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出版社六十年（1957～2017）_《文物出版社六十年》编辑小组编_9787501052080

　　《文物出版社六十年（1957～2017）》展示了文物出版社自1957年建社六十年以来的光辉历程，回顾了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对出版社的关怀与支持，介绍了文物出版社长期形成的特色与出版的图书、音像精品，以及机构设置、合作交流、社史大事记等。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图文并茂，是了解文物出版社历史和发展不可多得的资料性图书。

　　华诞逢甲子精品铸辉煌
　　2017年是文物出版社成立60周年华诞。60年来，伴随着国家文物和出版事业的发展壮大，文物出版社始终牢记自己肩负的重大历史社会责任，积极探索，积累传承，形成了高标准和高质量、新材料和新成果、艺术与学术并重的高、精、新鲜明特色，出版了一批又一批符合中国国情、体现国家意志、代表国家水平的精品图书，发展成为融图书、期刊、数字出版、影音技术制作服务和文物复制为一体的全国著名出版机构，为我国的文物保护事业、文化出版事业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谱写了辉煌的篇章。
　　一60年发展历程
　　（一）1957～1977年：创业奠基阶段
　　从1957年1月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20年，是文物出版社明确出书方向，构建出书格局，形成编辑规范，奠定出版坚实基础的时期。
　　文物出版社的前身是文化部文物局资料室。当时的资料室只有三个人，除了收集和保存图书资料外，还编辑了《文物参考资料》月刊和一些图书。随着文物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文物出版图书任务的加重，出版社的成立提上了议事日程。1956年4月，文化部第十次部务会议通过成立文物出版社的决定，8月中宣部批准成立文物出版社。随即以原文化部文物局资料室为基础成立文物出版社筹备处，边筹备边出书，办公地点设在北京东四头条。1957年1月正式建社，内设图书编辑组和《文物参考资料》月刊编辑部。当时全社虽仅有30人，但当年就出版了十几种图书。1958年8月图书编辑组分为历史文物和革命文物两个编辑组。1959年元旦，在王府井开设了门市部。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出书业务虽大部停止，但因应当时社会的迫切需要，我社及时出版发行了上千万单张的毛泽东诗词手迹和数百万册《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所以自1966年5月至1970年5月的四年时间里，虽然当时文物图书不能出版，但由于出版了上述读物，出版社在经济上尚能维持。1970年初，门市部停业；5月，全社干部下放湖北成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劳动；6月，出版社业务合并到人民美术出版社。1972年1月，《文物》月刊复刊，这是在全国最早复刊的三个学术刊物之一。1973年1月，文物出版社重建，原合并到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出版业务回归。其间，先后在故宫城隍庙、沙滩五四大街29号、故宫博物院西华门新楼等处辗转办公。
　　建社之后，在缺乏经验、人手少、底子薄等各方面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密切结合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物调查保护、考古发掘和博物馆事业的开展，立足于出版高质量的图书，以平均每年30-40种的速度推出新书。这些图书大致可以分为考古调查报告、出土文献、学术论著、文物图录、墨迹手稿、法书碑帖、绘画雕塑、工具书、普及读物、明信片等类别，奠定了我社图书出版的基本结构。其中相当一批成为了文物经典图书。
　　为了保证图书内容的高质量，文物出版社从成立伊始，就十分注重发挥文博专家的作用。1957年秋，我社成立了以郑振铎为主任，徐森玉、马衡、夏鼐、王冶秋为委员的编辑出版委员会，并由书画鉴定专家张珩兼任副总编辑（未设总编辑）。1963年，我社又按文物类别组成由国内第一流专家参加的编辑审稿小组。古建组的成员有莫宗江、汪季琦、祁英涛；石窟小组的成员有金维诺、宿白、邓建吾；古籍组的成员有张子高、张纲伯、郑天挺、周珏良；书画组聘请谢稚柳、启功为顾问。这些一流专家的参与，有力地保障了我社出版图书的科学性和高品质。
　　为了充分展示文化遗产的神韵，从建社起，我们就特别注意探索文物类图书的印装技术。针对当时文物保护和研究工作急需高品质图录.而高品质图录大多为国外印制的现实，我社创立时就从故宫博物院接手了一个20多人的铜版印刷厂，并以此为基础成立了文物出版社印刷厂。1958年，又增设了能够逼真地再现古代书法、绘画的珂罗版车间。利用彩色铜版和珂罗版印刷工艺，我社先后出版了数十种文物画册和书法作品。其中彩铜版精印的《两宋名画册》《故宫博物院藏画鸟画选》《故宫博物院藏瓷选集》，珂罗版精印的《毛泽东诗词墨迹》《清明上河图》《南京博物院藏画集》等图书，均已成为传世艺术精品。针对文物形态的多类型和社会需求的多样化，我们也十分注意装帧设计的多样化，这一时期出版的图书，其开本形式大到4开，小至50开，从平装、精装到锦盒线装、单幅卷轴，初步形成了“文物版”图书多样化的装帧格局。
　　为了保证出版图书的规范和高质量，我们还非常重视不同类别图书编辑规范的探索，比如《白沙宋墓》的出版。白沙宋墓位于河南省禹州市白沙镇北，1951年由宿白先生主持发掘，几乎是新中国考古的开端。《白沙宋墓》考古报告1957年由我社出版。报告除了以科学严谨的态度详细报道了三座宋墓的材料，还结合丰富的历史典籍，从墓葬年代、三座墓葬关系、墓主人的社会身份、墓葬的构造等多角度深入探讨了相关的问题。内容翔实，体例得当，成为考古发掘报告的典范之作。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对文字、插图、表格、图版的排版等均进行了精心研究和安排，使之成为考古发掘报告编辑的一种范式。
　　又比如1966年我社重点推出的陈明达先生编著的《应县木塔》。该书上篇为《调查记》，介绍塔的现状，并汇录实测结果。下篇为《寺塔之研究》，对该塔的修建历史、原状、建筑设计以及构图、结构等进行分析研究，进而探讨若干建筑发展史问题，堪称运用文字、实测图和黑白照片全面记录和研究古代建筑的成功范例。同时，该书的出版也为建筑界、文物界树立了一个集专题研究与测绘图、摄影资料于一身的编辑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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