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华文库：孟子（汉俄对照）_孟子著，[俄] 波波夫译_9787020071784

　　教育家、哲学家孟子，即孟轲（约公元前372—公元前289），是一支早期儒家学派的宗师。他去世后一千多年，即公元十一世纪，被正式封为儒家圣贤中的“亚圣”（仅次于孔子）。十二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哲学家朱熹（1130—1200）对《孟子》一书重新做注，并把它编入《四书》。也是在十二世纪，《孟子》被收入儒学经典《十三经》，此后《十三经》再没有增补过其他典籍。

　　《孟子》的作者问题和其他校勘问题，过去是今天仍然是传统的和当代的历史文献学讨论的课题。据已知的史料和1993年考古学家新发现的古代中国的文献判断，可以肯定，《孟子》成书时间不早于公元前三世纪初。可能存在过几个抄本。流传至今的《孟子》，成书年代可以确定为公元二世纪。当时，赵岐（约108—201）对它有过记述和注释。从他的注释可以断定，那时，已有的抄本之间没有很大差别1。最早关于《孟子》的记载出自古代中国历史学家司马迁的手笔，他指出，书的作者就是孟子自己。赵岐将本书由七篇组成的主要文本与包含四篇所谓非典范《孟子》、即《孟子外书》2 的文本加以对比，也强调指出，本书的作者是孟轲。这位注释者的主要依据是内容的“深广”。朱熹也赞同书的作者是孟子。

　　多数中国文献学者赞成《孟子》是由多人完成这一见解。韩愈（768—824）认为，此书是孟子的弟子公孙丑和万章记述的。日本学者伊藤仁斋（1627—1705）注意到，本书的文字存在两个层面，可以根据内容（第一篇至第三篇和第四篇至第七篇）和笔法（第一、三、四篇和第二、五、六篇）的不同区分开来。美国汉学家白牧之曾经积极从事《孟子》校勘的研究工作，据他的见解，孟子去世后，这一哲学学派分成在鲁国同时存在的南北两支，它们留下的文本（相应为第一篇至第三篇和第四篇至第七篇）后来汇集为一书。照白牧之的说法，各篇之间的差异既可以从思想观点，亦可以从语言的方言特点加以探讨。研究者认为，公元前249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之后，不同的学派已不复存在，当时，在楚国拜为上卿的荀子（约公元前313—公元前238）新阐释的儒家学说开始占主导地位。

　　当代的《孟子》史料研究者往往遵循宋明理学传统，特别强调韩愈和朱熹对于确立《孟子》经典地位所起的作用。不过，对《孟子》的兴趣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历史阶段。西汉河间献王（死于公元前130年）就赏识儒士，读过《孟子》。本书最初的一种注本今已散佚，却出自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的手笔。如果没有这方面的重要原因，著名的赵岐的注释也不可能问世。注明年代为公元三世纪以前的众多注本，在清代（1616—1911）曾多次刊印，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官方不承认的《孟子》却很早被列入科举考试的题目，与其他经书一样占有特殊的地位。北魏孝文帝（471—500）时期，甚至宋代早期（960—1127）都是这样。1313年正式把《孟子》列入科举考试题目范围，更引起人们对本书的关注。

　　临近二十世纪初，曾刊印数十种历代儒家学者所做的《孟子》注疏。还有更多注释，从传统的汉学书目中可以得知其曾经存在，但在逾千年的文本流传中已经散佚。《孟子》的注解和文本诠释，实际上是古代中国注释文献全部编年的和体裁的精彩展示——从对前人注释的简短注解和订正，到对于孟子言论的评述和广泛讨论。除前述赵岐的注释之外，最富权威的是朱熹对《四书》中该书的注解。孙奭（962—1033）所做的疏甚至被认为是标准的，显然，这是把一些比较早期的唐代（618—907）编的注释加以整理编成的。焦循（1763—1820）后来的注释，以全面著称，它参考了清代学者的六十多部著作。

　　《孟子》长期存在多种抄本和刻本，导致笔误、刊误、遗漏、异文层出不穷。况且，不同的注家对某些字的读法和某些段落的理解也有分歧。关于《孟子》标准文本问题，只有通过官方为科举考试指定一种文本的方法，才可以得到解决。自1313年起，朱熹注释的《四书》中的《孟子》便成为标准文本。1415年和十八世纪末又出过新的校订本。通常，官方文本都刻在石碑上公开展示，供人评述。

