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他把理由告诉了我们，但我们没有完全理解他……我们只是预感到，这是最高意义上的使命，不容反对。”在其回忆录中，埃利·霍伊斯克纳普这样谈及阿尔贝特·施韦泽。1904年，施韦泽，这位生活在斯特拉斯堡和巴黎大城市文明中卓有成就的学者和音乐家，做出了献身西部赤道非洲的决定。这是内在的生命呼唤，用斯特凡·茨威格的话来说，这是人类历史的星辰闪耀时。作为“新约·福音”神学的编外讲师、布道者和管风琴家，施韦泽已经出版了两部很受关注的著作：《耶稣生平研究史》和《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通常还要在巴黎巴赫协会的音乐会中演奏管风琴。但与此同时，为了在几年后前往法国殖民地刚果行医，以减轻患病的非洲人的痛苦，他还要在斯特拉斯堡学医。这一打算将中断施韦泽在家乡的生活道路。
斯特拉斯堡大学医学系的主任，在已经30岁的施韦泽向他报到时，比友人埃利·霍伊斯克纳普更冷静地看待这件事。施韦泽后来说：“他很想把我转到精神病科医生那里去。”然而，正是在做出这一决定半个世纪之后，把为人类服务置于继续在学术和艺术领域中自我实现的幸运之上的“丛林博士”——施韦泽，在奥斯陆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施韦泽本人也令人难忘地写道：作为持续不断的努力，他在承受“放弃”的痛苦的同时，是如何在同等程度上体验了作为常新恩赐的“帮助才能”的；而他做出的牺牲，又同样是如何以事先并不知道的方式得到了补偿：在原始丛林的孤独中深造了其管风琴技艺，只有在这种远离世界的前提下，“敬畏生命”的伦理原则才能够被发现。
但是，对于他的崇高行为，施韦泽质朴地否认了其具有任何典范性和典型性，而是把它置于严格的自我检验之下。在他看来，只有极其特殊的情况，例如以异常的、离开常规的行为取代现有常规的行为，才可能是典范性的。因为，施韦泽从未忽视过，善良意志是多么地离不开幸运；只有这样，计划才能成功。
当然，这些自白和告诫的读者，并不会简单地被诸如内心约束不可传感的提示而打发掉。对于施韦泽这个阿尔萨斯乡村教师家族的后裔，他在其著作中也始终是一个教育家，人们总想要有进一步的了解。他也并不令人讨厌地，而是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兼职”：每个人都能够和必然叙述作为人的自己。施韦泽本人也向我们说明了这一点；没有人在此能够比他做得更好。
这将被理解为对作家施韦泽的赞扬。他所写下的词句始终具有来自思想和行动统一的力量和信念。字里行间贯穿着同情、慈善、牺牲、幸福及其生命的代价，帮助弱者，首先是帮助造物的责任经过了自我考验之火的锻造，或者说人们由此能够辨认出，这一证实之路已经展现了出来。这一切使施韦泽是如此地可信：生命和学说成为一个整体；他实验自己的要求，他传播自己的实践。作为布道者，施韦泽1905年谴责殖民主义剥削，认为每个在海外犯下罪过的人，都必须到那里去帮助和救援。当时，他已经实现了内在的觉醒，并决定自己也这么做。作为文化哲学家，施韦泽在1915年发现了“敬畏生命”的基本道德律，接着从哲学上对此作了论证。一些年来，他已经建立了作为自己这一思想象征的丛林医院。施韦泽对每个人设法获得一个质朴的人类“兼职”的要求，由于他中止了自己的符合天性和卓有成就的职业生活的自我牺牲，益发具有说服力。
但是，如果由此认为，施韦泽的自述涉及了极为严肃、禁欲的服务信念深层中的一切，那也许是个误解。他对青少年时代的回忆是多么地朝气蓬勃，这表明他有一颗早熟的良心。当然，这同时也是一种对成长过程中的骚动和适应力的体验，任何人对此都有类似的感受。其他自述也洋溢着这一精神，没有错误被隐瞒，没有自我讽刺的机会被放过。读者能够看到所有学费的发票。施韦泽认为：“当地人说得对：我三分之一是医生，三分之一是教授，三分之一是建筑师。”这位阿尔萨斯牧师的儿子，在他的生活道路上伴随着受益良多的漫游。总之，施韦泽自述的核心是清新、青春的，是多方面、可信和丰富的，绝不是多愁善感，而是理想主义的，同时是绝对客观的。只是理想主义的持续存在既不低估也不听命于世界并体现出典范性。
