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上海郊区建设的经验总结，选取了19个具有代表性的农村，总结了它们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道路上的实践过程，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反映了集体经济的活力与长处，代表了一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本书收录了九星村、新曹杨集团、杨王村、太平村、瀛东村、东方村、界龙村、联西村、北管村等的先进经验。

　　总结上海郊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经验，是在上海市委宣传部直接指导和支持下，作为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的一项工作进行的。开展这项工作有其深刻原因。
　　当历史进入2016年，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改革开放已经走过38个年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下，38年来我国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巨大的发展。同时，经过改革开放，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社会环境、人们的人生观也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是一个伟大与平凡并存、崇高与丑陋共生的年代。这既是一个追求个人利益被普遍化、发家致富时髦化、发财被看作成功标志的年代，也是一个仍然坚守理想和信念的共产党人用自己的努力不断奋斗的年代。和全国一样，在上海郊区就有这样一批共产党人，有这样一些党的基层组织，他们把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自己的理想，把坚持发展集体经济和发挥好村一级“统”的功能作为自己的信念，把实现乡亲们共同富裕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把建设好自己所在的乡村作为人生的大舞台，用他们的一生在书写着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上海郊区的实践。
　　在这个充满不同选择的时代，他们选择了一条忠诚于自己的理想信念、但也充满挑战与坎坷的道路。在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大转型的重大关头，他们以极大的勇气和智慧，带领乡亲们奋斗，在上海郊区这片土地上镌刻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几个灿然大字。本书中的这15个村，在整个上海郊区虽是少数，但他们走在时代的前列，代表着上海郊区的方向。
　　我曾在其中一些村调研，也深为这些村和这些带头人的不平凡经历和事迹所感动。总觉得作为理论工作者的我们，应该为这样一段历史留下记录。这既有利于历史经验的总结，找到其中具有普遍性的启示，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完善我们党的方针、政策服务，也是为了把上海郊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践中具有代表性的行政村和带头人所走的历程、事迹记录下来，教育后人。这个设想得到上海市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并作为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的一项工作得以实施。
　　虽然与工业和服务业相比，上海的农业所占比重不足为道，但在上海这个国际性大都市的郊区，同样有着农村、农业和农民这“三农”问题，面临着在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怎样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解决好“三农”问题的挑战与实践。它们既是上海，也是中国在这个历史阶段发展的一个侧面和缩影。如果要记录和研究上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实践，就不能没有上海郊区，就不能没有上海的农村、农业与农民，就不能没有在这个领域走在前面的这些先进村及其带头人。在上海市委宣传部的统一组织和各区委宣传部、各街镇和这些村的支持下，我们较为系统地对上海郊区这些走在前列的村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总结，来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在上海郊区的实践。
　　这些村的区位、条件、发展的方式各不相同，但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角度来看，有这样一些共同点：


　　一、 坚持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坚持“统分结合”
　　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选择的农业、农村发展道路。这三十多年的实践证明，在实行家庭承包之后，能否坚持好“统”的功能，已成为解决好“三农”问题的关键。本书中这些村，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坚持好了村的“统”的功能。而之所以能如此，根本性原因是这些村始终坚持着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以村级集体经济为基础，这些村能够按照党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关于城乡一体化的要求，充分发挥“统”的功能，全面地开展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大建设和党的建设，完成好上级政府交办的各项任务。因此，坚定不移地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坚持村级组织发挥好“统”的功能，是这些村的共同点，而坚持好“统”的基础，是坚持发展集体经济，也是这些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最为重要的内容。