　　每逢社会发展的转折阶段，中国的思想界便会热衷于研究《孟子》。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制定儒家的治国之道，王安石（1021—1086）变法，朱熹和他的前人对儒家学说作新的阐释，莫不如此。后来，王阳明（1472—1529）和他的后继者发展了源自孟子的“良知”论。改良派康有为（1858—1927）发表他的学术著作《孟子微》，为的是鲜明地指出在尖锐的全民族危机时刻摆在中国面前的任务。在现代新儒学 3的政治哲学领域，曾积极探讨过关于人的性善和治国之道（王道）的理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改革口号也逐渐接受儒家色彩：宣布近期目标是建设孟子描绘的“小康社会”。

　　《孟子》也是民间儒家文化的一部分。该书中的形象有机地融入了中国文学，有些引文已成为谚语和俗语。当前，以不同篇幅讲授《孟子》已列入中国中学和高校中国语言文学普通教程的范围。本书至今在中国广为流传。流行的版本通常包含现代汉语译文。杨伯峻（生于1909年）的今译比较著名，此外还有刘方元（生于1916年）、史次耘、李双等人的今译本。

　　韩愈将儒家学说和来自印度的佛教加以对比，强调孟子在传授中国“道统”说中的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拓跋王朝（北魏，386—534）、蒙古族（元，1206—1368）和满族（清，1616—1911）统治时期，《孟子》始终保持崇高的官方地位。本书在满族统治中国之前已译成满文，后来乾隆称帝时期（1735—1796），印行了收入《四书》的满文官方刻本。此前数个世纪，本书在西夏国（1038—1227）译成唐古特文 4，在金国（1115—1234）译成女真文。契丹辽国（907—1125）和西辽（1131—1218），甚至蒙古族的元朝都给我们留下了众多《孟子》中文版本和注解。其数量完全可以和几个汉族王朝留下的遗产相媲美，往往还会超过它 5。

　　据朝鲜、日本和越南的传统的国史记载，本民族与儒家学说结缘是在纪元前或者纪元之初的几个世纪。在最初阶段，佛教僧人发挥了重要作用，得益于他们的助力，关于中国文化和儒家学说的知识才得以传播到这些国家。《四书》的第一个朝鲜文译本是权近（1352—1409）翻译的。在日本，见原益轩（1630—1714）为儿童和妇女改写或讲述儒学文本的作品，以及在元孚（1818—1891）指导下编写的中学生《幼学纲要》都可以称之为译本。传统的和普及的日文《孟子》的出版均受到审查：从中删除了关于人民有权推翻不受欢迎执政者的论点 6。武士荣誉准则（武士道）里也不提及这一权利，它的起草人正是深受《孟子》思想影响的山鹿素行（1622—1685）。

　　在日本，另一种普及趋势以古学派为代表 7。这一学派的奠基者山鹿素行和荻生徂徕（1666—1728），甚至他们的追随者都在《孟子》和其他典籍里看到了睿智。根据他们的见解，要促进儒家学说在日本的传播，应当拒绝的不是中文文本，而是理应为更古老的中文注释所替代的宋明理学的注释 8。

　　《孟子》翻译成欧洲语言的历史，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视为耶稣会士派、新教徒派和学术派三个译介传统的更替——这种更替在年代上并不常常是连续的。由耶稣会修士翻译中国文献，曾经是借助儒家学说在中国本土传播基督教总计划的一部分。不过，耶稣会教徒也起到反向作用，变成了通过基督教向欧洲传播儒家思想。

　　第一个《孟子》拉丁文全译本（今已佚）是耶稣会教徒利玛窦（马蒂奥·里奇）（1552—1610）翻译的。在他之后，接着是第一次出版卫方济（诺埃里）（1651—1729）翻译的拉丁文译本。再后（1895年）出版了由法国耶稣会教徒顾赛芬（库夫勒尔）（1835—1919）翻译的新的拉丁文译本。

　　法国的耶稣会促进了专业汉学在法国的较早形成。儒莲（1797—1873）的拉丁文译本（1824年）和鲍狄耶（1801—1873）法文译本的出版是在这一领域的最初尝试。

　　新教徒派翻译的最高的（也是最后的）成就是苏格兰人詹姆斯·理雅各 9（1815—1897）和德国人卫理贤（1873—1930）的译著。这些译者从新教徒派传教活动向学术性汉学的过渡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他们的《孟子》译文的最早版本相应在1861年和1919年出版。柯大卫的（1828年）新教徒派早期英文译本不太闻名。1877年问世的花之安（福柏）的译著是第一个从中文直译的德文译本。不过，到了二十世纪初，这个译本已无法与花之安的后继者、传教士卫理贤的译本相比了。

