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新型综合大学：王义遒教育文选_王义遒著_9787568043427

20世纪后20年，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文革后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中为适应经济转型和民族伟大复兴而产生的深度变革。作者在北京大学的行政管理岗位上与其同行了15年。在此期间，北京大学从1952年院系调整后的一所文理综合大学演变成为具有文、理、工、管、医等学科的新型综合大学。这是一个充满阻力和矛盾冲突的艰苦历程，需要克服思想、精神和物质条件上的大量困难与障碍。作者为此做了许多探索、思考、呼号与实践，本文集就是对此的真实反映与记录。其内容包括拨乱反正中的改革措施，适应经济转型中的教育谋划，困境中理科教育改革的先导作用，为新世纪开路的学科建设与教学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及素质教育的提出与实施，人文与科学精神的融会，科技创新与技术开发，建设一流大学的目标、思路与谋略，以及国际交流和大学管理等。其中不乏创意与广为传播的理念。本书对理解中国高等教育在教学转型过程的改革演变和当下的开拓发展都很有裨益。

中国高等教育古已有之，传说五帝时有成均，周天子有辟雍，诸侯有齐国的稷下学宫之类；汉唐以后，有太学、国子监，民间则有书院之类。但是，近代中国高等学校则是舶来品，是仿照西洋分科办学的。不过，说是完全照搬西方，也过头了。中国高等学校总是力图遵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道统，就是说：办学宗旨和指导思想还得是按照中国传统的。这种中西合璧，不伦不类，矛盾是显而易见的。于是两者博弈，此起彼伏在所难免。所以，中国大学从一开始就充满冲突。而且，所谓学西方，也只是一个笼统概念。向谁学？早期学日本，后来学英法德，之后又学美国；到新中国建国初期，反过来又学苏联，还是转向欧陆。新中国成立之前国家备受列强欺凌侵略，战端频仍，国事蜩螗，经济萧条，民生凋敝，高等教育发展迟缓，还屡遭摧残。从1895年经清政府批准盛宣怀创办北洋大学堂算起，经1898年由清皇朝主办的京师大学堂，加上1901年和1906年由美国教会分别在苏州和上海设立的东吴大学和圣约翰大学等，清末真正算得上大学的不到10所，学生约为千余人，其余多为专科学校曲士培：《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351页，361页，362页。。民国时期国民党统治区有高等学校205所(其中公立的124所，私立的60所，教会学校21所)，学生共11.65万人郝维谦，龙正中：《高等教育史》，海南出版社，2000年，25页。，根本谈不上毛入学率。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从1949到1965年，高等学校发展到434所，学生人数则增加到67.44万郝维谦，龙正中：《高等教育史》，海南出版社，2000年，285页。。以后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折腾，高等教育一落千丈，又经改革开放后的拨乱反正，才再有发展。从1980年至1998年，普通高校数从675所增至1022所，在校学生人数则从114.4万增加到340.9万，毛入学率从1980年的2.2%增至9.1%。随着1999年高校开始扩招，到2002年，在校学生人数已达903.4万人，毛入学率达到15%，中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目前，我国已有各类普通高校2560所(其中高职院校1341所)，在校本专科学生共2625.3万人，毛入学率达到40%，是世界上高等教育规模大的国家。可以想象，不出几年，我们的毛入学率就可超过50%，成为高等教育普及化国家。
然而，我国高等教育却是在磕磕碰碰中走过来的。2005年提出来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对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提出了严厉的质疑。2009年钱老离世之时，笔者在一篇点击量超过11万的博客短文《钱老走了，呼唤一个时代！》中指出：这个问题的症结不在教育，在于时代，一个呼唤创新人才辈出的时代。之前我们所处的是一个依靠大量劳动密集型经济而发展的时代，科技创新还不是社会积累财富的主要手段。现在，创新人才辈出的时代已经到来了，教育有责任而且应该为这个时代奠定基础，提供足够的创新型人力资源！
