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之存在主义传统_戴卓萌，郝斌，刘锟_9787511721846

　　《俄罗斯文学之存在主义传统》基于俄罗斯宗教哲学思想与西方哲学思想，剖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存在主义创作实践，进而探究俄罗斯文学中的存在主义产生的根源及特点。作者对安德列耶夫、别雷、索洛古勃、勃留索夫、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蒲宁、纳博科夫、加兹达诺夫、什梅廖夫等作家和白银时代诗人作品中的存在主义特点予以承继角度的梳理和解读，归纳出20世纪上半叶俄罗斯文学中的存在主义的基本特征。同时通过将俄罗斯文学中的存在主义传统置于世界文化语境下的研究，揭示其在世界存在主义文学中的意义和地位。

　　有深度的开采有力度的挑战——写在《俄罗斯文学之存在主义传统》付梓之前

　　俄罗斯文学的存在主义传统——这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课题。

　　对于一般的俄罗斯文学爱好者来说，这显然是一种莫大的挑战：因为俄罗斯文学一向是以其丰厚的、多形态的现实主义——18世纪的启蒙现实主义，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20世纪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总之，不外乎现实主义——传统而名世。

　　对于以研读俄罗斯文学为职业的专业研究者的阅读体验，这也是一种不小的挑战：俄罗斯文学中有些作品确乎带有存在主义的色彩，譬如,《地下室手记》；譬如，《伊万?伊里奇之死》；譬如，《斩首的邀请》。俄罗斯文学史上有些作家的创作中确乎具有存在主义的因素，譬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譬如，索洛古勃；譬如，纳博科夫。通常在俄罗斯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的话语体系里，存在主义毕竟只是一种“色彩”或一些“因素”。

　　关键在于“传统”二字。传统可是有分量的：传统自有历史，传统还有变异。

　　俄罗斯文学也有存在主义传统吗？如果有，这一传统的奠基者、建构者、承继者是谁？这一传统的覆盖面有多大？这一传统是经由哪些人之手而得以发扬光大、更新拓展的呢？作为一种传统的俄罗斯存在主义文学，相对于别的国度的存在主义文学——譬如为更多的读者所熟悉的、由典型的存在主义作家萨特与加缪所建构的法国存在主义文学——它又有什么样的相通之处与不同个性呢？我有幸作为《俄罗斯文学之存在主义传统》书稿最早的读者，怀着这份好奇，带着这些追问，在本书三位作者的导引下，我进行了一次俄罗斯的存在主义文学之旅。

　　开卷有益。《俄罗斯文学之存在主义传统》以其对《地下室手记》问世以来至20世纪50年代这一百多年的俄罗斯文学史的深度开采，以其对具有“存在主义文学意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安德列耶夫、别雷、索洛古勃、勃留索夫、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蒲宁、纳博科夫、加兹达诺夫、什梅廖夫、格?伊万诺夫这13位名作家之大量精彩的小说、诗歌文本的思想主题、人物命运、形象内涵、情境构成、情节意蕴、细节语义的精细解读，穿越很大的时空，论据充分地重构出俄罗斯文学的存在主义传统；并以一般读者不太熟悉的格?伊万诺夫、索洛古勃的存在主义同已经为我们比较熟悉的萨特、加缪的存在主义之具体比较，来展现俄罗斯存在主义文学的艺术个性，论证俄罗斯文学的存在主义传统的历史合法性，论述存在主义文学的多形态性，佐证存在主义思想的全人类性。

　　俄罗斯文学之存在主义传统有深度的开采有力度的挑战

　　现在看来，本书作者已经十分出色地完成了这一相当艰巨的任务：从存在主义视角出发，对俄罗斯文学进行全方位的扫描和审视；为俄罗斯文学中的存在主义传统的全面解读和整体研究提供一个阶段性的平台和可诉诸的依据。

　　俄罗斯文学确乎也有其存在主义传统。这是对原本就丰富多彩的俄罗斯文学的深度开采。俄罗斯文学这颗枝繁叶茂的大树上不仅仅只有现实主义的丰硕果实。本书对俄罗斯文学的存在主义传统的梳理与重构，无疑会丰富我们对俄罗斯文学景观的认知；同时，也无疑会丰富我们对世界“存在主义文学”形态多样性的认知：世界存在主义文学的玫瑰园里，不仅仅只有法国存在主义文学一枝独秀，犹如当年我们确证了象征主义文学远非只是法国的专利。本书作者对俄罗斯存在主义文学的深度开采，令我十分欣慰：20世纪80年代，我曾经投入“俄罗斯象征主义文学”的开采。作为职业的俄罗斯文学研读者，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潜心于俄罗斯文学的深度开采，就是要致力于引领更多的俄罗斯文学爱好者深入神秘而诱人的白桦林，去采集这个遥远的北方国度文学百花园里的异果奇珍。

