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1937年的中国，纷乱而动荡，却也在凝聚力量与滋生希望。它的前面，是军阀混战，各自为政，国家积弱，民不聊生；它的后面，则是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抗击日本侵略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六年时间里，中国经历了怎样的浴火重生，那些走向未来光明与胜利的希望又是怎样顽强地滋生起来的？过往著述，大多对其间某一重大历史事件，或对其中某一方力量着墨甚多，而对其他侧面语焉不详。《中国1931-1937：动荡下的希望》作者积多年的史料收集和挖掘，运用通俗平实的文字，通过对日本侵华政策的演进，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各自政策、主张和相互之间关系的发展变化，及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历史线索、历史事件与人物的分镜式描述，力图从更加全面、更为系统的视角，揭示那场恢弘壮阔的全民族抗战到底是如何打响的。

序论
第一章 突变与耻辱
一、日军开启侵华之旅
从“大陆政策”到日陆军省不断滋生的侵华冲动，从 关东军试探性的冲突到九一八事变，继而占领全东北， 炮制伪满洲国……日军从1931年开始了武装侵略中国的 进程。
二、“不抵抗”之下的退却与耻辱
区区两万关东军何以在几个月之内轻取东北？几十万 东北军不战而逃往关内。“不抵抗”招致了严重后果。为什 么不抵抗？从九一八事变前后国民政府与东北地方当局的 应对，或许可以追寻到客观的真相。
三、日军进侵华北与华北政局的更迭
东北军的“不战而逃”助长了日军的侵略气焰。东北 沦陷之后，日军马不停蹄地兵指热河与关内，迫使国民政 府签订了城下之盟《塘沽协定》，主政东北与华北的张学 良黯然下野，华北政局更迭，中国国内陷于动荡之中。
四、美英苏在九一八事变后的远东政策
日本对中国的武装侵略，打破了外国在华势力的既 定格局。美英苏对此作出了不同的反应。美国采取“不承 认”政策，英国采取“绥靖”政策，苏联采取“不干涉”政 策，这些政策究其实质不过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视事态的 状况“等等、看看”，再说而已。
五、国民政府在日军进侵下的应对
“一边抵抗，一边交涉”，这是国民政府的对日方针。
《塘沽协定》便是交涉的结果，这个结果便是妥协。妥协 不等于投降，却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事实上对东北 的放弃和进而出现的华北危局。而这一切是国民政府确定 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使然。

第二章 妥协与抵抗
一、抗日救亡与局部抗战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中华民族并不缺少血 性。日军侵华，全国性的抗日救亡浪潮时时涌动。东北抗 日义勇军规模虽小，但抵抗的枪声遍燃东北全境；十九 路军在上海让日军明白中国军人不是只会逃跑；而长 城一战更彰显了中国军人的血性。“大刀向鬼子头上砍 去”，从此响彻中华大地。
二、日军侵吞华北方针的确立与华北危局
如果说日军占领东北没有遭到西方列强与苏联的强
硬反对的话，那么侵吞华北便不得不“小心谨慎”，因为与 日本逐步形成的独占东北的局面不同，华北却是列强“利 益均沾”之地。于是，日军通过所谓的“自治运动”企图达 到“不战而得”之目的。中国政局更加动荡不安。
三、英美对华政策的微妙变化
从1933年《塘沽协定》签订到1936年的西安事变，此 间，英美两国在日本侵华问题上，虽然未采取强硬的遏制 政策，但与中国的联系多了起来。毕竟，日本对他们底线的 冲击与在华的巨大利益是他们不能不介意的。
四、国民政府谋求中日关系的改善
在得不到美英有力支持、自认为自身力量不足以与日 抗争、国内又处在“四分五裂”的情况下，国民政府试图依 靠外交政策，改善与日本的关系。但“广田外交”开展中央 谈判与陆军悍然逼签“现地协定”并举，交替进行侵华的 行为，打碎了中国政府试图改善中日关系的梦幻，使其由 对日妥协而渐趋强硬与抗争。
五、特殊化的地方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
日军对华北采取的是有别于东北的又一套侵略方针。 “华北自治运动”即是这一方针的表现。其结果是国民政 府的权力机构与中央军撤出华北。素来与国民政府抗衡的 地方实力派被推到了主政华北的位置，宋哲元与冀察政务 委员会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的最前沿。日军计谋实现了， 但忽略了很关键的一点：地方实力派也是中国人！