其实，在新世纪和新千年来临的时候，这样的时代已经在中国萌芽了。1998年，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的纪念大会上，时任党和国家高领导人的江泽民宣布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其背景就是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而为了实现现代化，建成创新型国家，就必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时间过得真快，当下离这个讲话已将近二十年了，我国已腾跃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虽然人均GDP的排名还相当落后(2015年排在世界第76位)，但科技创新指标已进入世界前列：2015年国家创新能力排名进入第18位，科技进步贡献率增至55.1%，科技论文数多年稳居世界第二，被引用次数也升至第四；国内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已分居世界第1和第二万钢：《全球科技创新发展历程和竞争态势》，中国经济网(www.ce.cn)，20160229。。我想，继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本土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得诺贝尔科学奖的机会将会越来越多。这标志着我国成为创新型国家的时代已经到来，一批大学正朝着世界一流大学迈进。
我是1985年2月进入北大行政管理工作岗位的，先担任了近一年的自然科学处处长，承担着北大半壁江山的理科教学科研的管理职能。之后，在1986年初任教务长，协助校长全力管理全校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等事务，并作为党委常委进入了学校领导班子。此后，又担任了副校长兼教务长和常务副校长，分管全校学术工作，直到1999年退出行政管理岗位。这15年的经历，正是从文革后的拨乱反正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转折时期。总的说，就是摆脱从苏联学来的综合大学体制，过渡到适应经济转型的新型综合大学的过程。当时的大学，经费拮据，设施简陋，办学条件十分困难。大学如何办，如何改，虽有中央的大政方针做指导和国际高等教育发展大势来引领，但在现实条件下该怎样去具体落实、去运作，仍无头绪，总处在探索状态，摸着石子过河，跌跌撞撞。而任何一种摸索，都含有改革和创新的意味，是会违背人们常规与习惯的，要克服一些人为阻力，让人付出更多劳动的，因而都是要带点闯劲的。有时候，这比摆脱经济和物质条件上的匮乏与困境更难。比如，人总是根据自己的经历和经验来判断是非的。当一种教学改革措施出台时，有的教师会说：我当时做学生的时候就是这么学的，我以前就是这样来教的，很成功，为什么要改？而一种灵活的教学管理制度出台时，总会使教务工作人员得承受大幅增加的工作负担，这就会招致埋怨，甚至消极与不配合。而任何一种事业改革措施的成功总是要参与者建立共识的，因此，解释、说服与宣传就是主管者经常要做的事。我的不少文章就是这种说话的记录，它们大体上反映了这段时间磕磕碰碰、跌跌撞撞走过来的经历。由于不是教育学的科班出身，并且高等教育管理的经历不够，这些东西今天看来虽然带点稚气，从中却或许可以找到我国高教发展的一些径迹。
从做学科专业工作转入到行政管理工作以来，我经常感觉到，它是比我所从事的物理、电子学那样的学科专业工作更不单纯、更为复杂、需要更多与不同人物沟通交流的事，从中探索寻觅规律性的东西也很有意思。它是另一类专门学问。因此，我主张并提倡将大学行政管理作为学科、专业工作来对待，在有所收获、有所发现时总应写点心得体会和总结报告之类。写文章有助于整理平时散乱的思维，可以使思维更缜密、更符合逻辑，更能说服人，从而成为做好工作的有力工具。
正是基于以上两点考虑，使我能积累一点文字，目前得以呈现在读者面前。不过这里并不包括当时未曾发表的许多讲话、报告及参与起草的文件，因而不能完整体现当年改革与发展的全部工作进程。另有不少以小品、随笔和散文的形式发表的东西也没有收入其内，它们结集在2008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湖边琐语》一书内，但为比较完整地体现我的一些改革想法，也有个别文章转入本集内。至于1999年我离开学校行政岗位后，由于继续担任了一些与高等教育有关的学术组织的工作，还写了一些关于高等教育教学的文章，它们结集刊载在《中国高等教育：多样化与教育教学质量》一书中，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于2016年出版，本集可以与我的口述史《行行重行行》一书合璧，共同反映步入新时代正轨的上路阶段我国高等教育，特别是北大教学改革与发展的艰难历程。由于改革与发展总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内中充满对不适应时代潮流的旧东西反思和为新秩序艰难诞生的呼号(集中的如《北京大学1993年教学改革研讨会纪要》，其实，几乎每篇文章都有此类论述)。所以本书定名为《探索新型综合大学》，说明北京大学在奔向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探索建设新型综合大学的破与立的艰苦历程。如果它多少能对关心转型过程中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的人理解这段经历有点帮助，笔者就感到十分欣慰了；若能进一步引发一点质疑与讨论，就更感到非常满意和荣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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