　　但凡是深度开采，自然需要开采者具备独到的眼光，独特的视界。

　　本书作者是何以完成对俄罗斯的存在主义文学之深度开采的呢？“存在主义”自有多种意涵，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的存在主义，也有作为一种哲学意识的存在主义。就“存在主义意识”而言，既有哲学中的存在主义意识，也有文学中的存在主义意识。本书作者们的入思路径则是“存在主义的文学意识”。作者们敏锐地看出，“文学意识”是一个可以综合所有文化领域并全面反映时代特征和人的世界观的范畴。借助于“文学意识”这一路径，本书作者们得以顺利进入俄罗斯文学中的存在主义传统这一很长时期处于若明若暗的状态其实蕴藏深厚的矿脉。

　　关键正是“存在主义的文学意识”。“存在主义的文学意识”这根红线贯穿于作者们对俄罗斯文学的存在主义传统的重构。作者们用“存在主义文学意识这一兼容了哲学和文艺思潮类型的概念”来诠释俄罗斯文学进程，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基于“存在主义的文学意识”，本书清晰地梳理出俄罗斯文学的存在主义传统的奠基者：19世纪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的“存在主义文学创作经验”建构了俄罗斯文学的存在主义传统。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存在主义文学的鼻祖，《地下室手记》是存在主义文学的开篇之作；几乎所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都渗透着关于存在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称之为存在主义问题。列夫?托尔斯泰的《伊万?伊里奇之死》中所展示的存在主义情境，在后来整整一个世纪中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人类。托尔斯泰已经预感到两次世界大战以来盛极一时的欧洲存在主义思想的萌动。托尔斯泰晚期作品中体现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反映了作家对人类幸福、痛苦、理性、爱情、生与死、灵魂与肉体等问题的思索，对俄罗斯文学乃至欧洲存在主义传统的形成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以其存在主义文学经验，对世界存在主义文学的形成起到了拓荒者的作用。

　　基于“存在主义的文学意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罗斯的普遍高涨，本书作者将其文本分析的重点投入到俄罗斯文学的“白银时代”，尤其投入到俄罗斯象征主义文学的探索上，令人信服地阐明了“用存在主义理念观照和诠释人与世界的本质，成为这一流派创作的典型特征”。

　　基于“存在主义的文学意识”，本书作者准确地看出，上个世纪最初20年里，俄罗斯文学中的存在主义关于人和世界的新观念的轮廓初显，最终在安德列耶夫、别雷、索洛古勃的文学创作与美学思想中得以定型。

　　基于“存在主义的文学意识”，本书作者精辟地写道：

　　“绝望而厌世”、“其文神秘幽深，自成一家”的安德列耶夫的创作体现了对俄罗斯和欧洲存在主义意识来说一种独特的类型模式——心理存在主义。

　　别雷以特有的方式确立了存在主义意识，通过对人这个小宇宙和大宇宙关系的研究揭示了本体论的人，从而在关于人向存在主义的突破方面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索洛古勃则为存在主义作家们从死亡中领会生存，从畏惧中领会自由，摆脱沉沦和被异化的境遇，从而揭示人的真正的存在，以恢复受社会和外部世界制约的人的个性的自由开启了先河。

　　在索洛古勃的艺术世界中，作为被造物，人同上帝相连。但作为生物，人又远离上帝，并且作为被造物，人有自我确证的权利。这样，人的生存犹如“魔鬼的秋千”，在存在与非存在之间荡来荡去。

　　索洛古勃把人生存的世界描述为一个“颠倒”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精神的因素服从于物质的因素，由此人物产生孤独和忧郁的心绪，产生被抛弃感，进而渴望获得内在的统一。在索洛古勃的小说中，受苦受难的灵魂的孤寂来自于世界的非存在，在那里物质的东西泯灭了一切有生命的因素，人不善于也无法对抗这个世界。因此，通往自由的唯一出路就在于消灭深渊，确立对立于魔鬼因素的“自我”和个性的意志，进而获得存在主义的生存意义。

　　茨维塔耶娃的作品以生命和死亡、自由与孤独、爱情和艺术、时代和祖国等为题材，被后人誉为不朽的、纪念碑式的诗篇。她的诗歌中的孤独情绪并非体现在社会、伦理的层面上，而是体现在存在主义的层面上：孤独根植于人的天性之中，它所反映的不仅仅是个性与社会的矛盾，还包括人的存在主义意识的显现。孤独同时也是个体进行深刻反思、自我意识觉醒并确定个人价值的必要条件。