这位质朴而可普遍理解的大师，甚至在其大部分专业著作中也是如此，他所体现的并不是人们称之为杰出风格的东西。当然，由此比较简洁。如果说，施韦泽基础扎实而牢固的人类形象反映在严格的关系句子结构中，有时反映在古老的法兰克表达方式中；那么，其形象化的语言、幽默和热情则平衡了他给人的忧郁严肃的印象。此外，施韦泽对其命运十字路口的叙述具有吸引力，使人难以忘怀。例如，1904年的发现非洲(写于1931年)，1905年的布道，1913年《耶稣生平研究史》的最后篇章，1924年的童年回忆(正要前往非洲时)，1915年对发现伦理原则的记述(写于1931年)和同前书的结束语(《我的生平和思想》)。
施韦泽的大部分自述写于20世纪的20年代，即他46岁至57岁之间，只是有一些是后来写的。与这些著作的陈述力相比，它的影响力则更要令人惊叹得多。也许这是因为，这些著作部分的是在工作压力和不安定的惊险境况中写成的。例如，在所有值得一读的著述中，《来自兰巴雷内医院的信，1930—1954》就已不再具有先前叙述的那种完整性。与先前丰满而生动的叙述相比，其报道风格也显得粗糙。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首先在于，自从有了足够的医生之后(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之外)，施韦泽在兰巴雷内的居留经常与前往欧洲的旅行相交替，有时在欧洲逗留的时间比较长。其次，由于日益被加重的义务，不仅仅是荣誉，对此他完全保持沉默，高龄也成为沉重的负担。
一部从几千页的出版物中选编而成的施韦泽读本，对于其编选者而言，必须割爱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当然，为了保持平衡，使读者能有连贯阅读的享受，那些最精彩的部分被压缩在一起。至于用什么样的铅字来铺就施韦泽的生活道路，这个问题是不难回答的。施韦泽本人十分有助于做到这一点。他写了不少自述，部分的是“一气呵成的”，部分的则以阶段性记述的形式出现。属于第一部分的有：《我的青少年时代》(1924年)和《我的生平和思想》(1931年)。属于第二部分的有：《来自兰巴雷内的报道，1913—1914》，它是《水和丛林之间》(1920年)一书的基本素材；《来自兰巴雷内的信，1924—1927》和《来自兰巴雷内医院的信，1930—1954》。本书从这些自述中选取了许多材料。此外，施韦泽关于生活转折点的私人信件、系列布道、来自非洲的叙述、关于歌德的第一次讲话使选自其自述的内容更为完整。
除了丰富多彩的生平资料之外，施韦泽的专业的和通俗的学术著作的篇幅也不应忽略。一本读本必须既能够满足读者对施韦泽的较深了解，但也不必过度进入其专业领域。这种编选设想也许适用于施韦泽关于耶稣和保罗研究的著作(1913年，1930年)，同时也适用于《文化和伦理》(1923年)。关于《巴赫》(1908年)一书的核心思想，这里就不选用原书的文本，而是用《我的生平和思想》中的简要概括来代替。对于《印度思想家的世界观》则不予考虑。因为，施韦泽关于亚洲世界观的基本观点，已经出现在1922年他关于《基督教和世界宗教》的讲演摘要中。
施韦泽反对核威胁的呼吁(《和平或者核战争》，1958年)构成特殊的一类。为了能够在专业层次上提出警告，80多岁高龄的施韦泽还钻研复杂的资料。他被要求运用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权威支持理性。这一呼吁，由于考虑到了广大公众，因而是可以普遍理解的。同样，在关于停止地上核试验的《莫斯科协定》缔结之后，发表于1963年的文章《当今和平之路》也是如此。那时，施韦泽这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已经88岁了。他整个生命的最后10年——他于90岁逝世——都在为人类的未来和免于毁灭而担忧。
总之，一切删略都是主观的，每个人在此都会做出不同的具体处理。前提则是，使这样一种生平形象得以呈现，它安排的重点尽可能使对这一努力感兴趣的人满意。施韦泽必须呈现在其本质表现和创造领域的多样性之中；他的生平中扣人心弦的转折点必须能够为人们重新体验。当然，我们首先能够被告之的是，什么是施韦泽后半生，特别是高龄时认为最重要的东西。显然，这就是兰巴雷内，就是“敬畏生命”，这两件事不可分割。86岁时，施韦泽在谈话中以无可争辩的简要话语概括了其前往非洲的生活道路：“我必须这样去做。”