　　从坚持发展集体经济的角度来看，上海郊区走过了一条曲折的路。改革开放之前，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上海郊区在工业化方面已经走在全国的前列。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就陆陆续续有一些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借上海郊区的地理优势、交通优势和上海有大量国有企业可以依靠的优势，从简单加工业开始搞社队企业，主要形式是“工农联营”，由工方提供技术、原材料、销路，农方提供土地、厂房、劳动力。社队企业的发展解决了上海郊区人多地少、发展空间有限的问题。
　　上海农村在1984年普遍实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同时，在“无工不富”的口号下，上海郊区的社队企业（后称为乡镇企业）也遍地开花。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浪潮汹涌而来，到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面临着外企、民企的冲击，纷纷陷入了困境。“工农联营”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绝大部分原来的社队企业经营不善，农方更是不掌握经营权，许多村因企业经营失败背了一身债。20世纪90年代，上海郊区的集体工业企业发展进入了低谷期，在这种条件下，集体经济的发展道路是否还要坚持？当时中央并无统一的政策。相当部分村通过对原来的社队企业改制，出让了土地厂房，转制为民营经济，导致失去了集体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资源。这是包括上海在内的许多省市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陷于困境的重要原因。
　　也有相当部分村在这个过程中或多或少保留了集体的土地和厂房，作为集体资源，这也成为以后在城镇化过程中，这些村保有集体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只有极少数村，比如我们可以在这本书中读到的新曹杨、九星村、杨王村、瀛东村等，仍然坚信只有坚持集体经济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共同富裕。他们仍然保留以集体的统一核算为大前提，统一经营与多种生产责任制与各子企业的分级核算相结合，有的继续搞工业化，有的转向第三产业，在市场经济的大风大浪中，克服种种困难，不断地发展壮大。而那些把集体非农用地保留下来的村，以集体的土地资源、厂房参与到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去，如嘉定区的联西村、太平村、北管村，金山区的东方村，宝山区的合建村，青浦区的郏一村，获得稳定的集体经济收入。即使有的村耕地都已承包到户，但在发展农业的过程中，也通过由村党支部带领农村搞产业转型与专业合作社，在发展农业的过程中，找到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道路。
　　从城市化的角度来看，上海郊区的一个村是否发展集体经济，也是能否发挥“统”的功能，组织农民平稳进入城市化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城市化迅速发展，城市的建成区面积迅速扩大。在城镇化的大潮中，土地开发的主体是政府。城镇的发展由政府来规划，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根据需要由政府来征用。政府再根据规划和土地的用途，把征来的土地通过不同的方式出让给使用方，而其中土地的差价也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土地被征用的农民虽得到补偿，但十分有限，最重要的是失去了赖以发展的根基。政府对被征地农民虽然也进行就业安置，但他们通常缺乏在第二、第三产业中的劳动技能，只能在城市里从事相对简单的劳动，收入也较低。随着国有企业改革，这些征地工中的相当部分又遭遇下岗。退休的、已接近退休年龄的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的标准也是最低的一种安排。各种调查显示，特别是早期在征地补偿、住房安置标准都不高的条件下，被征地农民就是户口进了城市，他们在融入城市方面还面临着许多困难，仍然生活在城市的底层。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民是否只有被动征地这样一条路？农民是否能够取得主动的发展权？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能否再一次把农民组织起来，依靠集体经济的力量，主动地适应市场经济化、融入城市化，走出一条使村民能够共同富裕、融入大上海发展的道路？这正是改革开放以来摆在上海郊区农村的道路选择。正如九星村的原党委书记吴恩福所说：“农民文化少、进入市场化时代的竞争力普遍不强，如果没有人把他们组织起来，靠着他们自己跑单帮，其命运就难免如浮萍缺乏根基，如大海中的一艘小木船，风雨飘摇中随时都会有倾覆的危险，所以只有靠培育和壮大集体的力量，才能为他们提供遮风挡雨的屏障，开拓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创造美好的生活和未来。”这个选择是指村级组织主动在城市化过程中承担起“统”的功能，同时也是这些村的艰苦创业过程。
　　20世纪90年代，从当时的嘉定县划入普陀区的长征镇新曹杨村，为了避免土地被政府征用而失去自己独立发展权的命运，大胆向银行贷款，由村集体取得本村土地使用权，从而确保了在城市化进程中自己开发自己土地的权利。闵行区九星村根据地处城市边缘的优势，在办工业失败之后，把村里集体使用的非农土地集中起来，办起全国著名的大市场，一举成为上海村级集体经济的领头羊。奉贤区杨王村20世纪90年代在社队企业经营失败、背了一身债的不利处境下，通过村自行创办工业园区，走上了翻身和壮大之路。这是上海市级规划认可的104个园区中，唯一由行政村创办的工业园区。他们把这种道路称为农民依靠集体经济的主动城市化。而像太平村、联西村、北管村、界龙村、东方村、合建村、郏一村通过经营、盘活保留下来的集体土地、厂房、资源，也是以一种主动的姿态，以集体经济为依托，参与到城市化的过程中去。
　　从农业现代化的维度来看，走集体经济道路也显示出它的优势。
