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的故事：回忆王力、吕叔湘等先生_李行健著_9787500095385

　　《语文的故事：回忆王力、吕叔湘等先生》为著名语言学家李行健先生怀念、追忆王力、吕叔湘、魏建功、高名凯等语言学大师们的文章结集。写作时间自上世纪80年代至2014年，历时30余年，文章涉及众多终身以研究汉语言文字学为己任的著名专家学者的感人事迹。作者缅怀了他们在教书育人和语言学上的重要贡献，也记述了作者亲身所闻所见的大师们日常生活中不为人知的个性风采、轶闻趣事。文字朴实亲切，读后令人对这些前辈们由衷敬佩。
　　《语文的故事：回忆王力、吕叔湘等先生》除王力、吕叔湘、周有光、丁声树这样的大师外，还有像杨晦、游国恩、李何林、康殷、刘绍棠等著名学者、教育家、作家以及叶籁士、王金鼎等党的优秀工作者的事迹，他们的鲜明个性和高尚品行也给我们很深的教益。

　　代前言
　　——北大中文系哺育我成长
　　1953年我从四川考入北大中文系，真是欣喜莫名。当时是奔新闻专业来的，认为新闻工作可以反映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上传下达沟通党和政府与大众的关系。但入北大后，系里认为我们没有社会生活经验，年纪又小，就分到语文专业，让调干的同志学新闻。1958年毕业离校，回想起来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那段日子让我永生难忘。
　　一、欣逢盛世
　　中文系1953年经院系调整从城内沙滩红楼搬到西郊燕园。一进中文系，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强大的师资力量、蓬勃高涨的学习热情。中文系由北大、清华和燕京等著名高校合并组成，其强大的师资力量是空前的，往后怕很难有那样壮观的阵容。以我学过的课程说，大多是大师级的教授讲课。王力先生1954年随中山大学语言专业并入北大，给我们讲授了“汉语史”“汉语诗律学”和“现代汉语”（二）中的语音规范部分。游国恩先生讲“中国文学史”（一），魏建功先生讲“古代汉语”“普通话语音史”“汉文学语言”，杨晦系主任讲“文艺学引论”。他们都是国内外著名学者，一级教授。此外，高名凯、袁家骅、周祖谟、岑麒祥、林庚、浦江清、吴组缃、王瑶等先生都给我们上过课。与此同时，还在社会上聘请著名学者来授课。当时语言研究所的吕叔湘先生给我们讲“马氏文通”，郑奠先生讲“修辞学”等。现在很难再有这么多著名学者同时在一个系上课的盛况。就以辅导的老师说，当时给游国恩先生“中国文学史”（一）当辅导老师的是萧雷南先生，他当时是副教授，但按他的资历和学识在别的学校早就是教授了。
　　师资阵容的强大，为大家学习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与之相得益彰的是大家高涨的学习热情。当时新中国建立不久，百废俱兴，渴求学好知识，建设国家是大家强烈的共同愿望。图书馆排队借书，教学楼和宿舍深夜不灭的灯光就是这种气氛的反映。后来学校只好限时拉闸熄灯，以保护学生的健康。特别有意思的是，抢图书馆、阅览室的座位，晚餐时背着书包，手里拿着馒头夹榨菜边吃边向阅览室匆匆快走的情景。当时在阅览室学习，环境安静，方便查工具书或借阅上课时老师指定的参考书，比在宿舍或教室自习有很大的优越性。特别是1955年国家提出向科学进军的方针后，知识越发受到重视，知识分子更加得到尊重，根本就不知后来在我们国家刮起的“知识无用论”为何物。
　　我在北大5年生活（中间休学半年），寒暑假都没有离开，也没有回过四川老家，除别的原因外，主要是北大专家学者云集和优越的学习环境吸引着我。就是寒暑假里，学校的学术活动也很多，借书更方便，阅览室座位也不挤，特别是一些心仪已久的名师，可以到他家去面对面地问学。这些都是平常难得的条件。当时老师大多是著名教授，各有专长和个性，但他们对学生谆谆教导、诲人不倦的精神却是共同的。当时去老师家比较随便，不用电话预约（也没有电话），直接就去了。高名凯先生做学问是一位拼命三郎，乃至他不顾健康英年早逝。我每次去他家他都在看书写东西，总是热情高兴地在客厅接待，后来熟了，就直接让我到他书房中去谈话。王力先生是时间抓得很紧的大忙人，教学科研任务重，社会活动多。