　　在西欧以萨特、加缪为代表的存在主义作家经典作品诞生之前，存在主义意识已在俄国侨民作家和诗人们的创作中鲜明地体现出来。

　　俄罗斯文学中的存在主义意识在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纳博科夫的创作中达到顶峰。他因此成为俄罗斯存在主义文学中最深刻、细腻和最有才华的作家之一。

　　梦幻与现实、上帝与魔鬼、现实与记忆、生存与死亡、生活与游戏、“我”与“我的影子”、光明与黑暗、真理与谎言、俄罗斯与非俄罗斯，这些相互对立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并不断相互作用，进而构成了作家的两重世界。世界的实质就隐藏在游戏之中，与主人公共同处在两重世界的界限之上。

　　人的存在需要自我审视及通过他人的目光来认识自我这样一个过程。每一个人都是这个现实的造物，是由镜子反射出来的映像。纳博科夫的存在主义情境综合了各种精巧的设计，借此为读者打开了观察世界的不同视角。同时又佐以轻松的笔调、精湛的构思、非阴暗的存在主义和色彩斑斓的形而上的论述，建构出别具一格的存在主义情境。从形式和语调上看，它是游戏人生的。但从直面自我的人的存在和心灵深层的挖掘角度，它又是超存在主义的。特殊的情境决定了纳博科夫存在主义意识的独特性，纳博科夫的两重世界则在启迪读者理解现实生活。作家将世界一分为二，进而使我们感受其完整的奇妙！

　　索洛古勃把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形容为一层“坚固的霜”，一种转瞬即逝、虚假空无的存在。

　　索洛古勃的神话与加缪的神话在此遥相呼应：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犹如西叙福斯劳作。加缪试图通过西叙福斯神话建立起某种思想与价值体系，其结果是他像西叙福斯一样每一次把思想的巨石推往山顶，石头注定都要滚落下来，于是一切又从头开始。不仅如此，滚动的石头还裹挟着致命的危险。每一次石头滚落，都可能会碾压到推石头者本人。西叙福斯神话表明：从今以后，主宰人的将不再是神的意志和旨意，而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灭的多舛之宿命。在它的面前，人类的生活将失去一切价值，变成荒唐的西叙福斯劳作。

　　在索洛古勃和加缪的笔下，这一形象的比喻折射成全人类游戏人生的基本法则：人已经无法支配自己的生活与命运；人只是某种无形力量股掌之间的一只玩偶。加缪否定有作为某种统一因素、最高第一原则的神的存在，而索洛古勃则直接把上帝同最初就敌对于人类天性的魔鬼视为同一。

　　索洛古勃同萨特、加缪等存在主义作家在创作中将世界、上帝和人的相互关系的问题置于存在主义的框架中进行思考，在人的内心世界和唯一的“本我”中寻找着存在的根源。基于这一根源之上的富有创造力的个体与普遍的荒诞、绝望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本书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安德列耶夫、别雷、索洛古勃、茨维塔耶娃、纳博科夫这几位作家文本中的“存在主义文学意识”的精细解读，尤其到位。

　　也许是由于我多年前也曾浸润于这几位俄罗斯作家与诗人的文本世界，本书相关篇章的论述文字令我感到十分亲切。这些精致而犀利的解读，又一次将我带入这些作家与诗人精彩纷呈而令人扼腕的艺术世界，使我得以重温这些作家和诗人对世界与人的根本问题、对人的命运与人的使命、对存在的困境之执著的拷问，之凝重的思考，之深刻的探究。本书对蒲宁的杰作《幽暗的林间小径》之存在主义情境的描写、存在主义思绪的抒写、存在主义理念的表达，有精准而深切的把握，令人产生共鸣。

　　本书作者以“存在主义的文学意识”来统领全书，确有纲举目张之效。

　　继续以“存在主义的文学意识”为纲来深度开采俄罗斯文学，我们会看到，俄罗斯文学之存在主义一脉似乎还有一些有待继续开采的空间。本书所构建的俄罗斯文学之存在主义之链，似乎还可向前追溯与向后延展。

　　譬如，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出《地下室手记》之前，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1838~1940）是不是已然显露出“存在主义的文学意识”，毕巧林——那个“冷冰冰地观察着的头脑，悲戚戚地感受着的心灵”，那个高扬个性的自主自决，崇尚意志的绝对权力的“当代英雄”，作为一个已然拥有高度自觉的自我意识的现代个性，一个已然冷静地怀疑与分析并求索着的现代个性——有关人与人的命运、有关他自己的使命的一些思索，是不是已然体现出“存在主义的文学意识”？