　　从20世纪50年代起，上海郊区和全国农村一起走上了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化的集体经济的发展道路。改革开放以后，上海郊区也像全国一样普遍实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把耕地分给了农户耕种。实行家庭承包制有利于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但是，缺少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农户也有很多困难，一家一户的形式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浦东新区的棋杆村、塘北村，松江区的黄桥村通过把农民再组织起来，在党支部带领农民创办专业生产合作社的过程中，把集体经济也发展起来，不仅生产发展了，而且依靠村级集体经济，把所在的村建设好，使村民的服务与福利一步一步得到改善。而瀛东村从依靠集体的力量在长江滩涂围垦开始，搞养殖场起家，到后来再转向休闲旅游业，始终坚持集体所有、集体经营，依托集体经济不断发展。
　　在我们国家所实行的“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济体制”中，村级集体经济能起一种什么作用？为什么那么重要？
　　在“统分结合的经营体制”中，村级集体经济是对“统”的功能的保障。哪些是“统”的功能呢？按照原来农村体制改革中的设计，所谓“统”，就是指农业经营过程中一家一户的农户办不了、办不起来、办了也难以办好的事。从本书的案例中可以看到，这种“统”的功能首先是指经济发展中的统一经营或统一安排保障生产能够顺利进行的各项事宜。本书的这些村中，有的始终保持着由集体统一经营的生产方式；有的是由集体经营着村级集体土地、资源和资金；有的是在家庭承包制的基础上，由党支部带领村民合作化，在合作社中重新发挥统一经营的功能。其次，“统”的功能是指村内的道路、桥梁、安保设施等各项公共建设、保洁、保安、为村民提供的各种福利，包括对养老、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障政府规定上再作补充安排，对村民子女的奖学金，对困难户的帮扶，组织和支持村民搞各种文化活动等等，为村民迈向共同富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之外，随着国家公共服务体系、社会治理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建设，行政村所承担的功能内容又不断增加，成为在农村基层落实国家这三大体系的责任单位。这时，行政村就成为在农村基层反映国家意志，落实国家职能的代理机构或协助落实机构。在这个意义上，“统分结合”中的“统”，就是上代表国家在农村基层落实各项行政职能，下代表和组织农民，办好一家一户办不起来、办不好的事。行政村承担这种“统”的功能，就必然需要资源。农业税费改革之前，行政村有集体经济的靠集体经济收入，没有集体经济的靠向农民提取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作为办公经费、村干部报酬的来源。农村税费改革之后，行政村不再向农民提取经费，运转困难的改由国家财政转移支付来保障。据统计，2012年全国行政村的运转经费平均仅7万元，其中4.2万元要靠财政的转移支付。而看一下国家整个财政支出的结构，涉及“三农”的支出已占到整个财政支出的23%左右，表明尽管各级财政对行政村一级的投入越来越大，但行政村要发挥好“统”的功能，难以完全靠国家的财政投入来保障。
　　这样，有没有村级集体经济就成为村级组织能否承担“统”的功能的重要资源保障。到2014年，全国大约58.8万个行政村中，没有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的大约占50%，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5万元以下的村占30%，经营性收入在5万元以上的占20%。从这些数据来看，我们书中的这些村所创造的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经验是多么难能可贵。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按照“经济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的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十年时间过去了，到现在并没有形成可普及、可推广的路径，进展迟缓，原因之一就在于没有解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基础问题。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无法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经济基础，仅有经济功能的农民专业生产合作社也无法承担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功能。只有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才能与财政的投入一起，作为村里承担起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境建设功能的主要资源来源，行政村才能组织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归纳起来看，这些村坚持走发展集体经济的道路，就是坚信集体经济对建设好农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性，把集体经济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经济基础。在上海，这些村虽然为数不多，但为中国的农村、大城市的郊区怎样走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极为重要的示范。
　　这些村也用它们的实践进一步说明，我国农村所实行的“统分结合”的经营体制中，以村为单位进行“统”的功能的重要性。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村的实践，再一次证明了我们国家农村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基层政权的经济基础，作为我们国家社会治理体系、公共服务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基层落实的重要资源，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要资源来源之一，也是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村在怎样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作出了方向性的示范。


