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诃德》讲稿（纳博科夫文学讲稿三种）_〔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著金绍禹译_9787532776214

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二年，纳博科夫收到哈佛大学的讲学邀请，专门花时间编写了关于《堂吉诃德》的讲稿，作为哈佛通识课程人文学科二的讲授内容，讨论小说发展的起点。该门课程的讲稿经过资料汇总、编辑整理后出版，名为《<堂吉诃德>讲稿》，与《文学讲稿》和《俄罗斯文学讲稿》一同构成纳博科夫文学讲稿三种。

有人将《堂吉诃德》赞为有史以来写下的*杰出的小说，创造了文学史上经典不衰的人物形象饱受身体与精神双重折磨的堂吉诃德和他粗俗滑稽的扈从桑丘潘沙。在作者塞万提斯的笔下，他们上演了一出出令人捧腹大笑的喜剧。塞万提斯毫不畏惧地对神职人员加以嘲弄，结合当时西班牙宗教法庭和政治压迫的历史背景，小说的幽默中包含了哲学的洞悉和真正的人性的深度。

然而，在纳博科夫看来，以上都是胡说八道。

纳博科夫认为，《堂吉诃德》是一部十分原始粗糙的小说，属于流浪汉和无赖的冒险故事一类，结构松散、杂乱无章。《堂吉诃德》的*部和第二部并不连贯，前后情节多有出入，可见塞万提斯在创作时的随意。与作者同时代的读者常常会因为小说中的段子如蠢驴、受折磨的动物、流血的鼻子等笑破肚皮，但对于现代的读者来说，这部书是有史以来写下的*难以容忍、*缺乏人性的书之一。此外，作者也沾染了他那个时代大多数的错误和偏见他容忍宗教法庭，赞同对异教徒的残杀。

但是不管怎么说，塞万提斯的天赋才能拯救了这部小说，他拥有一个艺术家的直觉，成功地将小说中不连贯的部分组合在一起，并且在创作他可怜的主人公的时候，他的艺术超越了他的偏见。堂吉诃德的形象经历了漫长的蜕变，从一开始讨人厌的乡绅吉贾诺老爷，到伸张正义的疯子骑士堂吉诃德，到*后幡然醒悟的善人吉贾诺，这个善良的骑士脱离了原作和他的祖国，游历世界，穿越了人类思想的丛林与冻原，成了温和、可怜、无私、豪侠的代表。

［美］弗莱德森鲍尔斯

一九四○年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来到美国，要在这个国家开始他的新生活的时候，根据他自己的说法，随身带来了为他要面对的教学生涯做准备的不少讲稿。但是，关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的本系列讲稿却是专门花时间编写的，因为当时他向学校请假已经获得批准，从康奈尔大学的常规教学任务中脱出身来，以便能够接受哈佛大学的邀请，在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二学年的春季学期作访问讲学。

大约五年前开始实施的哈佛通识教育课程中，有人文学科一和人文学科二，第一学期教授史诗，由古典文学研究家小约翰 H.芬莱担任，第二学期教授小说，由哈理列文教授担任。两位教授对制订通识教育计划都非常有影响，而且教育计划中的人文学科一、二已经成为样板课程。而列文教授间或还须承担其他系科的工作，这样一来人文学科二就要由别人来代劳了。I. A.理查德、桑顿怀尔德，以及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三人根据各人情况的许可就来替列文教授讲课。根据列文教授的回忆，他在与纳博科夫谈及要讲授的作品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认为《堂吉诃德》是讨论小说发展的合乎逻辑的起点。纳博科夫当时非常同意这一观点，以至于他立即着手编写专门为这一课程准备的一系列塞万提斯讲稿，并打算在这一课程结束之后再接着讲授他已经准备好的关于狄更斯、果戈理、福楼拜和托尔斯泰的康奈尔大学讲稿。但是并没有保存下来的证据可以表明后来纳博科夫回到康奈尔大学也讲授过塞万提斯。

在哈佛担任的课程以及新的塞万提斯讲稿，纳博科夫都是格外用心地准备的。似乎他的第一个行动应该是将整部作品各章的详细梗概写下来。由于他的教学方法是要大量引用所讨论的作者的原文，因此，这个梗概就包括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他自己的叙述，一部分是抄录的或加注的引文，两个部分都插入了他自己对于情节、对话、人物以及主题的许多评论。他采用的版本是撒弥尔普特南的《堂吉诃德》英译本，一九四九年维京出版社出版，后来兰登书屋在现代书库丛书中重印。手稿里的参照页码几乎都是根据这个版本编写的（这个版本切不可与维京便携版节选本混淆，这是纳博科夫特别关照他的学生的）。不过，他指出，英国企鹅图书一九五○年出版的J. M.科恩的英译《堂吉诃德》平装本倒还差强人意。