他不愿别人去打扰他，但对我们去请他答疑解惑，总是高兴地从书房出来接待。他不与人闲谈，所以我们等问题解答完就告辞，他也从不挽留。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在老师们手把手的教诲下，在大学阶段，我在《中国语文》发表了《汉字为什么没有走上拼音道路》的论文，美国和苏联出版了译文。这是在高名凯、魏建功先生辅导下写的，其中凝结着他们的心血。另一篇论文《〈世说新语〉中“都”和“了”用法比较》，发表在北大中文系的《语言学论丛》第二辑上。这是杨伯峻先生指导的。杨先生当时教外系课，只参加指导本系学生写学年论文。系里要求老师们出一些研究题目，让学生去选择，谁出的题由谁指导。我当时爱看《世说新语》，选了这个杨先生出的题目，所以有幸由伯峻师指导。他从收集资料、分析研究问题到写成文章指导了全过程。当时我是大三学生，我回想老师指导面谈的次数，不比我后来自己带的研究生少。毕业后我才知道，这个题目杨先生以前探索过，他很熟悉。这种学习环境和学习方法，这种教学制度和师生关系，大概就是当时北大中文系的风貌和特色吧！也就是温儒敏同志回顾北大中文系六次变革，称“第四次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新的北大中文系达到鼎盛阶段”（见《中华读书报》2010年3月17日）的气象。
　　二、师生情谊深
　　“尊师爱生”这是我们多年的口号，在北大学习的几年中，我真切地体会到这个口号的内涵和分量。
　　当时中文系的传统，重大节日授课老师分别到所教学生中去一起过。学生很愿请老师来，老师也高兴去，还要用抽签的形式交换小礼物。过新年时游国恩先生就在我们班过的，正好我坐在他旁边。第一次同这么权威的学者坐在一起，心里有点紧张。游先生却很亲切自然，像他讲课一样面带笑容同大家聊家常。先生可能感到我说话方音较重，问我是什么地方人，我立即回答四川人。先生又问四川什么地方，我说四川遂宁。问者无心，答者随意，事情好像就这样过去了。不料学期结束考试时却派上了用场。当时实行口试。我抽到的题是解释《诗经》中的四句诗，分析一篇文章，还有一道知识题。答完题后，我看先生面带笑容，知道他比较满意，我也就放心了。先生说你答得不错，我应该给你5分（满分）；没想到话锋一转，却说李行健，我还要考你一个问题，我心里就紧张起来。因为刚答的问题有半小时准备时间，这次是即问即答，心中没有底。我只好说“请先生问吧”。先生笑着说，你不是四川遂宁人吗？遂宁同《红楼梦》有什么关系？我一慌回答不上来，先生却安慰我不要着急，即使答不出来也要给你5分。我却一时想不出有什么关系，但我想肯定有关系，老师才会这样提问题。搜索枯肠，终于想起家乡有一位著名诗人张船山，他的妹妹嫁给高鹗，而此人正是《红楼梦》后四十回续书的人。我抱着试试的心情怯生生地答了出来。先生开心地笑了，先生说就是想考考你对家乡的知识如何。回宿舍的路上，我真感慨良多。老师对学生关怀到如此程度，其良苦用心堪称极致。自然，先生渊博的知识也着实让人折服。
　　魏建功先生讲课比较随意，常有精彩发挥收不回来。但他很随和，喜欢学生提问题，他认为这是喜欢学习的表现。有一次，我趁他在校单人宿舍全斋住的机会，晚饭后带着白天上课的几个难句去请教。先生先问我查《辞海》了吗？我说没有，先生脸上露出不悦之色，接着问我查过什么工具书，我说还没有。先生很不高兴地说，你们是大学生了，要知道自学，懂得做学问的方法。这些问题要先查工具书，搞不懂再来问，不要自己不动手只想老师告诉你，这样怎么能进步提高。最后他说，今天你先回去，查查相关书后再来。过几天查完书，反复思考后又去先生宿舍，听我说完查了什么书，自己体会怎么样后，先生高兴地说，学习就要靠自己钻研。这件事给我感触很深，教育意义很大。在10多年前，我在一本杂志上专门谈过这件事。文章的题目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用以自励，同时也是怀念先生严加教导。
