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鲁德亚德·吉卜林在中文世界的命运有些奇特，作为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的知名度很高，但被译介的作品却不多。因此作为一个文学形象，汉语的吉卜林与英语的吉卜林之间有着不小的偏离，或者说，中文读者尚未得到足够的材料来认识文学家吉卜林——毋庸置疑，文学家的命运总须在一个更大的时空尺度当中，才能被衡量、被讨论，理论上，这个尺度甚至近于无限。因此，要准确评价一位文学家及其作品，是不可能做到的事，但这个悖论却将一个永恒潜在的事件留给了始终在来临之中的未来。这种隐秘的势能使得文学始终处于革新之中。作为一个文学读者，一个合适的态度是，也许我们需要随时准备变更自己的认知，哪怕冲击我们的只是极微小的一点波澜。
作为第一本结集出版的吉卜林中译诗选，这本诗集的第一个义务是恳请它的读者：请务必首先将吉卜林视为一位诗人。《基姆》是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丛林故事》则是最为吉卜林的读者所熟知的作品，但诗歌写作在吉卜林的文学生涯中占据着独一无二的地位，可以说，诗人吉卜林是作家吉卜林的起点与终点——吉卜林的写作始于诗歌，终于诗歌，只有在诗歌中才能够窥见他的每一幅重要的生命图景。阅读吉卜林的诗歌，认识作为诗人的吉卜林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要求，但哪怕是在吉卜林的母语环境中，他的诗作也曾长期被遮蔽在遗忘的阴影中。据说，在其生前，一本杂志便曾刊登吉卜林的死讯，他还为此给杂志编辑部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已读到了我死去的消息，请不要忘记把我从订阅者名单中删除。”一个时代主动地将一位生活于其中的具有代表性的天才排除在外，如此诡谲的现象并不多见。正因如此，后世的诗人及评论家们在提及吉卜林时，总要针对这一现象进行讨论。几乎没有人置疑吉卜林的才华，在他的诗作中最为人诟病的不外乎两点：其一是他所坚持的有着严格韵律要求的诗歌形式，这在现代主义席卷一切的二十世纪上半叶被普遍视为“过时”的文体；其二则是在他的部分作品中显露的民族主义，甚至是帝国主义的观念。
写作，始终是一种指向自身的探索，风格与形式，即作品的个性，仅能就个体本身进行讨论。形式本身并无高下之分，任何一种形式，都将在并只能在真正的杰作之中得到完美的实践。像吉卜林这样的诗人，既然给自己的诗歌戴上格律的镣铐，亲自将长袖善舞的“灵感”拘禁在一行行声音的围栏之中，就必然与笃信“文体之自由”的现代文学观有相左之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笃信如果过度，便将使自己成为“这自由的囚徒”。这类写作者认为：未加驾驭和疏导的灵感之流无法凝结成有价值的作品，随机性阻碍了美的明晰的实现；这种写作基于这样的观点——写作首先是一门技艺。而任何一种技艺层面的追求，都可以归结为一种对“典范性”的追求，这种追求要求确切的形式，以便由形式之确切来锻造作品之完善。也许，我们可以同意吉卜林确已“过时”，但问题在于，线性时间对于文学的价值是根本无效的，他本就与所有时代的写作者处在同一个高于时间的平面上。
也许我们还可以借着阅读吉卜林的诗歌之机，反省自己对待经典的态度。经典之于我们常常意味着“过时”的伟大与优雅，我们仍旧会谈论它们，但几乎不再阅读它们，或者被其名望所强制，仅仅是被迫地阅读它们。时间生成的幻觉蒙蔽了我们，使我们无视其中的迷人与壮丽，出于一种亵渎的心理需要，我们有时甚至会直接将之等同于愚蠢。但与它们相比，我们是如此短暂，局限着我们的时代的河道是如此狭窄，一旦我们愿意破除幻觉，在它们面前睁开双眼，正视被其映照出的我们的有限性，我们便能从自身的谦卑中收获一种超越性的精神向度。
有关吉卜林的第二种批评很难否认，但必须要说，仅从吉卜林的几篇作品或几次发言就做出如此严厉的指控，还是太片面了些。在吉卜林的时代，作为一位文化名人，他的一切都理所应当地被纳入公共讨论的范畴，但如今，距离使得我们可以较为宽容地看待吉卜林其人，以便将视线收回到他的创作本身，也唯有如此才可能触及他作为一位诗人的“抒情内核”。事实上，尽管吉卜林从未远离他的时代的政治环境，也曾公开发表过一些政治观点，但多数仅仅是针对一些具体事件的即时反应而已，很难说他有任何成熟的、稳定的政治立场。仅就吉卜林的有关民族、战争等政治题材的诗作而言，在同一时期的作品中，表达的观点也不尽相同，甚至可以说是矛盾重重的。鉴于心灵考据的困难，对诗人的创造活动有所保留地做出一些假设是无可厚非的，但在此之外，对于吉卜林的指责数量太多了些，措辞也太重了些，似乎对于这样一位诗人，很难以一种轻松的口吻做适度的评价。也许，我们必须承认偏见的力量，这一点对有关吉卜林的评述和他的诗作同样适用——长期以来，它们赢得了各自的读者。
