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笑侃相声圈 笑洒江南：我和我的师傅张永熙》：
师父在“文革”中的境遇，对他来说好比遭到了灭顶之灾。如同一个溺水者在大海中挣扎沉浮，他奋力寻求一切可以救命的漂浮物。这时，突然身边来了一艘豪华游艇，他不用思考毫不犹豫地登了上去。可是，这艘游艇并没有驶向他所憧憬的幸福的彼岸，而是绕了一圈儿，转个弯儿将他送进了洪泽湖！
放在今天看一看。师父这段错恋应归属于道德问题，并不属于法律规范的范畴。那为什么会有五年刑期的结果呢？问题出在师父与英子赴镇江殉情时寄出的两封信。
这件事儿说来话长。
南京市曲艺团成立于1958年秋天，团的班底是已活动三年之久的南京群鸣相声队，再加上社会上有名望的南京评话、苏北琴书、河南坠子演员，总共有一百余人，组建成南京市曲艺团。师父被任命为团长，市文化局派来一位行政干部任辅导员。
南京市曲艺团的主管单位是市文化局，依党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分工．宣传部门对文化单位负有指导的职责。这样，对曲艺团的各方面工作发表权威意见的领导单位分别来自党政两个方面，而有时部门之间或领导者个人之间的意见不尽相同，甚至相互矛盾。作为曲艺团的领导者面临此类情况时。如何审时度势、从容应对、闪转腾挪、进退有据，可是一门学问。师父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相声艺人，对江湖买卖、门里门外、说学逗唱、怪卖坏帅、使柳抹单、湍春犯块，那是应对自如，游刃有余。曲艺团里大多是艺人，江湖自有规矩，虽有各种各样的矛盾，但对师父来说也不难摆平。而作为新社会的文艺团体的一把手如何处理来自上上下下各方面的关系和意见，特别是牵涉到各个方面的人际关系和站队表态之类的事，他就懵懵懂懂、糊糊涂涂了。偏偏他又是个“大腕儿”，艺高人胆大，有恃无恐，说话办事时疏漏错失不在少数．时间一长．在领导的心中渐渐也有了看法。有一次，他在闲谈中说到上面一位女领导时．偏偏“调侃儿”称她为“苍果儿”（老年妇女），此话一出口，立马就有人向上汇报了。女人都忌惮别人说自己老，何况是当了官的女人呢？碍于师父当时的声望和名气，也不便发作，但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文革”后期，一些受到冲击的领导又逐渐回到领导岗位，但师父却失去了往日的光环，曲艺团解散了，团长的职务自然也被取消，被扣的工资也没有补发，合作多年的捧哏关立明被下放到工厂，演出没有搭档，孤零零一个人．被分配到南京市歌舞团，和一帮年轻的歌舞演员混在一起，无所事事。用他自已的话说，这是百花丛中栽了一棵大白菜，谁看了谁别扭。他表面上对这一切很顺从，没有一丝怨言，但在心中却是强压了一腔怒火，伺机爆发。
就在这时，师父出事了！
师娘得知师父和英子的事情后气愤之极，一气之下动手打了师父几十个耳光。谁知不但没将师父打回头，师父反而破罐子破摔，铁了心要和英子在一起。
英子说：“怎么办？咱们逃走吧，浪迹天涯。你教我说相声．我们可以到处去卖艺，把孩子养大。”
可是这个时候，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了，不像老年间可以随便去外地卖艺为生，没有介绍信，什么流浪艺人也活不下去。我说：“这行不通了．将来孩子也得吃苦，天下虽大，只怕没有你我容身之所。”
英子年轻冲动，立刻就说：“那我就死，我死了你就没事了，一了百了。”
我听了热血上涌，坚决地说：“我不会丢下你，要死咱们一起死！”
当时完全是被疯狂的感情左右了，只想着我不能辜负她。两个人海誓山盟之后，决定一块儿去跳扬子江。
决定之后，反而有一种决绝的冷静。我们俩商量着，还买了些绳子，准备两个人绑在一起，这样跳下去之后死了也不会分开，然后各自给家里写了一封绝笔书信，把身上的钱和粮票都随信寄回家去。眼看把身后事都安排清楚了，我们就启程去镇江。
我们挑选了镇江焦山作为人生的终点。焦山矗立于扬子江上．风景秀丽。不过那时候，我们并没有欣赏江景的情绪。天已经是深秋，江风凛冽．我们收集地上的青草，写成自己对人世的告别：“英子、张永熙，与世长辞。”（《张永熙自传》第174页，团结出版社）
师父不仅给家里写了绝笔书信，而且鬼使神差地还给文化局和歌舞团的领导也写了一封诀别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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