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亚洲论坛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2019年度报告_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编_9787566320261

　　世界贸易体系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与新形式的专属贸易集团相关的低效率风险。这一挑战伴随着贸易体系中主要参与者之间的争议而出现。贸易冲突带来严重的后果，影响经济产出，增加贸易不确定性，导致原有体系的分化并迫使各国作出选择。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Goldberg认为，如果各国建设性地合作，新的体系同样将更加强健。
　　毫无疑问，今天和与过去的世界已大不相同。而这种差异可能着重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全球价值链（GVC）的发展、服务在制造业生产中日益增加的重要性和数字贸易的扩张。当前全球价值链贸易占世界贸易的四分之三。在全球三大工厂——亚洲工厂、欧洲工厂和北美工厂中，亚洲在价值链贸易中的区域集中度高于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与欧盟有关的区域。近几十年来，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出现制造业“服务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服务在制造业生产中扮演着三个不同的角色，可以概括为“出，入，随”三个字。“出”是指制造业购买服务作为生产的投入品，即外包。“入”指的是公司提供增值服务的内部能力。“随”是指制造业将商品和服务进行捆绑销售。而数字技术的发展则是全球价值链和服务业发展的驱动因素之一。数字化对贸易产生了重大影响，它汇集了全球需求并降低了出口成本，促进了中小企业的贸易融入，降低了许多服务交易中的资本要求。有证据表明，服务业壁垒和效率低下的数字平台可能会损害制造业生产，从而证明服务贸易自由化有理由提高制造业生产力。
　　目前，中美之间的纠纷涉及一系列问题，例如政府补贴、产品倾销和知识产权问题（涉及强制技术转让、专利侵权等）。美国的单方面措施来源于美国贸易法案的不同部分，如侵害（第201条）、安全（第232条）和知识产权（第301条）。其他问题也出现在中美争端中，例如美国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外国直接投资流动和新兴技术获取方面的安全要求。美国已经对中国在关键IT相关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作出了裁决，而且这一政策已经被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美国联盟合作伙伴所采用。
　　美国和中国加征关税同样产生了负面的溢出效应，因为其他国家试图通过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来保护自己免受中国或美国转移产品的进口激增。按照多数人的看法，美国的做法是自残式的，而美国对中国结构性改革的很多要求己在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议程上，中国将因进一步深化改革而受益。
　　而多边体系目前状况又如何呢？世界贸易组织面临着一系列新问题，包括非关税壁垒（如补贴）、服务和投资壁垒、数字贸易缺乏关注、贸易便利化和监管趋同需加快落实等。
　　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各国采取的保护主义措施并没有减少，但构成发生了变化。在这十年中，补贴的使用远远超过关税。多哈回合的失败促使其成员采取新的保护主义措施，拒绝在新任务中合作（例如在争端解决程序中），忽视报告承诺并推迟新的工作计划。因此，许多国家转向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解决所面临的问题。
　　鉴于上述全球环境的复杂性，亚洲该采取何种策略？首先，亚洲主要经济体应该考虑贸易体系的两个关键要素。一个是服务和数字交易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因而许多新问题（监管、隐私、安全）都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二是世贸组织未能应对和适应自身和企业界面临的问题。
　　其次，亚洲经济体应该利用其现有成果。它们建立了目前特别有用的区域结构，包括CPTPP和RCEP以及东盟和APEC的基础框架。许多国家也有自己的改革议程。为实现这些改革议程而开展的区域合作已取得了重大进展。然而，仅依赖区域的办法是不够的，区域合作和全球层面的合作应以互补的方式进行。因此，亚洲经济体必须在不同层面开展设计良好的合作。在双边层面，应努力更新现有的自由贸易协定，以支持价值链的演变。在区域层面，亚洲经济体应关注RCEP，并寻找在一些困难和新问题上从CPTPP上借鉴方法。为迎接新的机遇，亚洲经济体应该更加紧密地合作，将“一带一路”建设推向新的阶段，更加重视政策改革，以支持其产生潜在效益。最后，亚洲经济体应为WTO改革的进展提供领导联盟。一项重要任务是为将诸边模式应用于服务监管、投资和国内监管（包括安全监管）作出贡献，并提出解决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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