　　譬如，在蒲宁的《幽暗的林间小径》面世之后，当代俄罗斯文学，甚至是苏联解体之后新俄罗斯的“后现实主义文学”是不是也有一些蕴含着“存在主义文学意识”的作家作品？在《地下人，或当代英雄》（1998）中，弗拉基米尔?马卡宁刻画出当代“地下人”。这种“地下人”是城市底层的代表，是当今俄罗斯新资本原始积累时代的乞丐。这种“地下人”有许多缺点和劣迹。他不接受过去的制度，但也与苏联解体后的新秩序格格不入。这种“地下人”不被社会承认，不受社会保护，以边缘性为自我选择的一种生存状态，不随波逐流，不趋炎附势，不见风使舵，不投机钻营，而是“坚定地知道自己的力量，像以前一样坚持自己，坚持自己的观点”的“当代英雄”。通过对这样的人物命运的描写，作品既对苏维埃时代人的命运加以反思，也对当代俄罗斯社会加以批判，同时更体现出作者对当代人的“自我”、对存在、对命运进行深入探索的旨趣。

　　当代俄罗斯“后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一个诗学类型，就是“存在主义的现实主义”。在这里，“后现实主义”作家们致力于寻找混沌乱象自我调节的奥秘，在本体论的混沌乱象内部来构建人的宇宙。在这里，“后现实主义”作品中的主人公深刻体验着“对意义的渴望”，从自身汲取意义，从个人对于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的认识之中来汲取意义。这样的主人公深刻体验到对世界秩序的个人责任感，坚韧不拔地从事着“西叙福斯式的”劳作，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那种精神不懈进取，在已然落到他的命运上的那一小块天地里耕耘不辍，自强不息。

　　俄罗斯“后现实主义”文学在其人生观与“意义观”上最为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对于“自由”、对于“意义”有新的体认。“自由”一向作为最高的精神价值而被推崇。“后现代主义”文学把文本的建构过程变成不屈从于任何东西之“自由意识”的成型过程。可是，在“后现实主义”中，绝对的自由已然受到质疑。被推向首位的乃是新的“意义观”——探索作为自由之不可或缺的条件，没有这一条件，自由就会蜕变为小摆设，蜕变为虚空之物，蜕变为那种“无法承受的存在之轻”。

　　在“后现实主义”者这里，人对整个存在的体认要以不自由为前提，甚至要以寻求某种依存性为前提。在他们的作品中，自由与意义这一问题获得悖论式的处理：只有充分而深刻地体验那种已然获得存在主义式考量的不自由，人才能在这充满灾变的、相对化的、混沌乱象的世界上挺得住。可见，直面现实，植根于现实，在“不自由的现实”之中超越现实而建构“有意义的现实”——这就是“后现实主义”者那种积极发挥正能量的处世态度。

　　就现实与人的关系而言，“后现实主义”的特征是：第一，它从不怀疑现实世界作为客观的实在，作为多种多样的情境之集合，在真实地存在着。拥有不同秩序而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在影响着人的命运的那些情境集合而成的现实世界，在真实地存在着。第二，它从不扯断同人的个性在具体维度上的关联。“后现实主义”恰恰是“经由人且也正是为了人”而试图去体认混沌，在其深层寻找支点：这是人可以以其为支撑的那种支点，这是可以成为人的唯一命运——总是在混沌的情境中沉浮起落的命运——的证明和意义之所在的那种支点。

　　以马卡宁的创作为代表的当今俄罗斯文学中“存在主义的现实主义”，或许也是“俄罗斯文学的存在主义”之链上的一环。当代俄罗斯“后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探索也在证明，俄罗斯文学的存在主义传统在延续，在拓展。

　　这些想法，或许可以作为对本书所构建的“俄罗斯文学之存在主义传统”的一点佐证，也是在本书所标举的以“存在主义的文学意识”来梳理俄罗斯文学这一视界的启发之下生发的一点观感。

　　《俄罗斯文学之存在主义传统》这部深思熟虑精心打磨的著作，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新知——从新的视界来勘探来开采我们自以为熟悉的俄罗斯文学，开采出俄罗斯文学的存在主义传统并对这一传统加以重构，而且还会启发我们思考——继续勘探继续开采俄罗斯文学的存在主义的矿床蕴藏。一部著作提供新知又启迪心智，这已证明它具备成功地完成其基本的使命的思想能量。在俄罗斯文学研读上有深度地开采而提供新知，有力度地挑战而启迪心智，正是本书基本的学术价值之所在，正是本书值得阅读的核心理据之所依。

　　这是一次有深度的开采。

　　这是一次有力度的挑战。

　　期待这样有深度的开采在当代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界不时出现。

　　期盼这样有力度的挑战在当代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界不断涌现。

　　周启超

　　甲午年五一劳动节?京郊一得居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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