纳博科夫用来编写笔记和讲稿的那一册普特南译本没有保存下来，但是他的企鹅版平装本由纳博科夫家人保存着。这册书的许多段落旁的空白处都有铅笔画的线，但是让人感到失望的是，书上只有一两个字的批注，如第一卷第九章的疑问胜利？失败？，又如第二部第三十章公爵主线开始。这一资料并不能明确地表示这册书是否真是纳博科夫的教学用书（他在讲稿里按照普特南版本页码标出的引文或许有误）：不过幸运的是由于这册书上全然没有评注，因此这件事本身也就无关紧要，对编者也毫无用处。

故事与解说部分本书编排时放在六个正式讲稿之后，它是纳博科夫原来给小说写的梗概，当时抄录下来并打字，其格式则是方便必要时查考。在纳博科夫采用编写故事与解说的手法彻底地熟悉了小说之后，他开始第一次尝试讲稿本身的积极准备。因此，这部手稿的存在表明他最初是构思过一个叙述方法，即是在胜利与失败这一主线的基础上来分析《堂吉诃德》的结构。这部手稿提供的依据进一步证实，关于这样一个讲稿的系列他曾经写下一个相当详细的初稿。

他在准备这一研究的时候，从原先已经打好字的故事与解说中抽出许多页内容，并且把事件先后次序作了相当大的改动以便与新的中心主线相一致。详述、扩充、更加具体的评论这些手写稿，与重新编排的打字稿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已经定下来的胜利与失败主线的讨论。只是到了后来，在这一稿完成之后，本书六个讲稿所包含的更加多样的主线题目才在他的想象中形成，这一结构上的考虑，既优于他原先按时间先后次序研究的笔记，也优于作为叙述出发点的单纯互相对立的胜利与失败。

而这六篇讲稿的定稿，即当时在课堂上用的、现在放在六个讲稿夹子里的讲稿，纳博科夫又曾经改写，加入了因为他需要这些材料从胜利与失败草稿中抽出的许多内容，以及又从故事与解说笔记原稿中抽出的材料，扩充了他的新讲稿。他删除了已经打好字但是不准备用的材料，然后把这些材料并入他的最后的手稿。第六章，论胜利与失败，后来根据新格式推倒重写。大约只有四十几页，即原故事与解说笔记的五分之一，单独放在一个夹子里，既没有用到草稿里，也没有用到最后的讲稿中。为了按照本书的需要重新编排原有的故事与解说的笔记，已经打好字的材料（可以根据页码来辨认）又从已经丢弃的胜利与失败草稿手稿中找回，手稿中的手抄部分因内容切合而加进讲稿，或插进故事与解说中。六篇讲稿的手稿中还部分地利用了另外一些内容以便重新使用那些已经打好字的材料，这些材料是纳博科夫在最后的手稿中插入他所需要的东西之后舍弃的。这个故事与解说的散落的内容于是就这样收集起来，与弃置的四十页左右未曾用过的原稿放在一起，便成了现在的故事与解说部分，整个内容仅少数几页残缺。

这一部分原稿的重新编排造成了评论与六篇讲稿前已引用的内容有一定程度的重复：这样的材料现在都已删去，因此，在故事与解说部分凡是涉及同样内容的地方，都是属于讲稿中的话题的扩充或者融合性质的。编者对材料作必要的编辑的时候，插进了许多的过渡段落，连接那些对纳博科夫来说仅仅是提示可能要加以详细阐述的引文；此外，许多引文都因其本身所具有的趣味而加以扩充，而且还新增了几条引文，以飨读者。为了弥补残缺的几页内容，编者插入了有限数量的故事梗概，以保持文章的连续性。