　　二、 整体工作中的先进性离不开农村党组织的建设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这样一句话对于形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农村基层党支部所起的作用是完全正确的。农村基层党的建设虽然年年讲，年年抓，但不少地方的农村基层组织缺乏凝聚力、缺乏号召力，先进性不足。这个核心的作用不能很好发挥，农村的各项工作就缺乏保障，各种问题就会发生，甚至影响到社会稳定。
　　一个村就是一个小社会，要向前进，就需要一个能带领方向的核心。更何况上海的绝大多数行政村在21世纪初都已进行过合并，已不再是原来的一个生产大队，一般为两个生产大队的规模。一个行政村的工作千头万绪，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境五大建设全部包括。行政村的工作又连着几百家村民和几千个外来务工经商的人员，有的村里往往还有大量的企业需要服务和监管，要能够把各方面的工作都搞好，非常不易。还要在这个基础上坚持和发展集体经济，更为不易。从本书中可以看到，这些村之所以能够在各项工作中创出先进，关键在于自觉地抓好党的建设。有了党组织这个核心，就有了战斗力、凝聚力，也可以调动起广大党员通过自己的先锋模范作用，为群众服务，带领群众共同奋斗。正因为如此，这些村都自觉地把党的建设作为所有工作的政治保证，下大力气抓好。
　　本书中所述的九星、新曹杨、杨王、界龙这几个村已经建立了村级党委，大部分也是总支。他们不仅有健全的党的组织，有规范的制度，关键是能够自觉地通过抓党的建设，使党委、总支、支部这一班人紧跟党中央、市委、区委的要求，自觉地为村民带好头、做好服务工作；能够团结和教育党员跟上时代，在村里起模范带头作用；能够凝聚村民，共同创业，共同富裕。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在村中落户和来沪人员在村中工作和生活，一些村级党组织还自觉地把这些来沪人员中的党员组织起来，参与到村党组织中，使党组织能够在驻村企业和来沪人员中很好地发挥作用，使这些离开家乡的党员在上海也能找到党组织，参加组织活动。


　　三、 一个好的集体，一个好的班子，一定离不开好的带头人
　　这些村的带头人是时代的先锋，他们的贡献不仅为所获得过的国家级、市级、区级的各种荣誉所证明，更重要的是深受乡亲们的信任和爱戴。他们的文化程度都不很高，但都是农村中的能人，心灵手巧，多谋善断，充满智慧，也善于与各式人等打交道、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与人民公社时期的带头人不同的是，除了吃苦耐劳、模范带头之外，这个时代集体经济的带头人还要舍弃发财致富这个诱惑。凭个人的能力，这些带头人要自己发家致富都不成问题。但是，他们没有追求小家庭的发财致富，而是质朴地坚守着自己的信仰，在是为小家庭还是为村集体奋斗的选择面前，毅然决然地担负起了带领全村人共同富裕的责任，挑起了一个村的发展重担。当一个村发展起来了后，固然也给这些带头人带来各种荣誉，但很少有人知道的是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他们听着无数的怨言、承受着无穷的压力，这种怨言和压力有的来自上级，有的来自村民，也有的来自自己的家庭。任劳任怨，是这些带头人共有的品格，而任怨比任劳要有更强大的内心、更宽阔的胸怀、更坚定的意志。回过头来看，这些带头人的舞台虽然只在一个村，但却演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一幕幕精彩的活剧。


　　四、 行政村的工作离不开村民自治
　　当1988年《村委会组织法》颁布时，许多村干部对于行政村作为“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要实行“村民自治”并不怎么理解。在农民嘴里，还习惯于把行政村叫“大队”，把“村民小组”叫“队”，即生产队。村干部们学会村民自治，不只是通过三年一次的村委会选举，更是在村的发展中，随着各种矛盾的积累而发生在村民与干部之间的冲突。正是这种冲突让村干部们懂得了村务公开的必要性，懂得了只有让村民知情、监督，才能取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学会了用村民自治的方式来发展农村基层的民主。太平村关于村民自治的故事，讲述着在村一级的农村基层如何从实践中学会实行民主，其实这种情况几乎每个村都遇到。如今，在乡镇政府的推动下，每个村委会的墙上无一例外地都挂着彩印的行政村的各项制度、村规民约，每个村也有村务公开的专栏。但是，从本书中的那些村里可以看到，这些心里装着群众的村党组织、村委会，通过不断创新的各种做法，在自觉地把村民自治作为实行党的群众路线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方式。


　　五、 抓精神文明建设
　　对于党中央提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要求，这些村的带头人有着自己的理解和独特的体会。一位村书记是这样告诉我为什么要下大力气抓精神文明建设的：“过去搞集体经济时，人的心是红的，眼睛是黑的。现在搞市场经济后，人很容易变成心是黑的，眼睛是红的。要坚持发展集体经济和村的共同富裕，怎么办？只有花力气搞精神文明建设。”因此，精神文明建设不只是“摆摆样子”，而是在组织群众的基础上还要教育群众，要引导群众向前看，在前进中统一他们的思想。这些村在精神文明建设上都有自己的特色。界龙村、杨王村首先倡导每家每户搞家训，把家训作为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重要方式。杨王村在此基础上搞起了村训、村歌，用来统一村民的思想、振奋精神。九星村、瀛东村也很快开展起用家训进行村民自我教育的活动。太平村、界龙村更办起了村民学校，让村民通过时事政治、文化知识、科学技术、健康保健、城市家庭生活方式的学习，提高自己的素质，提高生活质量。