　　后来先生任北大副校长，从全斋搬到中关村宿舍。但还是他一个人住，师母还在城里，其他屋子放满了书。有一次去先生家借一本书，先生在前面书架上找不到，他说大概谁借去了。这样吧，你自己到里屋去找找看，让我“登堂入室”，算是破例，也是先生对学生的一片殷殷之情吧！我这才知道先生买书时，重要的书大都买两本，一本准备供人借阅，方便别人。而自己看的一本，一般秘不示人，因为书中有先生写的读书心得和评论。后来我看过几本书上先生写的批评，才感到先生那样做的道理。先生去世后，听说那些书被华中理工大学弄去了，不知有人整理其中魏先生读书的批注和即兴的议论否？那应是魏先生非常宝贵的学术见解和研究成果。
　　类似这样的事情，在师从高名凯、袁家骅、王力、周祖谟等先生受业中还有不少，可能怎么说也说不完。
　　三、与时俱进，独立思考的学风
　　北大的精神是什么，许多文章进行过分析研究，也有见仁见智的不同说法。我感受较多的就是与时俱进，独立思考，不迷信，不盲从。所以北大的学风特色始终是跟随时代的脉搏，独立的，有创造性的。
　　1955年上半年我们学完周祖谟先生讲的“现代汉语”基础课后，中央在当年提出了推广普通话和汉语规范化的任务，当全国还在学习讨论时，以王力先生为首的现代汉语教研室就安排下期开设“现代汉语”（二）课，专门讲授推广普通话和汉语规范化的问题。王力先生带头开讲普通话语音的来历以及语音规范，林焘先生和周祖谟先生接着分别讲词汇和语法规范问题。这就是“现代汉语”（二）这门课的来由，讲义就发表在北大的《语言学论丛》上。这种速度开设这样性质的课程，在全国当是独一无二的。这充分体现了北大与时俱进，教学与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密切结合的精神，走在时代的前列，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它既具有先进的富有学术性的特色，又是为现实服务的很有实用价值的学科内容。
　　1955年至1956年我国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汉语词类问题的讨论。发起讨论的是中文系著名的语言学理论研究家高名凯教授。高先生认为汉语没有狭义的形态，形、动、名三类词可以较灵活地转类（后来被人“误称”为“汉语无词类论”）。这下在语言学界引起轩然大波，中文系以王力先生为代表的一些老师发表文章不同意高先生的意见。于是高先生又连发两篇论文进一步论证他的观点。由于主流的语言学家反对他的观点，加之有西方学者也有过类似高先生的说法，于是一时全国几乎形成一面倒的形势，报刊不断登载批评高先生所谓“汉语无词类”的文章，甚至被一些同志批为帝国主义学者的理论。好在当时还没有完全把学术同政治混同，但一边倒，不以理服人，扣帽子的风气却有了苗头，除好上纲上线外，就是批高的文章容易得到发表，支持高的文章却难与读者见面。当时我抱着学习，甚至好奇的想法把有关文章找来学习，但读后经过思考，认为高先生讲的很有道理。于是斗胆写了一篇同意高先生观点的长文，投稿后如同石沉大海，一年后才在一本名叫《汉语词类问题》（二）论文集中摘录了部分登出来。就是这样，我也感到高兴，参与了讨论，表达了我对讨论的明确态度。当时有同学劝我不要参与，因为批评高先生的有权威学者，且多是我们的老师，如王力、吕叔湘、朱德熙等先生。但我认为如果我没有观点也就罢了，既有自己思考后的想法，应该只服从真理，其他就不必过多考虑了。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吕叔湘先生领导下工作，他也从未因我不同意他的关于词类的观点而有什么不愉快。恰恰相反，在吕先生晚年我陪他外出中一次谈话，我问先生当年您和其他先生认为高名凯先生的观点不妥，怎么过去30多年了，词类问题还未解决，您主持编写《现代汉语词典》时为什么不标词类。先生说，当时把汉语的词类问题看简单了，有的问题还需要好好研究。那时先生正领导我们编写国家语委“八五”规划中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我向先生汇报我们准备在词典中标词类，分别按词的义项标注，一个“词”可能兼类的情况就较多。几经讨论，先生同意了我们的想法，他的意见已写在《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序言里。2004年《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出版时，词条都标注了词类，后来得到许多同行的响应，之后中国出版的汉语词典大多标注了词类。现在回想起来，高先生的理论还是有道理的，过去不同意他观点的学者，也承认汉语的词大量兼类的事实。这样，好似两种对立的观点也就相互接近起来。