　　1970年出版了刘殿爵（1921—2010）的英文译本，其特点是全面、接近原文、文笔简练。鉴定英文译文的学者，无一例外，都认可这个译本。可以想见，刘殿爵的成就在于译文的学术性和普及性的恰当结合。后一种普及趋势应从30年代开始加以考察，表现为出版一些《孟子》译文的简易本（往往离原意较远）和缩写本。有的是单独出版的，或者以不同的文选读本形式出版，还有的是供青少年阅读的插图本。《孟子》有时会成为艺术阐释的对象，比如：意象派诗人埃兹拉·庞德（1885—1972）和奥尔森（1910—1970）的诗歌，或者威尔的音乐试验（选用《孟子》文本作词的音乐总谱）里都存在此类情况。

　　俄国汉学是西方最古老的汉学之一。国家利益和教会服务于中国东正教居民的任务促进了它的形成。《孟子》俄译的功绩完全属于彼得堡-列宁格勒的汉学家们。《孟子》最早的俄译还是H·Я·比丘林（雅金甫神甫，1777—1853）在1820年完成的。遗憾的是，该译文至今未见出版。《孟子》俄文译本首次出版于1904年 10。这就是本书刊印的П·C·波波夫的译著。收入《古代中国哲学》文选（莫斯科，1972年，1994年再版）的《孟子》是Л·И·杜曼翻译的，对几代苏联汉学家都有很大帮助。还在30年代，杜曼就曾参与编校未能出版的比丘林的译作。在中国出生并受过传统中国教育、精通汉语的B·C·柯洛柯洛夫（1896—1979），在60年代翻译《孟子》，译本到1999年才问世。柯洛柯洛夫的译著是第二次出版《孟子》的俄文全译本 11。 2000年出版了И·T·佐格拉夫翻译的《孟子》删节本 12。

　　巴维尔·斯捷潘诺维奇·波波夫（1842—1913）着手翻译《孟子》之前，长期在中国从事外交工作，在中文辞书和中国历史方面的学术成就颇受赞誉。可以推测，波波夫选择翻译《孟子》是出于他在彼得堡大学教学工作的需要。与此同时，在该书序言里，译者面对更加广泛的读者，宣称自己力求使这位中国哲学家的著作能让俄国读者看得懂。对波波夫来说，读者乃是普通的受教育者，因此，虽然标题有“哲学家”一词，译文却不坚持严格的哲学史的宗旨。对译者而言，孟子首先是位“智者”，他的学说并不是抽象的哲学真理的论证体系，而是“养气”。在波波夫的译著里没有哲学译文所必需的表达中文专用术语的连贯性，教学的宗旨似乎是追求某种近似中文句式和词序的直译。译者自然把“文学性”置于“忠实”原文之后，让读者明白这里在说什么，并且有可能自己揣摹出这些话在原著里是怎样说的。

　　波波夫的译文所依据的原文版本，是日本再版的题名为《四书辑释》的1341年中文刻本，这个《四书》刻本是由学者倪士毅（1303—1348）汇集陈栎（1252—1334）和胡炳文（1250—1333）的著作编成的。上述三位中国作者的著作并没有成为《孟子》研究史上的著名的里程碑，通常只是表彰他们忠实于朱熹的注释传统。这一点可以说明波波夫的注释为什么常引用朱熹及其前辈程颐（1033—1107）的注文。波波夫同样也常常引用赵岐和孙奭的标准注释，甚至引用时不标姓名，只写“中国注者”。这些注释取自于《十三经》中的《孟子》和金澂编的集子《四书味根录》。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新注本广泛用于科举考试备考。这些原著的补充文本，看来，以其可读性和符合中国教学规范而引起波波夫的关注。

　　与理雅各英文译本有关的讨论，叙及儒莲的拉丁文译本，以及引用未指名的日本注家的意见——这些都是对国外汉学研究成果的间接评价，从而把波波夫的译著放到了当代学术的语境之中。此外，反对者选用也好，他们的评价与这位俄译者关于西方大国在远东政策的意见相呼应也好，都让这部译著成为那个时期迫切的需要。

　　我们的同时代人，以本书提供的《孟子》译文为例，可以了解在俄国接受中国文化的规律性。1922年，未来的院士B·M·阿列克谢耶夫（1881—1951）论及П·C·波波夫译文的“外国味”时，把“外国味”和“俄罗斯化”理解为翻译实践中的两个争鸣的趋势 13。现今，波波夫译文的“中国的外国味”大为淡薄了，古代中国文献中的一些概念，对当代读者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我们的读者应该会非常关注波波夫译文明显的“俄罗斯的外国味”，它存在于译文的文笔特点上，也存在于他的思维方式里。关注波波夫的译文有助于我们观察自己历史上发生过的事，对近百年来俄国汉学家走过的道路作出评价。古代中国的《孟子》一书对此提供的依据具有重大的意义。

　　В . М . 马约罗夫·撰

　　鲁·民·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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