　　有了集体经济的基础，这些村就能够建立和完善各种文化体育设施，在村民中组织起文体活动的团队，使村民在生活水平提高之后，能够有更为丰富的精神生活。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郊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已有三十多年的实践经验，所涵盖的内容更为丰富，更为多彩，也更为多元。本书所涉及的15个行政村只是先进代表。由于受种种条件的限制，还有一些值得记录、反映的村的事例没能在本书中得到反映，此外许多经验教训也没有得到系统的总结。我们希望本书作为一个开端，通过对上海郊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实践进行更全面的总结，能够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有助于完善我们党有关农村、农业、农民的政策，完善有关新型城市化的战略，完善有关城乡一体化的战略。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这项研究能够以今天的面貌呈现，得益于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支持，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季桂保、黄亚同志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上海郊区各区委宣传部、街镇宣传科给予了大力支持。最后要感谢参与本书撰写和提供素材与各种支持的单位和作者，他们是：九星村党委、杨王村党委、界龙村党委、太平村党总支，以及陈慧懿、杨飞鹏、周海春、管文飞、杨晓佶、黄佳妮、何大鹏、夏一梅、曹边防、王平、刘意扬、贾佳等同志。在这里也要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对本书出版付出的劳动。没有以上各方面同志的共同努力，要完成这项工作是难以想象的。本书中如果有不准确、不妥当的地方，则应由我负责，欢迎读者的批评指正。


　　周建明2016年5月于上海

       周建明，1952年2月出生，1992年在上海社会科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和安全问题，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台湾问题。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上海APEC研究中心主任、海峡两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序言1 
中国市场第一村的主动城市化之路——闵行区九星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1 
前进中的村级集体经济“航母”——上海新曹杨集团公司的发展历程19 
一个村办的市级工业园区——奉贤区杨王村的发展道路48 
在发展中学会村民自治——嘉定区太平村农村基层治理的探索与实践65 
在长江滩涂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崇明县瀛东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纪实82 
在城市化进程中走出一条民主治理新路——金山区东方村的实践97 
在工业化进程中两个文明共同建设——浦东新区界龙村的道路112 
凝聚一套班子抓住两个重心——嘉定区联西村30年发展纪实124 
发展集体经济，建设美好家园——嘉定区北管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143 
“让村民都过上幸福的好日子”——青浦区郏一村建设和谐富裕小康村的奋斗之路162 
合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宝山区合建村的实践176 
一个农业村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之路——青浦区万隆村的实践190 
发展集体经济，带领农民共同富裕——浦东新区棋杆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践202 
建设上海的社会主义美丽乡村——浦东新区塘北村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之路214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旧貌换新颜——松江区黄桥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纪实229

　　中国市场第一村的主动城市化之路——闵行区九星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中国几十万个村和亿万农民都面临着新的历史性选择。一个村的盛衰兴败，取决于村的领导班子，而在村的领导班子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班子的带头人。带头人对于道路、方向的把握，取决于他的境界与觉悟。带头人对于发展环境和机遇的把握，又取决于他的眼界与魄力。九星村从20世纪80年代作为一个当地的穷村，在带头人吴恩福和村班子的带领下，走上了“以市兴村、强村富民”之路，创办了中国最大的村办市场，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鲜活的案例。


　　上海市闵行区七宝镇九星村地处上海西南部，隶属于闵行区七宝镇，村域面积1.06平方公里，19个村民组、1185户、4600名村民。村党委下设6个直属党支部，归口领导“两新”组织九星市场党委，下设8个党支部，共计14个党支部、433名党员，其中在职党员60名、老龄党员101名、市场党员272名，市场经商务工人员大25000多人，年交易额280亿元。
　　一个20多年前在全国63万个行政村中既普普通通又默默无闻的贫困村，一跃成为上海郊区的全国文明村、首富村和中国十大名村。而这一切正是在全国劳动模范、中国十大杰出村官、九星村老书记、上海九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恩福带领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极大的勇气和智慧，开拓进取、攻坚克难，成功找到“以市兴村、强村富民”和“市场化实现自主城市化道路”来实现的。这不仅改变了一个村庄的传统面貌，也使村民的生活形态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这两种改变使九星从一个村变成市场，让村级集体经济持续发展；从村民变成股民，让广大村民群众持续增收，创造了中国市场第一村的奇迹！同时，还生动展示了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广阔前景，而且深刻昭示了新农村建设同我国快速城市化、工业化有机融合的内在规律。


　　一、 顶住压力，知难而上，在逆境中走出一条主动城市化之路
　　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九星村，从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村办企业一路走下来的集体经济发展之路，面临着绝境：
　　1994年，原来整个村所有的5009亩土地，在上海的城市发展中，不断被政府征用，最后只剩下了1307亩。农业的产值低，人均耕地又少，靠农业已难以让九星村民富起来。而且一旦政府再征地，九星人就可能失去仅有的土地。征地后虽然政府给予安置息劳，但失地农民要融入城市生活却面临着难以逾越的障碍：一是就业难，失地农民缺乏技能，只能被安置在简单劳动岗位，待遇低，一旦企业改制减员，首先是这些征地工下岗失业；二是保障低，政府对征地农民提供的保障标准往往起点低，标准低；三是融入城市的生活难，尽管有了城市户口，但失地农民与城市文化往往存在着难以跨越的隔阂。