作为兰巴雷内医院的建立者，施韦泽的观念在此也被涉及：从当今的政治变迁来看，它在哪些方面是令人不快的，或者完全不合时代潮流的。这也属于全部内心的实话。每个熟悉情况的人都知道，“兄长”的观念意味着，施韦泽始终把自己理解为他的黑人被保护者的“兄长”。当然，在读了他在当地丛林部族行为习惯的环境中建立、改造和新建兰巴雷内医院的叙述之后，没有偏见的人都会承认：在当时的条件下，白人大夫施韦泽几乎不可能得出别的判断。施韦泽面对的是这样一种心理类型，它在具有多方面可爱的天赋的情况下，就文明发展的程度而言还是古朴、早期的。
经过仔细地考察，施韦泽的这种观念后来也没有变化。1951年底，他在法文版《水和丛林之间》的前言中写到，我们必须适应这种情况，不要把自己再看作“兄长”，不要再作为“兄长”行事。在此，时代精神起了决定作用。但是，在另外一些段落，作为对进步中的非洲地区的特殊日常体验，施韦泽还抱怨了人们对家长制原则的放弃。凡是在建设诊所的工地上接触过他的人都会发现，如同浮士德围海造地用于居住那样，施韦泽始终就像一个家长那样在做事，他的每个黑人同事和病人都无条件地尊重他。当然，这种尊重仅仅由此才是可能的：他们认识到，施韦泽也是无条件地为了他们，他的一生直至高龄都在为他们服务。施韦泽最后的公开言论之一，1963年纪念他前往非洲行医50周年活动上的讲话，就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立场：“……直到最后一息，我都属于你们。”凡是听到这位兰巴雷内老人不时责骂声的人，都知道施韦泽是爱他们的。在他的著作中，施韦泽也经常承认了这一情况。
关于读本是按体系还是按时间安排的问题，决定不难做出。可以肯定，对于施韦泽这样充满张力的人，体系化能够保证人们对其活动领域有较明确的了解，但也容易使我自己、读者按照专业领域分门别类地去编排它。但是，对读本这类的书，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是以专家的眼光，而是怀着对于作为人本身的阿尔贝特·施韦泽的兴趣来对待的。而且，当考察了施韦泽的成长和发展道路之后，发现在他原本的生存过程中，各专业领域也不是可以很明确地划分开来的。实际上，它们以很高的频率相互交替着，有时以日为单位，有时甚至以小时为单位。歌德不就是这样吗，他今天是画家，明天是其公国的财政大臣，其他时候是抒情诗人或者解剖学家，有时则同时是这所有一切。因此，同样持续交替活动的施韦泽和其在“存在上”亲和的并深为崇敬的歌德，他们在极为不同的活动领域中毫无困难地迅速实现交替方面，是多么引人注目的一致。
以下的文本将以其结构和次序按阶段提供施韦泽的生平形象。就事件本身和文本出版时间上的不同而言，它在逻辑上是按其经历和发生的时间编排的。1924年49岁的施韦泽出版了《我的青少年时代》，其主要内容是对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回忆。《我的生平和思想》于1931年写成和出版，它的内容从1893年进入大学始直至1931年。《水和丛林之间》写于1920年，但并没有描述1913年至1917年的第一次非洲岁月。《斯特拉斯堡布道》于1966年才出版，即施韦泽逝世后的一年；但是，在其1905年、1907年和1919年的生平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一些片段。总之，文本的编排原则是生平时间而不是出版时间。
我们追随着一条著名的生活道路，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期，从一个濒死的婴儿到健壮的老人。1963年，施韦泽写道：“88岁的我还能从事美好的工作。谁得到了这样的赐予呢？”这是谦卑的耶稣，他在56岁时就有远见地准备放弃一切；这同样是在高龄时宣告“我决定活到90岁”的快乐的世界公民，如果他被要求承担起责任的话。时间已被延续，永恒的契约也将延续下去。
高龄的施韦泽举世闻名、备受尊崇，但自然规律不饶人。1965年他逝世后变得清静了，但不是被遗忘的清静。施韦泽已经放射出如此多的伦理能量，它必然留下影响。在关于21世纪的民意调查中，施韦泽的名字一直列于伟大榜样的顶端或前列。我们大家日益发现，对人道的向往不断增长。这本书也许能够有助于我们再次了解一种人道的伟大体现。
哈拉尔德·斯特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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