这本诗选以一系列与海有关的诗作开始，之所以如此编排，一方面出于译者的偏好，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一题材在吉卜林的诗作中所占比重甚大，面向也尤为丰富。与约瑟夫·康拉德或赫尔曼·麦尔维尔等经典作家不同，在吉卜林的身上找不到水手式的海洋情结，海在他的作品中多数情况下仅仅具有象征意义，像一个巨大的面具覆在诗行之上——这无比贫乏又无比丰饶的存在，托着船只和在船上做梦的人，如同庞然无涯的精神负载着渺小的身躯。借助于海的形象，吉卜林让意义沉入到社会样态和生命体验的表象之下。在吉卜林的诗歌中，有时，海作为东方与西方的二元认知结构中一道近乎无限的缝隙而出现，从积极的意义而言，它起到的是衔接和过渡的作用，从消极的意义而言，它则阻隔了融合与交汇的实现；有时，海又象征着那些间接的、隐匿的、反面的生命意识，其中收容了各种难以名状的事物：死亡和被时间排除的过去，以及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未来。在这些译作中，《白马》特别值得关注。一贯为吉卜林看重的文明征服的主题，在这首诗作中呈现出格外雄浑磅礴的气象。从与海相关的诸多元素中，诗人提取出一个精准有力的意象：奔腾汹涌的白浪，并由此展开惊人的想象。经过变形之后，海便具有了两种不同的层次，作为基底的海面原本是平坦的，如同一面镜子映照着天空，象征着文明、理性与秩序，而一群白马在海洋牧场上出现，打破了海的平静，这股汹涌的、有待驯化的原生力量具有两面性，它们既是毁灭的力，也是进步的力。在最后的几个诗节中为诗人所召唤的白马骑士，凝聚了西方文明中所有重要的、积极的内涵，它既代表了勇气、荣誉感、牺牲精神等自亚瑟王时代以来的传统价值，也暗含着平等、宽容等具有普世意义的现代文明观念——诗人颂扬了白马的生命力，有了这种强大的生命力存在，骑士才有可能运用自身的理性建立新的世界秩序，正是这一点使得这首诗作跳出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为自身赢得了更为广阔的阐释空间。
战争题材的作品在吉卜林的诗歌中占据很大的分量，有关他的各种争议也主要集中在这部分诗作上。如果抛开吉卜林的社会活动，而仅以这些诗歌本身发出的声音而论，很难从中直接总结诗人对于战争的态度，或者只能认为诗人对于战争的态度是十分多变的。这一方面也许是吉卜林在各种事件不断对心灵造成冲击的情况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自己的观念进行修正的结果，另一方面也许是因为那些针对战争的感想本身就不能构成完整、牢固的体系，它们一直被本能和激情左右，甚至情绪本身就是这些诗歌的本体。也许对于战争，吉卜林根本谈不上赞同或反对，他所关注的是湮灭于风平浪静的现代社会生活中，仅仅能够在战场上才得以复苏的价值与意义，但附加在这些意义上的死亡与伤痛又使他不得不反过来质问自己。组诗《战争墓志铭》便是这种质疑在吉卜林诗歌中的具体表现，它将战争的宏大主题沉降到那些微不足道的“祭品”之上，让生命逝去之后留下的空洞吞没了所有的意义，以这种方式对战争进行了全面的否定。最后两首墓志铭——《演员》和《新闻人》——的主题与战争似乎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凭借这种安排，组诗的外延得到了极大的拓展。首先，诗中的“战争”因此而多了一重喻义，指向被各种意义所拘役的生命对这种劳役的抵抗——“我们每天服役，现今期限已满”，这些无法摆脱的意义消耗着生命，但又被生命的终结，那唯一无意义的，取消一切意义的死亡所战胜，这种对生命之荒谬的认识赋予诗作极大的感染力。其次，诗人以这两首诗歌为战争勾勒出一幅具有讽刺意味的形象：启幕之时，所有的角色均在这出轰轰烈烈的戏剧中“粉墨登场”；落幕之后，却鲜有几人能为自己赢得被记载的权利。
《马达间的缪斯》是译者十分偏爱的一组诗作。这二十五首诗歌全部与吉卜林时代的新事物——汽车有关，对于这种“当时前所未有的新动力”，诗作中表达的态度总体上是嘲讽的、贬抑的。诗人通过这一系列诗作，重新拾起了索福克勒斯在《安提戈涅》的“人颂”中表达过的有关“人之僭越”的经典主题。但如果从这些诗歌中，读者仅仅看到一个诗人试图强行拉住时代缰绳的漫画肖像，那这个印象就实在太过简陋了。事实上，吉卜林本人便是最早尝试驾驶汽车的那批人中的一员，最先体验了汽车带来的便利：他曾经被聘任为大不列颠新闻报的驾车记者，用这种新式交通工具游历了许多地方，写下了许多游记散文。何况，倘若他对于技术的进步所持有的是这样一种简单的否定态度，那么最适合他的主题应该是科幻题材。在《矛盾》一诗中，吉卜林发表了他对汽车的真实看法：
对于一部车，无论用马达
还是用马拉，确切的
理解是非善亦非恶，他
不是阿里曼，也不是奥尔穆兹德。
可见，诗人的着眼点在于人，而非在于车，他所担忧的是人在速度中迷失，忘却速度之外的所有真切、细微的体验，正是这些体验构成了生命本身；他一再告诫他的读者：如果一味地追求速度，最终追逐的只是死亡而已。因此，在吉卜林看来，现代城市的马达丛林为死神提供了新的狩猎场所，花样翻新的死亡产生于人类花样翻新的狂妄，他也因此得到了一种新的写作题材，但根本上，他在这些诗作中召唤的仍然是理性、道德和秩序，他试图提醒人们，不要用生命实践那种志得意满地走向审判日的荒诞。这一系列诗歌从之前各个时代的经典中借用和撷取了各种文体、各种元素，并按照线性排列，串起一条时间之链，本身便铺砌出一条道路，让吉卜林的诗行——这“马达间的缪斯”——在其上行驶，一路驶向不断加速推移的“现代”。作为一个整体，这些作品以极强的形式感和戏剧性为它们的读者，尤其为写作者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展示了如何围绕某一要素持续地挖掘与整理，如何将堆积变为架构，将松散归于整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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