　　事实上那时候的九星已经无路可走，适用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常规模式，都无助于改变九星村的面貌。首先，随着种植成本的不断提高，农产品价格严重背离成本的现象愈演愈烈，甚至一瓶矿泉水卖得比一斤油还贵，这就决定了农业的产业效益非常低，而且由于多次征地，九星村的农田基本上已被征完，剩下的都是仓库、厂房、宅基等用地，加上水利灌溉系统在内的农业设施都被破坏殆尽，已经失去复耕的可能性。作为传统的种植业地区，九星不得不放弃农业；其次，在市郊大部分村子以工业为发展选项的时候，九星村一无项目可以引进，二无资金可以运用，三无懂技术、会管理的人才，所以如果九星继续搞村办工业，即使不说是死路一条，也难免前途黯淡，亏多盈少；在这两种形式下，九星还有一条出路，那就是转让土地的使用权，让开发商来搞开发，这样做村里可以马上得到一大笔收入，可问题是做完这种“一锤子买卖”，村民今后的生活靠什么？所以，也不能干这种“吃子孙饭、断后代路”的事。因此，办市场成了九星唯一的选择。
　　1992年7月，九星村成立了九星实业公司，这标志着村企分开，也使九星的集体经济从纯农转向了多种经营。公司成立后，九星村在原有的农业、副业之外，大力开拓对外合作的渠道，联营办厂，搞仓储，在“无工不富”的年代里，九星村通过联营的方式办起了30多家企业。办联营企业留下的遗产是从两个方面给九星带来长远影响：一是打破了原来封闭的格局，使九星人认识到只有走出去才会有更大的天地；二是拓宽了眼界和思路，从更大的视野范围来看自身的价值，寻找更能体现自身价值的发展定位。这两点也决定了九星以后要走的道路。但是，在联营中，农方出土地、盖厂房、出劳力，工方出设备、出技术和负责销售。农方既不能参加经营，又不会计算产品的成本，也无法掌握产品的销售情况，通常是风险一肩担，盈利却见不到，甚至于有的企业还利用联营关系，拿农方的资产作为向银行的贷款抵押，一旦经营出现问题，坏账就落到了农方头上。为此，到1994年，九星村已背上了1780万元的债务。原来的路走不下去了。
　　在这个危难时刻，镇党委研究决定，由原担任工业大队长的吴恩福担任九星村党支部书记。摆在吴恩福和村领导班子面前的问题是如何还债，长远的是九星村要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的问题。这个新的领导班子根本没有像绝大多数的村那样，以出卖集体土地资产来偿还债务，让村民各自谋生，对坚持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没有任何动摇。
　　吴恩福曾回忆道：“1994年，在集体经济的发展面临巨大困难的时候，新一届村领导班子却在是否要坚持发展集体经济这个问题上，思想高度统一，毫不含糊。坦率地说，我们的这一信念并不完全源于理论上的认识有多深，而是更多的出自于我们自己身为农民的情感认知。”“农民文化少，进入市场化时代的竞争力普遍不强，如果没有人把他们组织起来，靠着他们自己跑单帮，其命运就难免如浮萍缺乏根基，如大海中的一艘小木船，风雨飘摇中随时都会有倾覆的危险，所以只有靠培育和壮大集体的力量，才能为他们提供遮风挡雨的屏障，开拓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创造美好的生活和未来。”应该说，是对全体村民的责任感，对集体经济和农民创造力的自信心，使九星村坚持了集体经济的道路。
　　吴恩福刚上任时，感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村里1700多万元的巨额债务，散了的人心要聚拢，村里的经济要振兴，要做的事情很多也很难，没有一项工作是轻松的。怎样当好这个村的书记呢？他当时的想法很简单，给自己定了两条标准：一是要让群众满意，做任何事情都要对得起九星的村民，对得起九星的子孙后代；二是要让领导放心，让组织放心，宁愿自己吃苦受累受委屈，也要千方百计把九星村朝着强村富民的路上领。
　　随后，吴恩福和村两委班子成员一起研究分析，九星村的土地经过多个单位征地，剩下的每个村民平均不足三分地，当时摆在九星人面前的出路有三条：一是继续发展村办企业，但由于缺乏技术、资金和人才的支撑，风险过大；二是保留传统特色发展农业，但地处大都市近郊这个特定的地理位置，意味着九星村在城市化浪潮中必然首当其冲，原有的农业设施所剩无几，特别是六七十年代的地下灌溉更是支离破碎，不可能再搞种植业；三是如当时在许多村常见的做法，出让土地引进房地产项目，获得眼前收益。九星处于大古美地区，是开发房地产的黄金地段，在房产开发这股潮流中，只要稍不留神，脚下的土地就会变成几个居民区。吴恩福清醒地认识到，这三条路都不可能走向富裕，这样的做法可能会带来一时的收益，但实际上是吃了子孙饭、断了后代路。当时吴恩福认定土地是集体经济发展的宝贵资源，是农民的命根子，无论是强村还是富民，都必须立足于仅剩的1307亩土地，寻找一种便于自主开发，自主管理，又有可能持续稳定地给村民带来财富的发展模式，让土地成为村民的致富之源。吴恩福和班子成员面对现实困难苦苦思索、苦苦寻求、苦苦探索。在区、镇两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抓住城市快速推进和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战略机遇，利用九星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毅然实施产业转型，把经济发展的重心转向第三产业，走上了“以市兴村、强村富民”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道路。
　　在这个关键时刻，村领导班子作出的抉择是：要改变的是集体经济的发展方式，而不是集体经济的发展道路，必须顺应市场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潮流，放弃农业、收缩工业、发展第三产业，用办市场的方法，发挥区位优势，对接城市的发展，扬长避短，走一条新的集体经济的发展道路。
　　回过头来看，九星村能取得今天的发展，关键是坚持了集体经济的发展道路，靠的就是集体经济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实力。在回顾九星村的发展历程时，老书记吴恩福深深感到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性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能够最大限度地优化资源配置，有条件办成很多农民个人办不了的事，将农民有效组织起来以集体的形式进入市场，共同发展。
　　二是能够依托集体经济的发展，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提高农民的幸福指数。