第三章 苦撑与蓄力
一、日本侵华政策的继续深化
1935年底的中国正处于政治形势大变动的前夜，而所 谓的“华北自治运动”的结局也并不完全如日本的初衷。 这些情况迫使日本再次调整侵略华北的政策。“广田三原 则”的推行与实施，毫无遮掩地显示其独立华北及中国的 野心。
二、宋哲元集团在日军侵压下的妥协与抗争
冀察政权成立的背景有妥协的成分，其后也曾有妥 协的举动，但这并不等于这个政权被日本利用或为日本左 右。实践恰恰证明，这个政权不仅没有陷于对日妥协，而是 在不断地努力摆脱困境，走上抗战之路。
三、中日就华北问题的交涉
从1935年下半年至1936年底日本与国民政府围绕华 北问题展开了谈判。这是日本妄图将华北从中国分裂出 去的一种阴谋策略，也是一场占有与反占有、阴谋与反阴 谋之争。国民政府在周旋谈判中，拒绝了日本的种种无理 要求。
四、两广事件与宁粤纷争的结束
国民政府虽在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后实现了所谓 的“统一”，但离真正意义上的统一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地 方实力派拥兵一方，各自为政；国民政府煞费苦心，逐一收 抚。直至1936年的两广事件，才算结束了地方实力派与国民党中央由来已久的纷争，基本实现了国民党政权内部的 统一。
五、增强国力之举
东北丢了，华北危机……日军灭亡中国的野心在太阳 旗下张扬。不是不想打，而是知道实力不如人。况且，对于 国民政府而言，还有“国家统一”的课题待解。在用妥协 换取了日军武装侵略的步伐暂停后，便是用各种手段“清 除”反对势力。同时，加快国家建设的步伐。积蓄力量，为 对日战争作准备。

第四章 希望与转折
一、共产党人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当日本的扩张战略威胁到中、苏双方的利益时，中苏 关系的调整势在必行。由于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共产党 的特殊关系，中苏关系直接影响着国共关系。而对于国共 两党，不管有怎样的“血海深仇”，经历过怎样的“兵戈相 见”；面对外敌的进侵，兄弟毕竟是兄弟。为了家园，党派 之争让位于民族兴亡。携手抗敌是应有之果。而为了这个 结果，国共双方都在努力。
二、国共两党秘密接触与谈判
共产党人是中国的希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整合 中国各种力量的最佳策略。也许从举起抗日大旗的那刻 起，中国共产党才真正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
三、地方实力派与国内的团结统一
作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活跃的第三种势力，地方实力 派是一支不允忽视的力量。其政治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左 右着中国政局的走向。虽参与“剿共”，虽与国民党中央争 权抗衡，但在民族大义下，他们选择了“联共抗日”与“中 央化”。
四、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在民族危亡的刺激和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号召影 响下，以北平学生发动的一二·九运动为起点，全国各地掀 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这股浪潮推动着国内各党 派与阶层在抗日大旗下聚结。
五、西安事变与一致对外
西安事变是中国国内政局转折的变点，这毋庸置疑。 其重要性其实还可以延伸到：全国各党派阶层的空前团结； 抗日成为中国唯一目标；蒋介石的抗战领袖地位被确认；中 日之间的全面对抗已箭在弦上。
六、冀察政权“中央化”
作为与日军直接对话的前沿，冀察政权担负着“御侮折 冲”之重任。既想保住自身的地盘，又不甘于日军的侵侮， 只好在与国民政府的争长论短中维护自身利益，又在与日本 的“虚与委蛇”中拖延其进侵的步伐。但当中国国内逐步趋 向团结对外时，冀察政权选择了“中央化”。

第五章 侵略与抵抗
一、大战前夕美英苏的对华政策
西安事变后，中国国内出现了团结一致共图抗日的新 局面。同时，日本也在密谋与实施着新的侵华步骤。而中国 为抵抗日本的侵略所作出的努力不断改变着“懦弱”与“不 抵抗”的形象。对此，美、英、苏各国在对华问题上也相应 表现出积极的倾向。
二、国共两党的抗战准备
西安事变让和平代替了内战，团结代替了分裂。中国 政局结束动荡，走向新的开端。为应对日军的侵略，国共两 党开始了抗战的准备工作。
三、日本确立新的侵华方针：“对华一击论”
1936年底中国爆发的绥远抗战与西安事变被日本视为 “决定命运”的两件事。它不但宣告了日本既定对华政策 的失败，也促进了中国抗日形势的迅速发展。日本统治集 团被迫自1937年初开始，进行“对华再认识”，再次调整对 华政策。最终，“对华一击论”成为新的侵华方针。
四、宋哲元集团与卢沟桥抗战
在全国人民高涨的抗日情绪下，冀察政权也在做着抗 日准备。当卢沟桥事变作为日军侵华的借口发生后，二十九 军奋起抵抗，由此揭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击日本侵略者的 民族解放战争的序幕。
五、“最后关头”与全民抗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枪声响起，蒋介石“庐山谈话”接 踵而来。这是彰显中华民族不屈气节、不谓强暴的谈话。从 此，人不分老幼，地不分南北，守土抗战，一场悲壮慷慨的 中华民族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全面展开。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