保存的手稿包括纳博科夫当初的六个讲稿夹子，每一个夹子装一个讲稿，其中偶尔还夹有几张散页笔记，应该认为是起初积累的背景材料。（这些笔记大多已经尽量用到讲稿正文里去了。）这一系列讲稿各篇篇幅有明显的差异，这一情况的存在，其部分原因是他在正文中画上警示的括号任意决定内容的取舍（因为纳博科夫对于宣读讲稿的时间安排是一丝不苟的）。此外，由于每一篇讲稿在课堂上所需时间的长短是相同的，因此讲稿张数的多少之所以变化很大，部分原因是他可能只是有限地使用（也许一页中只用几句话）最后定稿中要采用的最初编写的那些材料。除了从讲稿胜利与失败形式的初稿中抽出的打字稿散页之外，最后定稿的讲稿都是纳博科夫的手迹。当然，许多这些初稿的散页都是他在最初系统地研究这部小说时写下的原始摘要的打字稿。第一篇讲稿大约有二十页；第二篇三十页；第三篇篇幅增大到七十一页；第四篇缩短到二十九页；第五篇增加到三十一页；第六篇最后一稿，包括结束语，大约五十页。除了主要代表实际讲课的这些讲稿，整个研究资料还包括大约一百七十五页弃置的梗概、散页，以及一个讲稿夹子，内有十五页关于阿维兰尼达①的伪作《堂吉诃德第二卷》的非常粗略的笔记。

编辑中所遇到的问题随后发生转化，我们试图要极大程度地展示纳博科夫对于《堂吉诃德》的了解，连同他的评论，规模则要比他所局限的六个课堂讲稿强行规定的范围大得多。那些的确不需要的材料纳博科夫会在讲稿上面彻底删除，一点都无法辨认删除的是什么内容。但是他也有根据时间的许可与否，将课堂上可能会读或可能不会读的材料放在括号里的习惯，用去的时间分钟数常常会在空白处旁注里标明。此外，在使用他最初编写的故事与解说中的内容的时候，他可能会在因时间限制而不能采用，或者因为与当时他要讨论的问题缺乏联系而不能采用的材料上划一条斜杠。遇到这种情况，编者一概将这些标上括号的内容复原，因为这是原先抄录的材料的组成部分，通常都是相关的内容，而且假如课堂时间允许完全可能在课堂上讲解的。另外一些从散页打字稿中删去的材料也根据上下文插入，尤其是假如援引《堂吉诃德》会有所帮助；不过大多数这些弃置的材料已经放回到故事与解说部分，因为那是这些材料最初的来源。

纳博科夫通常都会把他要宣读的引文抄录下来，不过偶尔他也只是记下普特南译本的页码。倘若遇到后一种情形，人们也没有把握说，假如时间许可，他会不会打开书本读给学生听，或者会不会仅仅告诉学生书中的章节段落以便课后翻阅。（所有这些引文本书一一抄录）编者在处理这些引文的时候要求比较宽松，因为如若妥当，会把纳博科夫简短扼要的援引段落扩充，或是在正文中增添贴切的引文，或是在脚注里进一步阐述纳博科夫在讲稿中的论述。一般说来，除了详细的扩充内容之外，尤其是有括号内完全是他自己书写的文字为依据的扩充内容，讲稿遵循纳博科夫最后定稿的结构与次序。然而，第一章虽然采用现在这样的形式，绝不能说是拼凑的材料，但是与其他章节比较起来，结构上显得松散，它不但是根据原先的材料组合起来的，而且还包括了分散在各讲稿夹子里但又与讲稿夹中的内容不相协调的单页材料。

由于最后定稿的讲稿是以各个不同的主线为中心的，从而并没有以一种固定的时间先后次序来论述故事的情节，因此，故事与解说所起的作用便可以是按照塞万提斯小说的章节提出关于小说的连贯一致的看法，中间插入讲稿正文中所没有的纳博科夫的说明和分析。因此，这一部分必须被看作是本书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这不仅仅是为了要了解纳博科夫对于《堂吉诃德》作为一部艺术作品的整体看法，而且也是为了一个更为平常的目的，即提醒后世的读者想起在纳博科夫的讲稿中只是点到为止的这些故事情节。人们不妨希望本书的故事梗概不会影响还未读过《堂吉诃德》的读者，他们将受本讲稿的激励，继而作为世界伟大文学的新经验去阅读这部小说本身。

最后，书后简短附录《亚瑟王之死》和《高拉之阿玛迪斯》节选是纳博科夫用来准备油印然后分发给学生的打字稿，他的意图是要让学生熟悉一下主人公堂吉诃德阅读并竭力模仿的骑士小说的典型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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