　　三是能够加强村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四是能够为村民解决就业，提供公共福利，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农村的和谐稳定。
　　在最困难的时候，吴恩福和九星村领导班子作出的坚定不移地走集体经济的发展道路的选择，决定了从20世纪90年代起，九星村走上了与上海以及全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不同的发展道路。


　　二、 用好土地，用好机遇，在实践中寻求市场化发展的新路径
　　对农民来说，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是土地。农民失去了土地，失去的不仅是生产资料，也等于失去了生存的根基和立足之地。九星村要找一条新的道路，首先也是要用好自己手里的土地，这也是未来的希望所在。为此，九星村对于非农建设用地的使用确立了“五个不搞”原则：不搞土地使用权转让；不搞土地批租；不搞房地产开发这类一次性收益项目；不搞风险较大的工贸联营企业；不搞占地较多的农民别墅居住用地。
　　在使用土地的方式上，九星村找到的新路是“退一，收二，进三”，即退出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收缩作为第二产业的工业，大力发展以服务业为标志的第三产业。相比劳动强度大、产出低的农业，服务业则单位土地面积产出高，投入产出比也高，相比投入大、技术要求高、收益比较慢的工业项目，服务业不需要多大的投入，运作较为简单，见效快。这正符合九星村自由资金匮乏，又急需收入的状况。而九星村所处的城乡接合部区位，恰恰又具有办市场的优势。
　　从1995年起，九星在退出农业、收缩工业的同时，腾出部分土地陆续兴办了停车场、养鸭场、农贸市场，并拓宽虹莘路建成了商业一条街。这“三场一路”标志着九星人穷则思变的创业梦开始付诸实施，跨出了创业的第一步。迅速形成了“外三产，内工业，铺天盖地门面房”的新格局，走上了把一个村办成大市场的发展道路。搞起市场之后，九星人仅用19个月还清了历年积欠的1780万元债务。在九星与东风村合并后，又用9个月的时间还清了合并进来的800多万元新债，到1997年九星的经济实力已从全镇倒数第二变为全镇第一。
　　1998年以后，九星村办市场进入了快速扩大市场规模，不断完善市场管理的阶段。全村留下的1307亩非农建设用地，陆续形成了占地面积达10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逾80万平方米，商业用房15000多间的市场规模，云集了全国8000多户商家，经营着95个大类、10多万种商品，成为全国最大的村办市场。围绕着“规范经营”和“诚信建设”，把市场经营的每一个环节都纳入制度化轨道，“九星市场”很快就建立起良好的声誉。现在，在九星市场内经营的国内外知名品牌有805个，经营各类知名品牌的商家有2539户，占经营户总数45%。
　　从2004年起，九星市场的发展从外延的方式转向集约。按照“上档次，提品位，创新意”的指导思想，九星村注重优化市场布局，实施“一区一品，各具规模，强强聚合，片片特色”的调整，大幅度提升市场的业态水准，完善和丰富了“一站式”购物的商品结构。
　　从2008年起，为打破土地瓶颈的制约，九星开始实施多元化发展战略，发展衍生产业，进行第二次创业，先后引入电子商务、物流、广告和旅游等行业，成立了九星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和九星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包括金融业在内的现代服务业正在成为未来九星村新的支柱产业。
　　市场的繁荣发展使九星村经济始终保持两位数增长，1998年至2014年的经济指标：农方可支配收入由2884万元增加到110097万元，增长了38倍；上缴税收由1145万元增加到41364万元，增长了36倍；净利润由1784万元增加到36154万元，增长了20倍，1307亩土地的平均亩产值达到84万元，收入突破11亿元，并创造了连续20年持续增长的业绩，位列中国经济百强村第五、中国名村影响力排行榜第五，曾经欠债1780万元的落后村蜕变成“中国市场第一村”。
　　从2003年起，九星村连续7年位居上海市综合实力百强村第一名，并相继被评为全国文明村、中国十大名村、中国十佳小康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中国经济十强村第五名、中国名村最具影响力十大品牌村、中国市场第一村。九星集团公司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还获得中国百佳创新示范企业、上海市三优企业等荣誉。2012年6月，九星市场被国家工商总局评为全国诚信示范市场，村党委自2001年以来一直被评为上海市五好村党组织，市场党委是上海市“两新”组织“五好”党组织和党建工作示范点。吴恩福也荣幸地受到了李源潮、俞正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和上海市劳动模范，并被授予中国十大村官、中国功勋村官、中国农村改革30周年功勋人物等称号。
　　当然，在九星村用好自己的土地，办大市场道路的过程中，并不那么一帆风顺。其中有的阻力就来自本村的村民。
　　对于要办市场，刚开始大部分村民不理解，也不支持。一部分村民认为还是应该走“无工不富”的道路，村办企业能为村民增加就业渠道，只要控制联营企业的负债风险，就可以获得比较稳定的收益，因此还是主张搞村办企业。还有一些村民强调“无农不稳”，认为农民还是应该种田，“农民不种田还做啥？”在这种重大的选择面前，特别是要去经营从来没有做过的产业，农民保守的思维总是一下子难以摆脱，他们总是容易受限于他们的已有经验和所熟悉的事物，对于要去尝试从未做过的事，而且要把以后的命运都押在这种选择上，难免会心中无底，缺乏勇气。
　　另一次是在九星村的市场办起来之后，村里和村民的收入改善了，部分村民提出要求村里统一盖“别墅”，改善住房。虽然这种“别墅”只是外观像，因无统一的设施配套，并不能像真的别墅一样舒适，但一些先富起来的村为村民所盖的“农民新村”，对村民有很大的诱惑。但是，九星村的土地有限，如果把仅有的土地用到改善村民的房子上去，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发展最宝贵的资源和机会。
　　还有一次是在1998年，有7个生产队的土地被政府全部征用，这些队的村民一夜之间就成了失地农民。他们根据市政府的政策，要求把生产队撤了，把所有的集体资产和征地款分掉，一了百了。这种做法虽然符合政策，但这样一分，村民拿到的只是一次性收入，结果不仅削弱了九星村的集体经济，而且对这些村民来说，“撤队”就意味着断了与村之间的脐带，失去了今后来自村集体的保障。