　　中文系一直有一个语言和文学学习安排的问题。杨晦先生有一个很重要的指导思想，体现着北大博学的精神。先生一直坚持倡导“语言和文学有机联系”论。以先生的系主任身份，文艺家的专业特长和先生老革命家的地位，只有他，也许只能是他发出这样宏论才是最合适、最有权威性，也就最能引导大家正确对待语言和文学课。从理论上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文学永远离不开的表现形式，它们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在杨先生的心中，语言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和文化的集中表现。杨先生认为中文系就是语言和文学两根支柱，学语言的要重视文学课，学文学的要学好语言课，只有广博、只有根深才能真正培养出学者乃至大师级人物。这是北大的传统，北大最早的校训开头两个字就是“博学”。当时主要的语言课应该说都是顶尖级的学者开设的很有特色的课程。杨先生要求文学专业的同学也必须学。自然语言专业的同学也要学好文学方面的主要课程，这是不会有人抵触的。文学专业的某些同学对杨先生关于“语言和文学有机联系”的思想可能不完全理解，甚至有抵触，以至在当年所谓拔白旗、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整改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中有一位同学给杨先生写了一张大字报，挂在系里很显眼的地方，题目叫《杨晦先生的有“鸡”联系论》。画了两本大书，一本名“文学”，一本名“语言”，上面站着一只大公鸡喔喔叫，一脚踩在“文学”书上，一脚踩在“语言”书上。人们看了除觉得好笑外，并不以为然。写大字报的同学很有想象的天才，但用错了地方，想来他当会因自己的幼稚而后悔的。
　　“有机联系”论，系里的老师们大都是支持的，因为他们深知二者的关系，深知语言学对学文学的人在他们成长发展中的影响。王力先生是语言学大师，他既搞创作、写杂文，也搞文学翻译；魏建功先生创作了不少诗词，对书法有很高的造诣；就是平常除教学著述外很少涉猎其他事物的高名凯先生还酷爱绘画，收藏古董，翻译了不少巴尔扎克的作品。实践说明，杨先生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何以这样说呢？我的同班学长袁行霈教授，人称他为国学大师，是知名的古典文学专家，现任中国文史馆馆长、北大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他的成就不会同杨先生的主张没有关系，且不说从“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等课程中的受益，就“汉语史”和“汉语方言学”对他研究我国几千年文学发展变化的历史乃至中国文化史来说，一定会给他不少有益的启迪。
　　北大人才辈出，大师级学者出了不少，北大有博学的传统是一个重要原因。且不说北大文科的先辈们对祖国语言文字的高深学养，就是理科中也不乏精通语言文字的大师。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著名热物理学大师王竹溪先生是其中的佼佼者。王先生在西南联大学物理却旁听唐兰先生的文字学课，后来留学英国回北大教书。杨振宁先生就是他的学生。20多年前，王竹溪先生编出了《新部首大字典》，收字广博，释义也很考究，学术含量很高。我想这都是对北大博学精神的最好说明。
　　欣逢中文系成立100周年大庆之际，拉杂写出上面的一些回忆，谨作为我对北大，对中文系和老师们哺育、培养我的感谢，没有他们，也就不会有我今天。 2010年3月31日
　　（原载《我们的学友》中文系100年纪念文集，北大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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