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滚哲学人工制品与录音作品的本体论》译稿终于改定了，我心里一下子感到了释然：这件事终于完工，终于不再要让编辑催稿并失望了。同时，我也非常感激史慕鸿女士：她的一再宽容使我得以从容地改定本书的译稿。
方丽平于2014年完成译稿，且从头到尾自行校改了一遍。从2015年暑假起，我从头到尾对译稿进行核对校改。作者常常使用关系极为复杂的长句子，直译很容易让人迷失理解的方向。我在保证传达作者意思的同时，将此类复杂长句修改为符合中国人阅读习惯的短句子。作者的分析涉及形而上学、本体论、分析哲学、现象学等令一般人望而生畏的学问。其中有许多哲学术语，在校改译文的过程中，需要以多样方式来处理：一些术语已经有了准确而单一的汉语对应词，我们沿用即可；一些术语有多个汉语对应词，我们必须在反复的对比之后，确立最合适的那一个，以使译稿前后一致；一些术语尚未有通用的汉语对应词，我们必须反复斟酌，以创造合适的汉语术语。
由于我同时参与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主持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还要给本科生、研究生与博士生上课，批改学生的课程论文与毕业论文，《摇滚哲学》译稿的校改工作就断断续续地进行。数年之工作，终于在今年6月26日下午完成。我心情颇为兴奋，写了《〈摇滚哲学人工制品与录音作品的本体论〉译稿基本改定》作为纪念：
寻常事物不寻常，
看清看透需眼光。
形而上学如电火，
混沌世界豁然亮。
在随后的几天里，我再将译稿从头到尾读了几遍，力求消灭漏字、多字、别字的问题。在修改译稿的过程中，我已经写了一些译注，为的是方便读者理解一些术语或理论。重读稿的过程中，又增写了一些注释。
这几天最重要的工作是编制了《术语对照表》，并根据这个对照表，使全书的术语前后一致。2004年5月，我陪钱林森先生与法国哲学家兼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见面时，他说：务必请你们转告中国的译者们：在翻译我的著作时，一定要在一些术语后面，用括号保留原文，以免中国读者发生理解的错误。作为一位哲学书籍和文学理论书籍的爱好者，我自己常常为译文不知所云而苦恼。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除了译者的理解水平与表达能力不够以外，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术语混淆。比如，在我们读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中译本时，存在这个反复出现的术语就让人无法把握萨特的思路与思想，因为译者把形而上的tre与形
而下的exister（动词）、existence（名词）都译为存在！我起先像于连先生希望的那样，在译稿中的术语后面都以括号的形式，给出了原文词汇。重读译稿时，我感觉到太多的括号加原文，会影响中文读者的阅读流畅感，于是决定删除正文中绝大部分的括号及原文，单独建立一个术语对照表。由于不在正文中给出术语的原文，就必须保证术语在全部译稿中都是一以贯之的。这就要求每个术语，只能有一个译法。所以，对于有多个汉语对应词的术语，必须反复斟酌，才能确定本书使用哪一个译法。比如，法语的construire及其名词形式construction，在今天的最恰当翻译可能是建构，但constructivisme被译为构
成主义且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接受，我们只能将前两个词语译为构成。这样，动词constituer及其名字形式constitution只能译为构造，动词composer及其名字形式composition只能译为组成，以示区别。再比如，我们常见的réalisme这个词，
会让人立刻想到文学艺术中的现实主义，而在中国哲学界，这个词被译为实在论，我们就必须使用这一译法，以免贻笑大方。今天下午，《术语对照表》编制完成，意味着这本书的翻译工作终于可以宣告结束了。
这本书从摇滚音乐这个大众文化的事物入手，引入了形而上学与本体论的分析，批评了反形而上学与本体论的各种研究法的局限与虚妄，又因为这些研究法的冲击而对本体论研究法做了调整，体现了西方学术界回归形而上学的趋势与努力。作者本人不是一个摇头晃脑的老学究，他毫不掩饰地说自己是摇滚音乐的爱好者。这大概也是他写这本《摇滚哲学》的初衷。我觉得他的结论写得很精彩，对摇滚音乐的评价非常恰当，显示了本体论廓清事物，直抵本质的学术力度，又不否定具体的日常生活中的情感需要。
需要说明的是，在法语著作中，常以斜体表示强调。在译文中，我们均以黑体表示。但是，法语学术著作也常用斜体标识外来词汇。在此情况下，我们一般不使用黑体来标识对应
的汉语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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