　　在这几次阻力和风波面前，九星村的干部靠的是自己的胆识与远见，靠的是为全村、为群众考虑问题的真心，最终说服了这些不同意见的村民，避免了这些短视的选择，使九星村能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通过办大市场，九星村在三个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1. 村级经济掌握了发展的主动权。利用集体的土地办市场，可以使九星村从有利于增强集体经济的实力，有利于维护和发展村民利益出发，进行自主发展。
　　2. 村民获得了充分的就业机会。随着市场规模的快速扩张，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村民只要肯干，就有工作，为农民适应城市化转型创造了条件。
　　3. 农民利益有了稳固的保障。随着九星市场不断发展，村民收入和享受的各种福利也在逐步增长。
　　十多年来，九星村没有花国家的任何投入，也没有引进外来资本，而是通过选好发展方向，经营好自己的土地，使村民成为市场的管理者和经营者，又把新的收入投入新的经济发展、公益事业和对失地农民的保障上，营造了一方的稳定与和谐，实现了九星村民的共同富裕。


　　三、 多想群众，少想自己，在拼搏与奉献中团结队伍造福百姓
　　按照专家的统计，在全国63.1万个行政村中，2013年大约只有15900个村的集体经济经营收入超过100万元，仅占2.6%。集体经济的纯收入超过亿元的，全国大约只有十来个。对于这些村有人总觉得不可复制，其经验没有普遍性，因为第一，它们不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村主流经济体制的产物；第二，认为他们的成功依赖某种特殊的条件，如区位、资源、政策等等；第三，讲得最多的，认为这些村之所以能发展，主要是依赖于一个能人。
　　在中国国情下，发展得好的村级经济确实往往有能人经济的现象。这是由于大多数农民教育水平低，思想观念偏保守，能力不强，有较强的从众心理。当富有开拓精神，又敢想敢干的能人出现，很容易得到群众的认同与拥护。但是作为村的集体经济能走多远，就不只取决于能人因素，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团队建设和制度建设。在吴恩福书记看来，一个村的发展，是不能把希望都寄托在一个能人身上的。一个能人再强，也不可能三头六臂，也总会有自己的局限性。九星的发展不是追求百米冲刺，而是要像马拉松那样持久地跑下去。这就必须依靠一群能人，能够一代一代地跑接力赛。九星村的经验一是抓村领导班子的队伍建设，二是抓村的制度建设。
　　“村官”在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干部群体。他们不属于国家的干部序列，不享有任何行政级别，也不掌握什么行政资源。村官的合法性来自村民的信任和上级的支持，来自对自己责任的履行。今天村官的责任何在？九星村的村官把带领群众致富看作最大的责任。在他们看来，农民要致富，很大程度上又并不完全取决于客观条件，而村干部的思路、魄力和他们所起的带头作用，往往是改变一个村庄面貌的决定性因素。这是因为对农民来说，村一级集体是他们最能依靠的组织，村干部则是和他们的利益相关最为紧密的人。一个能对村民负责的村干部，就可以带领大家走出贫困奔向富裕；反之一个对村民不负责任的村干部，就会置村民利益于不顾，或不思进取安于现状，或瞎干蛮干一事无成，更有甚者还背着村民倒卖土地中饱私囊。
　　维护好和发展好村民的利益，理所当然地是村干部的使命所系、职责所在，也是村民的希望所托、生活所盼。村官就是农民致富的带头人，农民利益的贴心人。说到底，无论面对压力，还是面对诱惑，无论是甘冒风险迎着困难上，还是沉得住气不为眼前利益所动，其实都取决于群众的利益在“村官”心里分量究竟有多重，取决于一个村官究竟是唯上还是唯实，究竟是为己还是为民的价值取向。
　　吴恩福书记上任后，　对村里的党员干部提出“三个过硬”的要求：一是思想政治素质过硬，待人要乐意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待己要廉洁奉公，甘于放弃自己的利益；二是工作作风要过硬，不讲套话、大话和假话而习惯说实话，不讲排场不重形式而重内容重实效，密切联系群众；三是工作本领过硬，要根据新的发展要求增强自己的学习和锻炼，要结合自己的职责掌握和运用各种新的技能，使自己的工作水平不断提高。“三个过硬”，也体现在对干部所要求的“对工作一丝不苟，对管理一身是胆，对自己一尘不染，对群众一往深情”上。这也成为九星村提拔干部的标准。正是这样一种干部标准，为九星打造出一支想干事、能干事、干得成事的干部队伍，在不同的岗位上发挥各自的作用，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形成合力，支撑着九星的各项事业。
　　2010年，上级批准九星村建立党委。九星村党委从一开始就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党委会工作制度，包括：《党委议事规则》规定党委议事原则、议事内容、议事形式、议事程序；《党委中心组学习制度》规定每月安排中心组学习；《村党支部书记例会制度》加强基层支部的建设；《党支部严格党内生活制度》规定党员大会、支委会、党小组会、党课进行的办法；《党员密切联系群众制度》规定党员联系群众的方式、内容和要求。在九星村，党的组织活动不仅保证了村内各项工作的进行，也成为队伍建设的保证。
　　九星村的另一条经验是注重制度建设。在村的发展中，既要使各项事业得到发展，又要防止腐败和浪费，并能让广大村民参与，受到他们的监督，九星村建立起三项制度：
　　1. 五本台账。自2008年起，九星村建立资产、土地、社会事业、综合治理和村民动迁五本台账。这五本台账涵盖了一个村的全部经济活动和村务事项，通过台账的形式记录在案，完整地把全村家底亮给群众，也便于监督和追责。
　　2. 五堂会审。在大发展期间，九星村的建设项目多，最多的时候全村大大小小有128个工程队在村里同时施工。怎样对基建项目进行监督，是发展中的一个大问题。九星村对基建项目设立工程招标、质量监理、材料摸价、验收结算、审计复核五个职责独立的工作小组，每项工程的每道环节都由村干部、财务、质监、验收、结算人员进行全过程“会审”，既在源头上防止了腐败，又在进程中控制了成本和质量。
　　3. 双向参会。在完成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后，九星村实现了村级组织和村集体经济的分离，以利于村级组织和村集体经济企业更好地开展工作。在村级组织与村集体经济分离后带来的新问题是，如何在新的条件下实现村务公开、企务公开，让村民和企业的持股者都可以进行监督。九星村建立的制度是在村民代表大会上让股东代表列席，进行双向交叉参会，体现出“村里的事让村民知道、让村民作主、让村民监督、让村民满意”的宗旨，把和群众有关的一切都放到阳光下运作。
　　九星村的这三项制度创造性地解决了在办市场、大发展中如何实现村民自治、村务公开、企务公开的问题，在保证了九星村顺利发展的同时，也创新了新的条件下的群众基层自治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