如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阐释学思想、弗朗索瓦·于连的“间距”、丹穆若什的“世界文学”等。在2014年出版的英文著作《比较文学变异学》和中文著作《南橘北枳》中，我对有关问题作了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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